“鲁艺”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教育与创作史上，“鲁艺”是一块时代的里程碑。它是1938年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联名发起创立，并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艺术院校。
　　1942年的10月，秋高气爽，五谷飘香，在这个金色的季节里，延安的天空却酝酿著一场寒流。整风运动出现了转向的端睨。最先感到刺骨的是知识份子，尤其是外来的知识份子。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延安知识份子最集中的单位之一，而且文学家、艺术家的神经是超常的敏感，他们已经感到不祥的阴云正在向著他们的头顶压来。毛泽东5月份在“鲁艺”讲话中新提出的“大鲁艺”和“小鲁迅”的讨论，此时，已经以许多学员、教师背著铺盖下农村、去工厂、入部队到工农兵群众生活的“大鲁艺”中而划了句号。鲁艺校园里开始了普遍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填写“小广播”表、社会关系本人思想历史的调查表，而且很快就进入到“选择典型，教育群众”的阶段。於是一批所谓“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同志”被揪出来示众了。文学系选择了章煌、毛勇；美术系选择了石泊夫、东方；戏剧系选择了迪之、田民；音乐系选择了肖松、杜矢甲；院部选择了朱堂、蔡光华。有了这样一批靶子，唐·吉珂德的长矛就不再对著风车乱戮一气了。各系都是有的故矢地召开了全系大会，由这些典型人物交待问题，然後让群众讨论。越讨论似乎问题越严重。於是又专门组织人员研究这些人的文章日记、平日言行。这一研究果然发现了新大陆，这些人似乎不是“半条心”的问题，而是“两条心”的问题。和王实味的问题一挂勾，就轻而易举地宣布他们政治生命的死刑。这在“鲁艺”的反奸反特运动中，强烈地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鲁艺”从此被搅得天昏地暗、鷄犬不宁。
　　这个结论的第一个效应就是“从思想上发现”敌人①这一命题的产生。传统的特务概念被这一命题彻底打破了，在人们的意识中，特务并不神秘，并不是打冷枪、偷文件才算特务，敌人已经派特务钻进了我们的文艺界，以文艺思想为武器来瓦解我们党。王实味就是一个例证，而各系挖出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典型更是活生生的例证。“鲁艺”的教职学员90％以上是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份子，岂能没有特务?像王实味写的那些文章，“鲁艺”不仅存在，而且严重泛滥。
　　於是文学系首先发难，晋驼的小说第一个被嗅出王实味的气味。散文作者方杰，诗人公木先後落难。晋驼的小说《时代的尾巴》、方杰的散文《萧王壁之死》、公木的诗歌《大围墙小围墙》，这三篇被认定为“反动文章”的代表作，都刊在《部队文艺》上，部队文艺的发刊词又是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吴奚如所撰写的。吴奚如是继王实味後，延安第二个遭难的文化人，审干运动一开始，在康生的指示下，他被以“逼供信”的手段打成了“叛徒”、“特务”，当时在延安很有影响。这下“鲁艺”的反奸反特首战告捷，战果辉煌，挖出了一个“以晋驼为第一面旗帜、方杰为第二面旗帜、公木为第三面旗帜”、《部队文艺》为阵地、“鹰社”为堡垒的“特务集团”。②
　　《部队文艺》、“鹰社”的领导人以及主要撰稿人统统被调到“鲁艺”集中审查。《部队文艺》是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一个综合文艺刊物，创刊於1941年12月。文研室主任公木(张松如)任主编，晋驼、朱子奇、方杰等负责编辑，军直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为该刊题名，共出三期，翌年4月终刊。“鹰社”也是军直文研室下属的一个文艺团体，成员约二三十人。其中有属部队范围的也有属地方各机关单位的，都是一帮文学爱好者与热心人。
　　在这批撰稿人中，有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医生。他就是和平医院的内科主任黄既。这位医治人们肉体创伤的白衣战士，对慰藉人们心灵的文学更是一往情深，异想天开地做起文学批评家的梦来，经常在延安的《文艺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一些文艺评论。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初试笔锋，就被莫名其妙地从手术台上弄到了那在他心目中是一片圣地的“鲁艺”校园里来，不是缪斯之神的召唤，而是作为“特嫌”，在这里接受了连续三天的大会围攻。他那几篇自鸣得意的小文章，给他赚来的不是声望与稿费，而是“汉奸”、“日特”两项骇人的大帽子。而给他戴上这两顶帽子的竟然是文学系的系主任何其芳。
　　何其芳不仅从作品中“研究”出黄既这样的“特务”，而且还替後来写出《八女投江》、《赵一曼》、《监丁儿》等有影响作品的颜一烟上台坦白过一回。据当时延大民族学院的学生塔拉回忆：
　　坦白会上的坦白对象，也有代替交待问题的。何其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次坦白会上就申明说，他是代替一位叫颜一烟的女士坦白的，说颜女士说话困难。他说颜女士是伪满洲国第一任驻日大使的女儿，所以是大汉奸的女儿。当时颜女士交出金镯子一对，还有别的金银等物品，但何其芳说，交出金子不如交出心。那麽她的心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注意听何其芳的介绍，但也未听明交出颗什么心。这次坦白会上颜女士出来和大家见了一面，看上去有四十岁左右，穿的衣服可能因多日未洗，脏得变了颜色。③
　　文人们都是舞文弄墨的，而语言的复杂性几乎与心理世界的复杂性等量。
　　迪之建国後曾担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延安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从这一大堆头衔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成就在杂技艺术方面，然而他的艺术生涯则始於戏剧活动。在延安时他的表演才能和编剧才能就已小有名气。正由於两技之长，才使他後来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时避免了不少皮肉之苦。
　　迪之上“鲁艺”戏剧音乐系前是西北青救三团的成员。一次，迪之正在台上演戏，台下突然传来一声喊叫：“咦!这不是‘青三团’的迪之吗?”那个人的嗓门也太大了，观众立即把注意力从台上转移到了这个人身上，他自知失态，羞得直往人堆里钻，台上的迪之也被喊愣了，仔细一看，原来喊他的是他在“青三团”的老同事。戏散场後，迪之特意找到那个同事，两个人又说又笑，非常亲热。万没想到，这一声喊就把他喊成了“特务”，遭受了三个月灾难，并被关到了保安处，站了两天三夜凳子。因为有人把那个“三”字往前调了一下，将“青三团”改成了“三青团”。而数月前，那位同事当著众多的观众喊了那麽一声，听见的人自然少不了，至於是“青三团”还是“三青团”，谁也没有存心记那麽准确，既然有人听到“三青团”，那大概就是“三青团”，所以证明迪之是“三青团”的人是很多的。这一字之差，加上他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的典型”，就顺理成章地做了“鲁艺”审干运动挖出的第一批特务。迪之不仅天生有耍杂技的才能，而且他的生活也充满了杂技般的传奇色彩。在保安处受审三个月後，延安掀起了秧歌运动，他很快由监下囚提升为座上宾，率领一支保安处的秧歌队，扭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并为保安处争得了荣誉。
　　从反自由主义转入反奸以来，“鲁艺”天天都在开群众大会，批斗那些“特嫌”和“有问题”的人。足足开了一个多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斗争终於有了突破性进展。美术系东方的防线第一个崩溃，他在大会上率先做了坦白报告，说他在延安画过地图，在陕北公学把门板抬到防空洞里，并造谣说要打游击，还偷过文件和吴溉之同志的照片。④
　　这种所谓的“特务活动”显然是有悖常理和缺乏逻辑的，但是当时人们已经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所以相信这就是货真价实的“特务”罪行。
　　公木写了首《崩溃》的诗，在描写黑闇王国的群魔之王时，写到了魔王头上装饰著几颗金星的细节，有人就硬说这是指红星，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党攻击革命。
　　有个叫王无的同志，每写一次自传，都要留一次底稿。这个鷄毛蒜皮的爱好也成了重大“特嫌”罪证。有人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地不怕麻烦?这说明他心中有鬼，而特务又都表面是人，背地是鬼。这一问，就把王无问到了“特嫌”的行列里了。
　　更有甚者，有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在自己住的屋里拉了一条绳子晒衣服，被另一位同志从门缝里看见了，认为这是在挂特务的联络暗号。
　　於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表现好的是长期埋伏，表现不好的当然是特务，历史上进步的是红旗政策，不进步的不成问题是特务”。⑤如此推论，除了承认自己是“特务”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拒不坦白者，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而且是“大特务”的铁证。所以“鲁艺”第一阶段的“反奸反特”运动，以1942年4月1日，18位拒不坦白的重大特嫌被关入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所属西北公学而宣告胜利结束。
　　“鲁艺”在坦白运动中富於戏剧性的还有安波一案。安波在审干运动开始时是积极份子，还担任著小组长，对抢救运动颇为卖力。有一天晚上，“鲁艺”篮球场上挂著汽油灯，全院的“抢救失足者”大会在这里召开。杜夏正在主席台上“坦白”自己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台下的人纷纷追问他：你的上级是谁?
　　安波是杜夏的同乡，而且是杜夏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也在台下大声喝道：杜夏，你坦白得不彻底!被逼急了的杜夏，看了安波一眼迟迟疑疑地说：我坦白了怕报复。
　　听了这话：安波拍著胸脯打起了保票：你尽管说，有我给你做主!
　　杜夏提高嗓门说：我的上级，就是你安波!
　　安波顿时愣住了，脸色惨白，说不出一句话。此时会场上却响起了一片“安波交待”的叫喊声。安波被喊醒了，他突然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喊：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没容他喊几声，几个背枪的人已过来扭住了他。他奋力挣扎，口里还拼命喊著：我是共产党员啊!
　　安波立即被押送出了会场，关了起来。就这样，他从一个积极份子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特务”。⑥
　　15岁即参加红军的音乐家刘炽，被戏剧音乐系的党政负责人分析成了“双料特务”：既是“复兴”，义是“CC”。而刘炽作为一个孩子，则压根儿不知道“复兴”、“CC”是何物。他被迫承认之後，还被奖励了一碗有肉的好菜，算是他当“特务”的惟一实惠。他的两个好朋友在他之前也被打成“特务”。於是，那两个人就被说成是他的“上司”。刘炽有些孩子气地问：既然他们是我的上司，为什么他们从来不给我分配任务?负责人答道：那是因为你还太小，要你长期埋伏。⑦
　　文学系一个教师的弟弟，被揭发成了“特务”，组织把他交给了哥哥，哥哥劝他，他仍然不承认。於是哥哥对弟弟又駡又打。组织上对这个教师说，规定不许用体罚、肉刑。这个教师说：我这是用家法。⑧
　　文学系还有一个教师，在大会上揭发了妻子，他说自己身边有不可靠的人，他的文件丢了，他怀疑是妻子偷的。於是，已怀孕的妻子被弄到枣园中央社会部关了起来。这个教师的妻子由於心情不好，在枣园生下了孩子以後，没有奶水。饥饿的婴孩不久便生病了，只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孩子埋了很长时间，这个教师的妻子只要一想起来，就边哭边说，这个孩子的脚长得像他爸爸。⑨
　　就是这个文学系的教师，还不止一次地用他当作手杖的木棍，敲打另一个被抢救者的脑壳。当被打者向他提出抗议时，他说：如果以後证明你不是特务，我向你赔礼道歉，你还可以打我。⑩
　　在这一阶段，“鲁艺”的校园里，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
　　石泊夫被打成“特务”并被关押起来之後，他的妻子高洛英极度悲愤，精神近於崩溃。在强大的压力下，他自己也坦白曾被捕叛党，并抓过周扬同志。随後她在夜里将所住的窑洞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然後在窑洞里点起火，她和三个女儿，都活活在浓烟中窒息而死。而且继高洛英之後，“鲁艺”又有两颗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葬身於涛涛延河之中。本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年轻学员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还大声地哭喊著“冤枉”，凄厉的声音廻荡在沟底。(11)
　　也有一些人自杀未成。如戏剧音乐系教师杜矢甲，跳进一口枯井之中，被人发现救了上来。还有的人虽未自杀，但因政治迫害，落下了终身疾病，如美术系教师陈铁耕。同样是自杀不成的胡征，曾和泪写了几首《感怀》诗，记下了他遭受巨大痛苦的感受：
　　坦白白坦坦白白，坦坦白白坦不白；
　　不坦不白白不了，坦白白坦坦黑白。
　　撕开肝胆全无用，不问忠肝一口嚼；
　　敲破头颅说不出，如何解决便如何。(12)
　　在“鲁艺”，很少有人能像教师陈铁耕、力群，学生侯唯动、张云芳那样坚强不屈，在种种的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坚持不屈服，不承认，不乱咬。陈铁耕面对无中生有的指控和残酷无情的批斗，无所畏惧地争辩、反驳，威武不屈地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力群在“车轮战术”的进攻和折磨下，始终坚持不欺骗组织，不欺骗自己，更不伤害别的同志，可贵地保持了精神的纯洁性；侯唯动一身正气，宁折不向，嬉笑怒駡，斥责得规劝者狼狈不堪。与众多蒙冤者一起关在桥儿沟後沟的张云芳，每次站出来开会，必穿一身干净、漂亮的衣服，微笑地怀抱著孩子，在一群蓬头垢面的“男囚犯”中，显示出坚强刚韧的女性的独特风采。
　　当张云芳被指控为“特务”时，她委屈地哭了，并对戏剧音乐系某负责人说：我17岁来延安，是不是特务，你还不知道吗?这个负责人说：这是你们这些特务、女特务惯用的手法，我们是不受迷惑的。听了这句话，张云芳马上擦乾了眼泪说：我的泪也不在你这种人的面前流!比起陈铁耕、张云芳这些人来，似乎骨头里缺钙的人更多一些。文学系的一个学生被抢救後，不但无中生有地承认自己是“特务”，而且信口开河地说，他的“任务”是“刺杀毛主席”。(13)
　　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文抗”的诗人李又然，在“鲁艺”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拒不承认自己是所谓“叛徒”、“特务”、“托派”。他正义凛然地宣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一生向往光明、追求革命!他的这种轻蔑对手的态度，激怒了批斗者们。几个人冲上前来，把他强行押出会场。在推搡拉拽的混乱中，李又然的假牙掉在地上。他呼喊著：我的牙!我的牙!会议主持者看到李又然的样子，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卑鄙无耻(齿)!(14)
　　1943年4月，“鲁艺”的体制做了重大的调整，被合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所属的一个学院。合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集中审查干部。延安大学的校部也搬到了“鲁艺”所在的桥儿沟。所以合并没有给教学带来新局面，而使审干反奸运动进入了一个“全面突破”(15)的新阶段。
　　4月11日，康生在大贬沟八路军大礼堂，亲自主持了延安审干动员大会，会上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特务如麻的思想。大会结束後，“鲁艺”的反奸反特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其突出的标志是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抓特务。这一下，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者有之；公报私仇、栽赃陷害者有之；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者亦有之。反奸反特成了群众运动，一切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都变得合理合法了，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怀疑。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吃饭要争先恐後地多吃、谁要吃得少，就会报告说此人有心事，可能是特嫌；睡觉也不敢翻身，更不能失眠，若是不小心翻个身还得向大家解释：“炕上怎么有蚊子”，以示不是自己睡不着，而是被蚊子咬醒了；沉默寡言的人也得装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人们生活的艰难程度，是平常所无法想象的。
　　在此阶段，“鲁艺”还首创了“规劝小组”的做法。即组织起群众中的积极份子，分别包干规劝审查对象，要他们向组织坦白，而且坦白以後，又可以马上成为“规劝小组”的成员，立即去规劝别人坦白。这种形式很快在延安以至整个边区推而广之，成为群众性反奸反特的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形式，(16)坦白後被纳入“规劝小组”的人，更是感激涕零，鞍前马後十分卖力，比之原来的知识份子，其积极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学系的思基就是因为“对待审查对象比过去的积极份子还凶恶十倍”而引起大家的普遍愤慨。黎风在坦白後规劝陈国华时，夜里，他在屋里打鼾，却让陈国华整夜地坐在门外“看月亮”。白平在规劝侯唯动时，竟恼羞成怒，动手痛打侯唯动。(17)
　　戏剧系对骆文的“抢救”则更表现出审查者的冷酷与野蛮。据骆文回忆：“在一个石窑洞里，审查者在炭火盆上燉著一瓦罐红枣，散发出西北土产的香味。但炭火的二氧化碳和他们喷出的烟气交杂，极其熏人。我抱著孩子。他们喝令我把孩子放在隔壁。我说：‘那里是冷屋子，小家夥会冻病的。’‘等著他冻成肺炎吧，活该。’我忍著无可奈何的痛苦把孩子送到冰窑的坑上。他们说：‘你们这些特务混在青年中，我们看几几乎乎没有进步青年了。’我说：‘谁是特务?’‘你，你就是许许多多中的一个。想赖?’我没有吭声。‘不吭声也算数。’‘你们不要再冤屈好人了。冤屈得够多了。’他们大言不惭地说：‘就把特务打个比方吧：站著看地上一个蚂蚁也没有；蹲下看满地都是蚂蚁。’‘这看法很不对。’‘这是康生说的，他说的话你敢说不对!’‘不对就是不对嘛。’‘中央领导指示：特务之多势所必然，你也敢反抗?’他们狂怒，巴掌掴到我脸上，‘滚!滚!’我从冷屋抱起孩子，在纷扬的雪花中回到自己的小屋。我洗掉流在我唇边的鼻血，但我没流一滴眼泪。”(18)5月18日，“鲁艺”还搞了三个小时突击运动以及延续下来的三天突击运动，用“车轮战”迫使审查对象坦白。这其间有25人不堪折磨，做了假坦白。
　　尽管如此，这一切和抢救运动比较起来，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7月15日，康生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延安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高潮的顶峰。
　　“鲁艺”抢救运动最突出的“成绩”是，挖出了五个特务系统，即二战区系统、民族系统、五战区系统、四川红旗党系统、文化特务系统。每个系统都在10人以上，并不要任何证据，只要有口供加上所谓的“表现不好，历史上有些疑点”的批语就可以定案，(19)於是审干积极份子挖空心思地逼口供，被审对象逼急了就乱供，供了就信，这样恶性循环，特务越来越多。被定为二战区系统的陈尧、岳琳一口气竟供出近百人。杜矢甲这位延安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像唱歌一样轻松地供出了几十人。对这些供出的人也要一一审查，仅杜矢甲所供一案，就使得教务长吕骥忙了近一年的时间。(20)美术系的郭钧也是因为一个人的口供，被抢救了很长时间。那口供说郭钧在四川加入遇“黄道”，“黄道”即复兴社。其实“黄道”是四川土语，是指一些名士派学生摆龙门阵的小团体，只要随便找个四川人一打听，真相就会大白，可当时人们轻信门供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连这麽点调查也想不起做。美术部部长江丰是个老党员、“鲁艺”的主要负责人，仅凭三个人的口供，就被打成特务。这个江丰毕竟是个老党员，骨头到底是硬些，拒不承认，拒不坦门，於是就被吊在了屋梁上。还有陈铁耕案、冯牧案等等都是这样被逼供诱供出来的。
　　延安的新文字干部学校1943年初与鲁艺一起并入延安大学，成为鲁艺下属的一个新文字研究班，由原新文字干校副校长王志匀任班主任。据当时班里的干部、建国後曾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李文辉回忆：
　　不久，在我们班里90多人就抓出了70多名特务，我也消沉下来，一眨眼的工夫，好端端的同志却成了“国民党奸细、特务”。方法是上面教下来的……一天晚上，我终於也被纳入规劝自首的行列。
　　我被几个人围在一个窑洞里，要我坦白是阎锡派到延安来的特务，我大吃一惊，怎么搞到我头上了?我要他们拿出证据，但他们反复劝我先承认了再说，承认了什么都好说，不承认就要送大牢。我反复讲我是怎样出来革命的，怎样找到党，但他们就是不听，还是像车转打转一样劝我认了，甚至说只要承认，马上有肉吃。就这样整整磨了一个晚上，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说服不了我。由於无结果，天亮队後就散了。
　　我此时方想到先前的坦白都是抗不住压力才承认下来的，其实都是假的，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到延安来。我马上去找王志匀主任，向他说昨夜一事，并说：“咱们班里坦白的特务我看都是假的，冤枉了自己的同志”。王志匀问“为什么”。?我回答他：“从昨晚上对我使用的方法我就知道，一个晚上不让睡觉，搞疲劳战，一个说法，一个办法，你熬不住就承认，如果我扛不住，你这会儿也见不到我了，所以我知道以前的也搞错了。”王志匀同志说：“我们没有要他们找你坦白，你不管他们，不再找你就是了。”他叮嘱我不要在下边乱说，上面有指标。(21)
　　当然“鲁艺”挖出的“特务”也不是全都凭口供，也有凭物证推演出来的。比如文学系的张潮在抢救运动时主动交上了一本画满稀奇古怪符号的本子，并坦白说道是一本特务密码，因此他被确定为“特务”。可後来甄别的结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来这是一本新文字速记。张潮之所以主动上交这个玩意，就是对当时轻信口供、特务如麻的气氛极端恐怖，所以就想出这么一招，争取主动，以取信於组织。
　　有个叫吴铭的女教师，抢救运动时，在她的住处搜出一枚复兴社证章。吴铭解释说，这是她从西安办事处拣来的。她在办事处时，有一个人整理东西时掉在地上，她捡起来还给那个人时，那个人又将这个证章转送给她。可审查她的人根本不相信这一解释，经过一番研究推演，便认定这是她特务身份的铁证。其实认真地想一下就可明白，再笨的特务，也不会把特务证章带在身上，到边区来搞破坏活动。
　　最合情理的推演恐怕要数美术系的杜夏、寄明两案了。早在1939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曾打来一个电报，称我们的内线曾在西安行营材料室里看到过杜夏的特务表册和照片。曾在南京调统室电台做过秘密工作的周叔亮揭发说他在南京时，曾看见寄明到调统室办公室上班。有这样的证据，这二位加入“鲁艺”庞大的“特务队”那是毫无疑问的了。可是後来的事实证明，就连这两个也不是特务(22)。1947年，胡宗南侵犯延安时，甄别平反後在延安大学工作的杜夏，舍不得学校的图书被毁，竟然背了一箱俄文书籍，随著延安大学的转战队伍，走遍了陕甘晋。
　　8月1日，吴伯箫、黑丁、马彬又来到“鲁艺”做现身说法的坦白报告。在这些“坦白明星”的引导下，“鲁艺”又有更多的人承认自己是“特务”。闻名延安的秧歌剧明星王大化就是在这个坦白报告会之後，坦白自己既是“CC”、“复兴”，又是“日本特务”、“托派”的。这场报告真可谓起了承前启後的特殊作用。它为“鲁艺”前期的“抢救”运动提出了合理的依据，又为後期做了具体的示范。
　　“鲁艺”在抢救运动中，除了前面那些办法外，还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惩罚方式：
　　一个是禁闭室。这是一所设在“鲁艺”院部的货真价实的监狱，凡是关进禁闭室的就是铁定的特务，而且都是顽固不化的大特务，对这些人自然不留情面。禁闭室里除了经常打人、吊人外，还有一种新奇的办法，就是在牢房里铲一个小小的圆圈，让“犯人”站在里面，不坦白就得日夜站在这个圈内，不能动一动。什么时候坦白了，什么时候出圈。
　　有一个叫林白都的孕妇和一个带婴儿的年轻母亲张元芹也被关在了禁闭室里，而且不准喝水，饭也不给吃饱。三天未给她们一口水喝，寒冬腊月，棉衣发下来了，看守的干部硬是压著不给她们穿。(23)。在这里受过“操练”的还有许多人，胡世显、侯唯动、王振宁竟被捆吊了一天一夜，直到延大秘书长宋侃夫发现了才被放下。
　　另一个就是“工农合”。“工农合”是工业农业合作社的简称。成立“工农合”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物资供应困难。当时延安的学校除了粮食被服由边区财政厅供给一部份外，其他的一切都要学校自己设法解决，所以，必须有一部份人专门从事生产活动。可到审干运动期间，“工农合”却成了“鲁艺”不折不扣的集中营。“工农合”成员90％以上都是所谓的“坦白份子”，他们承担著艰巨的生产任务，劳动是非常繁重的，时间也很长，可是和禁闭室不同，这里名义上还是自愿报名。“坦白份子”报名很是踊跃，因为到了这里就可以摆脱无休无止的批斗围攻，可以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忘却心灵上的痛苦。这种踊跃的背後，隐藏的是令人心酸的逃避。
　　由於长时期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群众终於感到疲惫不堪，开始进行消极的抵制。
　　抢救运动後期，斗争指向刘披云这个至今还未攻倒的“大头子”，企图再掀起一个高潮时，会场上标语贴了一大堆，党旗、毛泽东画像挂了好几天，群众却是不理不睬，听之任之。最後党旗和毛泽东画像不声不响地又被收回去了。此计不成，又来了一招，将李又然推到大会上，希望用公布材料的方式，迫使他的坦白。可是刚开了一阵，群众就不耐烦了，纷纷喊道：“将李又然捆下去!”领导无奈，只得草草收场。“鲁艺”绥米工作团出发时，在欢送会上，领导们又要杜矢甲再做一次坦白典型，号召大家坦白。会场上积极份子或不积极份子反应都是一样：漠然置之。深入开展运动的计划宣告流产，整个大哄大闹的抢救运动也从此在“鲁艺”销声匿迹了。(24)
　　从1943年12月到1945年10月，“鲁艺”开始了长达22个月的甄别工作，但有些人的问题还是被一直拖了下来。1946年3月12日，毛泽东曾亲自给审干期间蒙冤、但还未甄别平反的“鲁艺”文学系研究室的洪禹复信说：“不知道你的问题已获得解决否?如果尚未，请你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当面商量解决，我已把你的信转给安子文同志看去了。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25)
　　洪禹是“鲁艺”戏剧音乐系第二期学生，毕业後，他去了前方，提任晋东南“鲁艺”分校的文学系主任。1943年春，他又回到了延安，分配到“鲁艺”文学系研究室工作。在不久开始的抢救运动中，洪禹在某天深夜被人从被窝里抓走。进行隔离审查。审查者对他搞“车轮战”，进行逼供信，强迫他“坦白问题”。审查者还让两个所谓的“小特务”来和他对质。而当这两个人承认洪禹所说的他与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别无其他关系的客观事实之後，审查者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拍案训斥那两个人：为什么见了“特务小头子”就吓回去了?审查者还以党组织的代表自居，把洪禹过去在福建、广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说成是假的，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是伪装打进革命队伍的一种手段，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後，洪禹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於1946年1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洪禹的问题才得到解决。迄今为止，这是可见到的惟一一封由毛泽东亲自给在审干运动中被错打成“特务”的人申诉的回信。这封信感情诚挚。关怀深切，严於律己，读来的确让人感动。对於“鲁艺”那些满腹苦水和悲愤的受屈者来说，这也许是一种难以比拟的心灵慰藉吧。
　　①②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1945年10月，陕西档案馆藏档案。
　　③ 塔拉：《平凡的人生——塔拉革命回忆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④⑤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⑥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⑦⑧⑨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⑩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11) 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
　　(13)(14) 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
　　(15)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16)(17)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18) 王蒙、袁膺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20)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1) 李文辉：《回首沧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2)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3)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4) 《延大鲁艺三年来审干运动总结》。
　　(25) 滕纯：《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