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悉心研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他们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对这些经典著作理论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给予了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诠释和表达，由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并最终使这一理论成为了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中，他就曾以深邃的眼光，展现出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特、全面、系统的理论思考。完整解读《论修养》，对于准确把握刘少奇的党建思想以及党的理论建设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论修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积极响应
　　尽管马克思主义需要经过“中国化”这一思路，在五四运动之际就已经被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识，但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在历经了多次路线错误和血的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才从真正意义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并逐渐学会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非常有创建性地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的这一认识，触发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和积极响应，因为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样是刘少奇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在孜孜思考和探索着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刘少奇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党没能发动起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②。一个月后，他撰文指出“检查最近几年来领导抗日反蒋运动的经验，我们的主要弱点和错误，在于不善于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③。
　　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倾向的原因，也正在于“基本上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
　　1936年4月，刚刚开始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结合对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党的新路线”的积极宣传和贯彻，他明确指出“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也非常肯定地说：“只要我们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至于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④
　　尽管从1930年代早期就已经戴上了右倾的帽子，但是，1937年2月，刘少奇仍然坚持说：“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还是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做机会主义来批评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⑤。这是刘少奇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理性分析和深入思考后的正确认识，也是他对革命历史教训“一针见血”的把握。
　　1938年8月，刘少奇突出强调了党员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对于同志在任何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的错误，都不要放松，都必须深刻了解与注视一切同志思想上的发展，都必须用一切方法去纠正同志中一切的错误”，“要提倡学习和教育的口号，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⑥。这些，都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刘少奇立足革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开始了更加缜密的思考与深入的探索。
　　《论修养》诞生于1939年的七八月间，此时，距离毛泽东发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号召虽然已逾时半年多，而且李立三、张国焘等的错误路线已逐渐被广大党员所认识，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仍有一定的市场。为避免党内再次发生类似极端的错误，刘少奇认为无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需要一个很长的革命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⑧，都需要加强党性修养，以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革命觉悟。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既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又要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⑨《论修养》正是贯穿着这一思想，并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汇集了全党的思想智慧。例如：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论接人待物问题》，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稿，显然都为刘少奇明确提出“党性修养”的概念以及撰写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刘少奇凭借自己坚实的马列主义素养、丰富的革命实践以及对党的建设的长期思考，他深刻地认识到要解决好党内“各种各色的思想意识”，使“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加入我们党的人)”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从加强党员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锻炼开始。为此，在《论修养》中，刘少奇首先把立论的基础定位在“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改造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论带有多少“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也不论革命实践如何短浅，只要下功夫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就完全能够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⑩。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看出，《论修养》既是刘少奇立足实际、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的一贯思想的延续和全面汇总，同时，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贯彻。
　　二、《论修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解读
　　在《论修养》的篇首，刘少奇对共产党员的性质及其使命任务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既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也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刘少奇结合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围绕修养问题重点阐明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党员修养的核心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每个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标准，也是衡量每个党员是否具备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根本标准。刘少奇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个人的利益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11)
　　“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12)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不仅是一种理想，同时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那种将共产主义社会看作可以“一蹴而就”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党员如果能够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准绳，就能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中国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献身。唯如此，我们党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从而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共产党员修养的落脚点是确立无产阶级立场。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3)列宁在此明确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党性的关系。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处理任何问题、分析任何事变，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刘少奇在《论修养》中说，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并且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因此沾染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尽管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14)，但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因此为了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并且坚持不懈，一刻都不能停止。
　　刘少奇认为，只有彻底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不可能的。(15)“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并且要了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阶级利益。”(16)他告诫广大党员，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进行的事业取得胜利和成功以后，很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17)。
　　第三，共产党员修养的有效方法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刘少奇后来曾经指出：“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理论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18)
　　在《论修养》中，刘少奇强调：我们不要满足于只做一名够格的党员，而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力求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马列主义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关键在于马克思、列宁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刘少奇引用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话，他说：马克思、列宁是在亲身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用热爱人民、忠诚事业的品质批判继承人类文化一切优秀遗产而进行理论创造的。并且，他们坚持理论联系，把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用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来检验、丰富和发展理论，从不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我们的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那末，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有可能的。”(19)他指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只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句，要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其精神和实质，而后再身体力行，活泼地指导一切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自己，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善于总结经验，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
　　第四，共产党员修养的最好课堂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刘少奇认为，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他认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20)。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工作风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而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高深一些的理论，不是为了将来好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于人，而是“为了用才去学习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才去学习的”(21)。
　　共产党员的修养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革命的实践，“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这“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22)。以往任何剥削阶级都是离开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实践而进行修养，修养的主要方式是“闭门思过”，而共产党员的修养则要求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并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总结实践的经验，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不应该使二者分隔开来。
　　三、《论修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深化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推进方面，刘少奇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后，他强调说，毛泽东思想虽然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水平，但它仍“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3)，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从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理解来看，刘少奇的认识无疑是深刻而且极具前瞻性的。其实，单单从他对于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方面考量，足可见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推进与深化是持久和不间断的。
　　第一，关注本质，对思想建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的一大创造和突出特点。着重从思想上建设，使党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就必然要求作为党的肌体细胞的党员个体保持先进性。在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大量论述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分量也最重。1928年12月，在《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一文中，他曾提出：“党应用许多办法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意识，党员的政治意识提高了，然后才不会集中注意力到党内的纠纷和个人意气感情的问题上来，而能集中到政治问题上来。”集中到政治问题上，就是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上。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24)他反复论述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党的事业的关系，强调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只有掌握这个武器，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党的事业的胜利。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就提出要将党内思想教育列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坚决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的要求。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系统论述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这一崭新的概念，指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25)这表明，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面对党员人数的急速增长，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探索从思想上建党的方法已经刻不容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修养》的产生确实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它显然是刘少奇党建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第二，积极实践，对党建规律的不断探索和拓展。刘少奇高度重视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探索与实践，并从很早就关注到了党员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1923年，为了在全国革命逆转的形势下巩固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力量，他提出要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党、团基础的重要思想，并于这一年的冬天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党校。1928年3月，刘少奇在领导顺直省委党的工作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去战胜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建设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26)。
　　刘少奇在党内率先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提请中央要制定党规和党法，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三个“决定”。这些“决定”的通过，成为当时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
　　1938年底，刘少奇调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在中原局豫西渑池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他宣传六中全会的精神，并以“论共产党员修养”和“中共党史”为题作了专题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刘少奇以毛泽东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号召为指导，初步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内容、党的组织对党员的要求和原则。1939年7月8日，应张闻天的邀请，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从共产党员的修养重要性入手，向全体师生演讲了自己多年来对党的建设问题的思考，并受到了热烈欢迎。显然，这是对刘少奇长期以来坚持立足实际，关注现实问题，不断积累、丰富党建理论的高度认可和全面回报。
　　第三，突出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阐释。长期革命的实践中，刘少奇对立足本国现实情况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积极响应毛泽东“中国化”的号召，在《论修养》中，不仅高度肯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全文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吸取了传统文化中许多有益的材料，甚至连“修养”一词，也直接取自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书中还大量应用了中国历史上“先贤”和“名士”的名言、警句，把先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又似乎根植于他们血脉深处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进行了阐释和表达。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要加强思想修养，就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他首先强调“人人皆可以尧舜”，接着又说，我们要“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同时，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充实、丰富和发展。总之，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27)
　　《论修养》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共产党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实际需要出发，独辟蹊径，把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党性锻炼当作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把党性理论深入到道德层面，从党员个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党员自身的“修养”来规定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进对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这部著作巧妙地借用了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符号，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理论，不仅有效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与时俱进，对党性修养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早在1900年前后，列宁就已经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28)。
　　1939年11月，《论修养》第一个单行本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与发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一部不朽著作的诞生。但是，刘少奇并没有就此停顿下来，而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并结合对党员修养问题的深入思考，对其不断进行着修改和完善。
　　1949年8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为了促使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政治和思想上的清醒，刘少奇亲自校订并重新出版了《论修养》。他自己后来讲，这次修订是“为了减少错误”，同时，“由于此文写的太长，有些地方很不好读，意思也不明显，并且有些重复，故在中间删去几段，并将最后一段删去”。其实，这次修订中，除了技术性、结构性、文字性的修改外，还有许多内容上的新变化。
　　1962年，为了推动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失误的深入思考，中央决定重新出版《论修养》，刘少奇根据新的变化不仅认真听取了很多党员和干部的意见，而且数易其稿，除了一些文字性修改和结构性调整外，在内容上也做了许多新的修改。他强调此次修改，是“要使党员能够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不懈地战斗，就必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不同任务，提出不同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例如：在讲到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时，新版增加了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还要长期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造和思想文化改造”，“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文化和社会道德”。这样表述，使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更加符合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自成书以来，刘少奇根据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对《论修养》所进行的多次大幅度修订，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党员修养问题不间断的深入思考，折射出了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立足实际并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贵精神，也映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坎坷与艰辛。
　　在《论修养》这部光辉著作中，刘少奇通过从思想上建党进而才能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个客观规律出发，以每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的实践中所必须首当解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等问题入手，从党性修养的理论层面统一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进而使这一理论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切实的实际工作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紧密统一起来，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目标、方法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管理处处长、教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29日。
　　③刘少奇：《抗日反蒋与广泛的统一战线》，《斗争》1935年12月12日。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的信》，1937年2月20日。
　　⑦《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⑩《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13)《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1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1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1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1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2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330页。
　　(25)毛泽东：《论新阶段》，拂晓出版社1942年版，第92页。
　　(26)刘少奇：《出路》，1928年11月7日。
　　(2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28)《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