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延安精神充盈着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延伸。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延安精神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吸收决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即使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不是简单地重复照搬，而是运用马列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实践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深刻地改造，使其从内容到形式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共产党人培养延安精神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养料的源泉，而且也是清理、鉴别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并使之升华的科学指南。马列主义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有机结合乃是延安精神形成的最大特点。由此使延安精神名符其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优良思想作风的凝结，它以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信念为灵魂，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为基础，以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为支柱，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洋溢着共产党人抱定理想和主义，矢志不渝，忘我奋斗的高风亮节，展示了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
　　中国共产党人改造民族优良传统用以铸造延安精神，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取代传统文化的“道义”、“理想”，构造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追求“大同”理想社会，向往光明，执著“道义”，为此不惜个人身家性命，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一大优良品质，在这方面，他们苦苦求索，提出许多思想和方案，从春秋战国时孔孟讲“仁政”、“清治”、“天下为公”，直到近世康有为作《大同书》，这股思想潜流绵绵不断。但是，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先贤们关于理想、道义的种种说教有很大缺陷。他们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实质不过是一种封建统治者的和谐“礼治”，即使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充其量也是一种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在实现“理想”的手段途径上，他们或寄希望于封建君主“良知”发现，或指望“明君贤主”如尧舜禹者临世，最终只能陷于空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通过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分析，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最低纲领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由此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使传统文化中的抽象的“理想”、“道义”有了新的科学内容，与此同时，合理吸取了先贤们抱定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奋斗精神。党以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党员和群众，牢固树立起为党的纲领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为延安精神构筑了灵魂。
　　第二，赋予实事求是、知行统一、修养身心理论以崭新的意义。实事求是、知行统一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它对于激励人们求真务实、经邦建业及提高道德人格有重要的作用和进步意义。但如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有缺陷一样，古人所讲实事求是，本质上是偏狭而空洞的，尤其是他们所提知行统一，“吾日三省吾身”，修养身心，一是重道德人格培养，而轻知识系统，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运用；二是多陷于闭门造车，空谈居多；是“修齐治平”的功利化倾向十分显著，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延安时期，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南，对这些思想做了新的解释和借鉴运用。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②他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为党树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要求共产党员要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培养高尚的品格意志，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增强党性。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还专门结合革命斗争实践，对党员改造思想，磨练革命意志品格的重要性和方法途径做了系统论述，既摒弃了古人修养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其中的精华，使实事求是，知行统一，修养身心等传统思想命题有了崭新的革命的意义，构成延安精神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三，合理借鉴和吸收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反映了仁人贤士对民众生计的关注和对人民大众力量的一定认识，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总的看来，古人讲重民、恤民，“民为邦本”，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驭民”，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剥削统治长治久安。由于剥削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同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相冲突，使他们不可能将“民为邦本”、“重民爱民”的思想付诸实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南，正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变革发展的主导力量。党的事业乃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个革命要胜利也必须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为此，共产党人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支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洋溢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芒，也升华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它是我们党能够战胜重重艰难，夺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构成了延安精神的重要支柱。
　　第四，在继承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剔除了其中糟粕，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鼓舞着炎黄子孙以天下为己任，同内外黑暗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古典爱国主义也存在不少糟粕成分，最明显的两点：一是往往同忠君联系在一起。讲到爱国，则以忠诚于封建君主为前提，由于封建君主本质上属残民以逞的专制统治最高代表，忠君事实上是一种“愚忠”。它同爱国从根本上说无法统一，偏执于此，往往不是演出王鼎尸谏之类的惨剧，就是委屈求全，失却民族大义；二是古典爱国主义囿于阶级和时代局限，多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讲爱国则有夷夏之辨的观念，以华夏民族优越自居，视周边少数民族为*(左犭右蛮)*(左犭右夷)狨狭、荒蛮未化之属云云。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学说为指导，摒弃了这些落后保守的思想。明确提出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反对独裁统治，追求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幸福；反对外来侵略和投降卖国，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联合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才有中华民族的光明熙运。特别是我们党高举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大旗，正确分析当时国内矛盾变化实际，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发起国共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根基。对传统爱国主义的升华不仅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她得以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
　　第五，赋予崇尚气节、正道直行、艰苦奋斗等传统美德以崭新意义，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十分重视道义节操，视之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条件，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正义所至，万死不辞”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但如同古人心目中的道义本质上缺乏科学真理性一样，他们固守的气节也只能是封建落后的气节。而且其中也夹杂着把重义轻利推向极端化及封闭僵化保守自负等偏颇和缺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吸收了传统文化讲气节、重道义，为了理想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把气节道义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不贰，强调为了无产阶级的正义事业，革命者必须无私无畏，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面临逆境艰险，不胆怯、不后退、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由此形成了延安精神有关坚持革命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鲜明内容。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