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广丰县建立了外围组织——信江解放社。它的领导人(总干事)俞百巍于9月到上海，在东南医学院的宿舍里找到我，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我就迅速地收拾起准备考试复习的课本和笔记，穿好外衣和他一起漫步到校外。我们采取聊天的方式，在小街上边走边谈，交换情况。他兴奋地告诉我，他通过香港的党员关系，已在南京接上了江西地下党的关系。党对信江解放社的创建和活动充分肯定，进行了表扬，从今以后由江西地下党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现在决定将这个信江解放社设在上海的联络站，改建成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还派来一位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同志，在上海约你谈话，领导你开展工作，今天你回去后，设法避开众人，写个自传，将入党志愿和1940年那次入党、脱党的情况写清楚，明天来取。
　　第二天，我将“自传”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百巍。又过了两天，百巍含笑点头约我到复兴公园去与来人见面。我抑制着欣喜若狂的心情准时前往，出于我意料的是见面之处并没有选择在林荫深处，而是在公园里游人颇多的大路旁，百巍淡淡地介绍我与杨健(即甘群光)见面，我们象普通朋友见面似的点点头，握握手。百巍说：“这位就是老杨；他就是汤。你们谈谈吧!”说完，他径自走开了。
　　杨亲切地告诉我：“百巍已经将你的情况向党组织详细作了汇报，又审查了你写的入党申请自传，组织决定吸收你重新入党。这是由于目前条件所限，一时无法查清你们1940年的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不能恢复原来的组织关系，因此只能重新入党。你被迫失去组织关系后，长期坚持斗争，积极寻找组织，意志坚定，组织上批准你这次入党，不要候补期为正式党员。”这次，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杨健、俞百巍，我加入地下党的化名是田有圭，以至我的三个女儿至今仍姓田。
　　我们在公园内边走边谈，一群骄横跋扈的外国水手吹着口哨，搂着坦胸露肩的妖艳女人醉醺醺嬉笑打闹而过，同胞们敢怒不敢言。杨健严肃而又轻轻地告诉我：“老汤!要记住，今天我们‘谈话’的这个复兴公园，就是抗日战争前，大门上高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法国公园，毋忘国耻啊!”老杨紧握我的手。
　　杨健在快出公园时，悄悄地给我一本只有三指宽的用报纸裹起的秘密小册子。他说：“这是党内文件，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守则》等。”他叮嘱我认真阅读，牢记主要内容和规定，严格遵照执行。此外，还要我照样抄写一份小册子，连同原件三天后在约定的地点退还给他。同时明确我的任务是：建立起党的秘密交通点，搜集情报，培养党的发展对象，筹集经费。
　　1948年11月，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杀气腾腾的反动派军警宪特四处奔跑，捕人的红色警车——‘飞行保垒’拉响警笛作垂死的嚎叫，没命地奔驰。有一天，杨健突然来见我，要我替他找一个偏僻的小旅社住下，并且叫我与他同住作掩护。我在离校较远的背街找到一家小旅社定了房间。当天晚上他来了，我们进旅社关好房门，无声的热烈握手。杨健压低了声音说：“首先，我们互相看一下所带的身份证，商量一下‘那些人’来盘问时的对话。”我取出学生证和国民身份证给他看；同时，他也拿出国民身份证给我看。此刻，他不叫杨健，我必须按照他的身份证上写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默记下来，准备对付盘查和不测。然后，我们坐下来边喝开水边聊天似的听他传达上级指示：“目前上海形势吃紧，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据可靠情报，反动派将疯狂地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屠杀和报复。为了荫蔽和保存我们的力量，地下党员该转移的应尽量转移出去，离开上海，到各地展开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你立即离开上海回广丰与百巍联系。”他取山一张小纸条给我，纸条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抄写的是上海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措施，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默记。最后，他擦燃一根火柴将那张纸条点燃，快烧尽时，他已转到床后揭开马桶盖将纸灰放进去，然后又倒一杯开水将纸灰冲碎。他动作利索，显得那样老练和谨慎。回转头来，他问我：“你同意的话，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回广丰?”我说：“后天就走，学校正在加严管理，加重学生的功课，目前正是大考前夕，请假不易，我决心弃学回去，服从命令转移到新的岗位上去。”
　　第二天，他写了一封密信，交我回广丰带给百巍。他说：“广丰正在筹集经费，有黄金、银元，大力支援地下党湘赣边工委的活动，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下月你将广丰筹集的款子带到上海来，我们在通信中用暗语联系接头地点。”当时，我乘火车有二哥汤火给我的国民党部队的差假证和军装，不但可免票乘车，还可减少军警宪特的盘查。我连连点头接受了任务。
　　回到广丰，百巍正在将筹集的黄金、银元等迅速集中起来，捐献的人有叶凌华、汤又斋等。XXX还献出一麻袋步枪子弹交我收。
　　不久，我收到上海寄来的密写信，明确了我返沪的接头地点，我就携款回上海。下火车我脱掉军装，恢复成大学生模样搭车到江湾，在复旦大学日本式的学生宿舍里找到联络人，他安排我在宿舍里睡觉休息。我睡一觉醒来，杨健已坐在我的床沿。我起床与他走出校外，边走边谈，饿了就在小摊上吃阳春面(开水面)。他身有金银款项，而生活节俭。握别时他说：“从今后，你回广丰由百巍和你联系，在江西开展工作，我已将你的组织关系转去。广丰的同志对党的经济援助是非常适时的，起了不小的作用。”老杨不久前到广丰走了一趟，与百巍密切配合，为时不久，打开了地下活动的新局面，发展了党的组织，且说服了几个头面人物献出金银，显示了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我钦佩他们的工作既能迅速开展，且有成效，值得学习。
　　回顾我在杨健同志领导下仅3个月，这是难忘的岁月，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白区工作，我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到了不少地下斗争的宝贵经验。想不到那次在复旦大学的握别，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往事历历在目，他是我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之一，我永远纪念他。
　　火车到杭州，我从沪杭路转车到浙赣路，下车休息一天，我找到了原浙江开化的地下党员吾立中。他和鲍云鹄、杜亦广等是1939年新四军在开化时发展的党员，后因组织被破坏，党的关系中断。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被迫脱党的，如儿没有娘那样焦急，都在想方设法寻找组织。我们“同病相怜”，曾经约定谁先找到党，一定要通个气，互相关照。这次，我告诉立中，在上海我找到了党，现在命我转移回广丰。我约他春节以拜年访友为借口，到广丰大南乡樟坞村我家来进一步详谈，将介绍他和鲍云鹄、杜亦广重新入党。这件事我向赵福恩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说：“从广丰到浙江开化发展组织，这叫做跳跃式发展”。他批准了我的计划。后来，吾立中等在常山接上了组织关系，建立了人民武装，为了避免继续发生横的关系，他们就不再来广丰了。
　　火车到玉山，我下车看望了正在教书的进步青年欧阳翰，他是党的发展对象。我还去看了杉江高中的老同学杨振宇(玉山人)，后来他曾是继于子三烈士之后，当选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那次，我参加浙大“于子三事件”的示威游行抗议集会之后，杨劝我转移；同时将反动派搜捕的浙大学生，原中共地下党员郭方伯介绍给我，设法转移。我通过父亲向广丰县中校长刘甘澍推荐，刘心里明白，安插郭方伯在广丰县中教数学，郭得到了安全转移。因为杨振宇是浙大地下党员，我们在谈话时自觉防止在组织上发生横的关系。
　　从玉山我步行回家，第二天到广丰城里，住百巍家，将杨健的密信交百巍。在他家里，遇见周楚书。他是原信江解放社的骨干，热心革命事业，埋头苦干，完成信江解放社交给的任务，已具备入党的条件，我和百巍就找他谈话，介绍他入了党，明确今后他的任务主要是开辟鹅湖方面的地下工作。
　　周楚书详细介绍了洋口镇枧底乡青年农民王祥生等，互相串连，习武练拳，紧密团结起来抗抓丁、抗捐税和摊派的情况。周楚书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已半年多。我们研究决定对王祥生等还要进一步抓紧进行党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地下党的发展对像。
　　1949年1月，百巍通知我：“上级决定派一个干部来领导广丰县的地下工作，住在你家，你负责他的安全。你的组织关系也交给他了，由他领导你的工作。他的社会职业打算是期远小学教员。这位领导同志将由欧阳翰带来你家”。我首先通过父亲和叔父汤又新(期远小学校长)的关系，在期远小学安插一名外地来的教员，几天后欧阳翰从玉山带来一位稳重、精干，而又平易近人的领导同志(熊荒陵)，我高兴地迎接。在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风趣地说：“给我取个名字吧!”我说：“百家姓的第一姓是赵，你就姓赵吧!名字要土里土气点才好，有福有恩的，就叫赵福恩吧!”他欣然同意，从此村里人都喊他赵老师!他又向我要了一本中国地图在靠近四川的湖北省西部找到了一个利川县说这就算是他的籍贯。从取名字到定籍贯，可以看出他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玉山的欧阳翰这时已经是党员，百巍和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赵福恩亲自去玉山，他与欧阳翰保持单线联系。到4月份，欧阳在玉山发展了周渭贤等6位同志入党。成立了党小组，欧阳翰为小组长。 (后经上级批准，成立了玉山县工委)。这次欧阳送老赵到我家，他因为另有任务没有久留就回去了。
　　俗话说：“入乡必问俗。”赵福恩谦虚谨慎、沉着细致，他详细询问当地的风俗习惯。当我谈到这里姓汤的多，他们喝汤时不叫‘吃汤’而是说‘吃羹’；社日唱戏，汤姓点戏不点《刺汤》那出戏……他听了开怀地笑了，使我感到和蔼可亲，愿意掏心里话对他讲。
　　不少个夜晚，我们促膝长谈，同榻共眠，他很有条理地详细介绍了当前敌我态势，宣传党的政策，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扩党练干，发展隐蔽武装，积蓄力量，有计划地统一行动，迎接解放。老赵原是边疆大学学生，后来到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又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习，曾在白区以中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和白区工作。他调来广丰之前任湘赣边工委办公室主任，湘赣边工委书记是蔡敏同志。
　　老赵要我继续在家秘密从事油印党的小册子的工作。他说：“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在南昌这项工作受到称赞和尊重，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虽然默默无闻，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老赵刻苦勤奋，白天奔走联系，了解情况，冷静分析研究；晚上起草文件，及时作出具体指示，安排我刻印他编写的文章和翻印党内文件。他还抽空帮助我油印、装订成册，以及秘密分送各地。此外，我还担负起老赵的安全保卫和交通联络工作。
　　我曾汇报了大南乡进步青年汤学敏等及部分受苦农民的情况，拟就地发展党组织，老赵冷静地指出：“这里是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宁可灰色一点，也不宜显出红色，这样有利于机关的隐蔽。”我权衡利弊，钦佩他的深谋远虑。(汤学敏西进后，在湄潭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广丰城里，经上级党委批准，由我介绍曾在浙江大学参加“于子三事件”的抗议集会、示威游行的进步学生吴山入党。还吸收原肇和中学的同学张士林入党。他在弋阳伪县政府当小职员，组织上布置他搜集情报，特别是财政、粮食、金融的动态。
　　广丰城关支部俞其炎、俞浴云、吴大机、祝怀才、俞祥春等提出，经上级批准，同意派俞玉琨花钱买个鳖峰乡的伪乡长来当，通过这种“白皮红心”的乡长逐步实现“枪换肩”，建立隐蔽武装和练干基地等计划。当时，必须找两位有名望的绅士给县长李尊邕写封保荐信，这项任务落在百巍和我身上，回家耐心说服各自的父亲同意支持，并在保荐信上签字盖章。俞玉琨顺利当上了鳌峰乡“白皮红心”的伪乡长。
　　春节过后不久，老赵派我到南昌，将筹集的银元和密信送百巍。我到南昌体育专科学校找到了联络人俞玉昌。他带我到小街深巷中的三眼井地下交通站，和西装革履商人装扮的站长周慧吉见一面。慧吉甘愿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在这里过着恐怖、紧张、清苦的生活。和李如文(横峰人)以经营香烟店的社会职业为掩护，建立起两处地下交通站。慧吉说：“已经有三四十个同志经过我这里，各种人都有，以至引起邻居有人议论，他们猜疑我经营的不是香烟，可能是鸦片。有一次查户口的来了，一位年轻的同志慌得将板凳碰倒了，好在我们事先有准备，证件齐全，终于应付过去了。”他说得很平淡，而鼻梁上仍渗了汗珠。继而，他将话锋一转，扫视这间旧屋对我说：“三眼井，三眼井，这间古老陈旧的房子，解放后说不定可以拍部电影，或者写部小说。”我说：“至少也要多拍几张照片，传之后代，不要忘记过去。”慧吉在艰险的环境里，仍然怡然自乐，向往着美好的未来。“流水容易把人抛”。1986年12月7日，慧吉在遵义病故的噩耗传来，熊荒陵、俞敬德、徐扬、王焕章、周作振和我等发去的唁电是：“悼念慧吉同志，学习他忠党尽瘁的精神!”
　　我离开南昌时，百巍交给我两封密信，一封送赵福恩，另一封送上饶林观嵩。火车到达上饶，我根据百巍绘给我的路线到北门村找到林观嵩，真是一见如故，握别时他一直送我过了浮桥才回去。
　　不久，俞玉昌来我家，赵福恩同志看了他带来的密信指示，要我立即将我家里藏在夹墙中的一支左轮手枪及子弹交玉昌带回南昌。他身穿国民党的军装和大衣，还有证明文件，乘火车比较方便，但手枪仍须隐蔽携带，最后决定装在饼干盒里大大方方地带走。离别前，玉昌要求我带他到僻静的山沟里进行一次步枪实弹射击，打了靶。他认真学习射击技术，手擦破皮，还是乐滋滋的，他对军事颇感兴趣。玉昌谨慎、勇敢、沉着地完成了这次送枪任务。
　　二月间，赵福恩派我到洋口镇枧底乡去深入了解王祥生等党的培养对象现在的情况，准备发展他们入党。当时，周楚书同志到别地另有任务了。我和王祥生相约在广丰城里见面，我用“江东”这个化名与他接头。在广丰去枧底的路上，我们愉快地交谈，王祥生详细介绍了近来枧底的壮丁进一步抱成一团，抗抓丁、抗捐税，反对横征暴敛，向往革命，渴望有组织支持的情况。
　　当天晚上，在一家较宽敞的堂屋里，他们一如既往在菜油灯下习武、练拳、舞刀，认真地互教互学。我也打了两路三年前饶绍贤拳师教我的拳和棍，互相观摩、切磋、谈心，了解不少情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痛恨反动派黑暗残暴的统治，特别是抓壮丁敲榨勒索，他们深恶痛绝。为了反抗土豪劣绅和乡、保长的横行霸道，他们团结了十多个青壮农民，串连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并且已经准备和添置了鸟枪、土铳、梭标、大刀。从此乡、保长不敢抓他们的壮丁，也收不到他们的捐税和摊派款项。可是，乡、保长和地方恶霸势力并不甘休，他们耿耿于怀，视王祥生等为眼中钉。祥生等知道自己力量单薄，必须找个靠山，所以殷切盼望参加革命，依靠共产党，翻身求解放。
　　经过一个一个地促膝谈心，在他们明确表示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代笔分别将他们的入党志愿填写在表上，又着重进行了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守则》的教育。各人还自己确定一个化名，作为地下党秘密联系的代号。接着，进行了党的纪律教育，当时，入党的誓词印在秘密小册子上，我交给王祥生一份，不采取集体宣誓方式，由王祥生任小组长和联络人，进行分别宣誓。那次吸收入党的有王祥生、王惟燮、王惟轩、王惟杉、赖连顺、潘行水、张永税、王光兴、黄道行、黄道义等共12位同志，介绍人是周楚书和我。
　　组织上布置给他们的任务是：继续学习党的小册子上的文章，提高思想认识，弄懂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道理；继续练拳习武，团结贫苦农民，反抗地方恶势力的欺凌污辱，抗抓丁，抗捐税摊派，继续坚持斗争，积蓄自己的力量；严密注视当地反动武装的动态，搜集情报。另外，单独布置给王祥生一项任务，要求他尽快寻找一个深山密林，人烟稀少，偏僻隐蔽的地方，准备建立一个可以隐蔽武装力量的练干基地。
　　后来，王祥生到广丰城里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关于建立隐蔽武装的练干基地，在枧底等地及其周围没有找到；同志们入党后情绪高，齐心协力，乡保长等不敢欺侮；学习党内文件时，因理论名词较多，弄不大懂。我作了辅导讲解，鼓励他们紧密团结继续努力，坚持斗争。
　　2月底，老赵派我去五都了解韩金汉和江苏调来的陈茂城的情况，按计划发展韩金汉入党。我突然去五都秘密开展工作，吸收杨贞良等六七个进步青年参加解放社，成立了五都解放小组，贯彻信江解放社的宗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和全中国的彻底解放而奋斗。”陈茂城任五都解放小组组长。他原是上海法学院学生，参加学生运动，于1949年1月吸收入党，调江西分配到广丰。他和杨贞良负责青年工作，韩金汉负责五都镇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利用五都商会会长叶美章与金汉是亲戚关系，逐步打入五都商民自卫队，有计划地掌握起这支武装。金汉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且有成效，已经符合入党条件。于是，我将广丰已有党组织的情况告诉他，谈到我是党组织派来与他们联系的。他听了很激动，迫切要求参加组织。我同意介绍他入党，办理了入党申请手续。分手时，我告诉他：“上级党委赵福恩将亲自到五都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批准你入党。”后来，老赵与金汉保持秘密的单线联系。赵从五都归来，对那儿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
　　后来，组织上还介绍地下党员阳亚平(又名杨森)到我家。他是云南腾冲人，坦率健谈，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我们相见恨晚。他伤心地谈起童年在澜沧江泡在水里淘金，过着苦难贫困的生活。后来又挖过宝石矿，工人挖掘的是值钱的宝石，过的却是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还出国到缅甸做过苦工……真是饱经风霜、历尽艰辛深刻体会到剥削阶级的残暴贪婪，十分痛恨地主、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抗日期间，大敌当前，他从军抗日，由于作战勇敢，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排长、连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向解放区进攻，阳亚平毅然脱离蒋军，坚决不干；宁可东奔西走做小生意、跑单帮，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五体投地佩服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子弟兵，英勇善战，为人民利益而战，纪律严明，所向无敌。他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经常秘密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消息，探索真理，寻找革命的道路，后来找到了甘群光同志，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入了党。他是一位军事干部，这次来广丰的任务是指导武装斗争。我将大南乡公所的武装、汤氏宗祠的枪支、民间私枪及附近的土匪枪支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
　　阳亚平在广丰的上饶地委干部学校任中队长，带头报名参加新区工作团，后来又投入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千里迢迢来到贵州遵义，万万没有想到，竟遭极左路线的迫害辗转回到腾冲老家，不幸病故，广丰的同志们经常谈起他、怀念他……
　　1949年3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不少地下党的同志已经公开番号拉起武装上山，配合解放大军渡江。我也焦急地等待出征的命令。赵福恩同志接到上级的指示，为了配合解放大军渡江，江西地下党的武装斗争以赣南为重点，各地抽调力量支援。我奉命转移，去参加统一指挥下的武装斗争。先行的已走，我正要动身，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所向披靡，广丰迅速获得解放，我参加接管工作。
　　在胜利会师之后，蔡敏同志到上饶，号召我们：“抛弃过期货，学会新本领。”我们从头学起，担负起繁重的接管、支前、培养干部等工作，9月，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家乡精神抖擞地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