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它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外国为了了解中国就必须研究中国，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学或汉学。但是，中国在外国研究家心目中的形象因时代不同也就不同，其研究重点和课题也随着时代有所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国外研究中国的国家和传统汉学的中心是英国。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和苏联都吃了亏，只有美国发了战争财；所以国外中国学的内容重点，经历了从旧汉学(传统中国)向当代中国转移，并进而转向中共问题研究和延安研究的过程。从而出现了作为中国学的“延安学”。
　　在国外，研究延安学最突出的是美国，在这里有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坎贝尔博士)、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通费正清)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他们在研究中共党史和延安学方面遥遥领先。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登上政治舞台后，便有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首先报道江西中共苏区并且著了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为海内外瞩目的抗日民主圣地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战争堡垒。以“三S”(美国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为代表的一大批外国记者，联合访问延安和根据地。他们的报道和考察著作曾被全世界数千家报刊登载、引用，流传至今而风靡世界达半个世纪。他们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批和第一流的延安学家，也是延安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在中美建交前后，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关于亚洲学者委员会会刊》，编辑马克·赛尔登著的《革命中国和延安道路》一书。据作者说，最早使用“延安道路”一词的是拉丁美洲新闻记者尤多西奥·拉维奈斯作为他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一九五一年出版)。马克·赛尔登说：“我这个词和他无共同之处。”马克·赛尔登所谓延安道路，实质上就是我党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根据地的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道路。它从政治、经济(生产运动、土地改革)、军事(人民战争)和文化等角度对延安道路作了阐述。认为延安道路不仅是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情况，而且包括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革命经验。陕甘宁边区是战时十九个根据地之一，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模范地区。毛泽东和许多抗战最高领导人所特有的远见卓识，实际上就是由出自边区首府延安的各种见解构成的。
　　马克·赛尔登对延安道路所作的阐述，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研究，属于延安学的范畴。但他也对延安道路的精神实质(他称之为“精髓”)群众路线等内容以及延安时期的整个经验和传统，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延安精神研究。他认为“延安时期的整个经验教训和传统(延安精神)，后来激励中国革命取得最大胆和最有意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使第三世界有希望克服巨大的障碍而实现对农业社会的改造。关于延安精神的历史渊源即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赛尔登也作了精辟的说明。他指出：“陕西省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秦朝就是在这里崛起并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两千年以后，这里又孕育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革命的中国”。
　　《革命中国和延安道路》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延安学和延安精神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马克·赛尔登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延安道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其许多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总体来说，尽管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多数研究家对中国都是持比较客观的友好的态度。从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到有限度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称赞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家的研究能力，许多马克思主义术语变成了正式的学术用语。这种突破，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中国学、延安学领域的扩大。马克·赛尔登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名震遐迩。国内许多学者都在对“延安道路”进行新的探索和思考。同时在许多国外学者中，“延安道路”一词简直就是我们所说的“延安精神”这一科学概念的同义语。
　　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中国学和延安学研究进入“跃进时期”。研究队伍共有四至五千人(日本有一千多人，苏联千人左右，西欧三百多人)；研究中心机构从第二次大战暴发时的五所增加到二百所；其经费单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十二年中公私拨款即超过七千万美元。跨学科的全国性机构成倍增加，研究领域扩大，已经普及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在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根据地建设和延安研究方面，也象在其它科研领域一样，开始利用了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在人物研究方面，象丁玲、艾思奇等有杰出贡献的人都出了传记。美国延安学带动和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延安研究。与此同时，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延安研究，也在一些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异军崛起的势头。总之，延安学及延安精神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科学。
　　中国是延安精神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同国际学者进行交流，并且回应一些挑战。
　　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出版过《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等。在70年代他写了《毛泽东的中国》一书，1985年出了修订版《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杜蒲、李玉玲译。以下引文均见此书，不再注释)。这本著作分六部，第一部，革命的传统；第二部，新秩序(1949—1955年)；第三部，革命的复兴(1956—1960年)；第四部，热月的反动(1960—1965年)；第五部，文化革命及其灾难性后果(1962—1965年)；第六部，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曾说：“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中国过去继承下来的特定条件和经验的产物。……要理解他们在1949年以后创造的历史作用，就必须首先理解他们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本书第一部是关于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历史环境的总论，阐述他们直接碰到的，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所以第一部由四章构成。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第二章背叛传统的知识分子，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第四章革命的毛泽东主义阶段与延安传统。特别是第四章作者系统阐述了他对延安传统的延安精神的看法，其观点具有代表性。具体这一章有“长征的政治意义与心理意义”、“延安时代与农民革命”、“毛泽东主义的起源”、“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延安传统”等问题。
　　首先作者论述了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前提，他从井岗山根据地和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谈起，认为“正如列宁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看作是1917年10月革命的‘演习’一样，短暂的江西苏维埃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时代的‘演习’”。我们一般也讲延安精神是井岗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接着作者分析了长征的政治意义与心理意义。他认为“长征是以政治上的失误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肇始，并以军事上近乎于新的失败而告终的”显然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又指出：“长征拉开了其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时期的序幕。从这一意义上说，长征的确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心理意义。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获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这种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尤其对长征的心理意义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他认为“长征的心理意义是十分难以确定的。至少就毛泽东而言，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这种信念不仅存在于那些能使人们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去构造未来的理性观念中，而且还存在于那些对最终实现理想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中。……如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这些苦行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后来大力宣传的‘延安精神’的核心”。总之，在他看来，由长征精神发展而来的延安精神在本质上是唯意志主义和苦行主义。
　　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知道中国革命胜利，二万五千里长征工农红军靠的是对共产主义信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日救国，是在对中国国情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正确选择，它是符合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的。并不是什么唯意志主义。革命当然需要精神的力量，要有一股革命精神，这正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主观能动性作用不管多大，都不能决定历史，只有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的意识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反之就要受到惩罚。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我们一贯批判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不是唯意志主义，这正是我们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另外作者认为，长征对延安精神有着特殊的贡献，“如此众多的人都死了而自己却还活着，幸存者头脑中的这种意识使他们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性质，并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宗教性的献身感。……长征经验赋予给毛泽东一个巨大的信念：他的命运就是领导他的追随者去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献身感’使命感这种心理遗产，遗留在延安精神中，并在某种非常特殊的义务感中表现出来。”所以，仅仅是‘我们还活着’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成为一件含有重大的心理意义的事情。它还产生了伟大的政治结果，因为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而且还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智慧的合理性。实际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这种建议似乎并无不当——产生于长征。”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革命需要献身精神和使命意识，但这不是宗教式的，毛泽东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是因为他正确。而这种敬仰不能说成个人崇拜。总之，长征精神确实是延安精神的直接前提，但迈斯纳的分析虽有深刻之处，但总体上是不正确的。
　　其次，迈斯纳分析了毛泽东主义与延安精神的关系。他指出：“要理解延安时代共产党人成功的原因，并正确估价这个时代的革命传统的意义，就必须对这个时代所有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各种特殊倾向加以考虑。”他在“毛泽东主义的起源”题目下谈了这个问题。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基本有三点。第一，唯意志主义倾向。他认为“毛泽东早期的(并为他一直坚持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信念，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观念，意志)和人的行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诚然，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论中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但是，最终的分析表明，毛泽东关于未来的信仰，并不是基于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而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在作者看来，正因为这一特点，毛泽东特别注意发展和保持一种“正确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延安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毛泽东主义所特有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方法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整风运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是一个辩证论者，所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他从1921年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一直是他的思想特色。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迈斯纳教授根本没有抓住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反而把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歪曲为一个唯意志主义者。
　　第二，民族主义倾向。迈斯纳认为：“如果说，毛泽东的唯意志论冲淡了马克思理论的决定论含义，那么，在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更为灵魂的思想工具的过程中，毛泽东那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以为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涯的一开始，他那根深柢固的民族主义冲动便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中国革命几乎就是世界革命。他还确信，中国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可以发挥特殊作用。这种自信心蕴含着一种信仰，即中华民族在重建未来国际革命的秩序中担负着近似于救世主的使命。在这里，国际主义的抱负和目标毫无疑问是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但是，正是在这个曾被托洛茨基称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的经验领域里，毛泽东与那些更多地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束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了。
　　第三，民粹主义思想。迈斯纳说，在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的1919年，他就倡导过“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而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也影响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民粹主义的冲动强化了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敌人时将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信念，也促使他将一种几乎是国有的革命社会主义意识赋予给“人民”。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本质上的小农倾向和他对‘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农民理想的浪漫称颂，使他把‘人民’这一概念仅仅理解为农民群众……毛泽东的许多其它特征也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例如，毛泽东对职业专门化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其强烈的反官僚倾向，反城市的癖好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等。……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实际上支配着被毛泽东主义者大加赞颂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以及各种的原则方针，在共产党干部正是通过这些思想原则与农民群众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的”。
　　总之，在迈斯纳看来“正是毛泽东关于人的意志和人的意识具有形成社会现实的力量这种唯意志主义的信念，才使他对那些本来可能会限制革命行动的可能性的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前提和社会阶级的考虑置之于不顾。正是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冲动，才使毛泽东谋求到支持民族革命的最广泛的可能的源泉，并指导他从城市来到农村。也正是毛泽东对农民群众的自发的革命能力所持的民粹主义信念，才使他发展和实行了非正统的‘人民战争’战略。”不错，毛泽东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他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所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其最高宗旨，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可见，坚持群众路线是其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并不是什么民粹主义冲动。毛泽东思想和核心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延安精神其实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
　　什么是延安传统呢?迈斯纳在最后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其内容“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如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政治上群众路线的原则，精兵简政运动，干部参加劳动等；经济上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等。“而隐藏在这些制度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一份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为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
　　迈斯纳对延安精神这两方面内容概括基本上是对的。但他对其性质的看法则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践了这些价值观念，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斯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总之，导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但艰苦奋斗不是为了奋斗一个艰苦，而是为了摆脱贫困和苦难，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共产主义者不是苦行僧，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迈斯纳把空想共产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把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苦行主义”等同起来。对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所以，不能对延安精神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其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手头资料所限，有关国外“延安学”和延安精神的研究我们知之太少，但是要真正让延安精神走向世界，就必须下功夫，花气力搜集、翻译、评介国外关于延安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吸收其合理的东西，批判其错误的东西，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把延安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推向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