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3日)
　　克服涣散软弱状况，加强党的思想领导，这是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①的主旨，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个主旨。只有这样，问题才能研究得透，解决得好。
　　在我省，党的思想领导涣散软弱是一个普遍现象。思想战线有这个问题，其他战线也有这个问题。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精神状态不好，党性不强，坚持原则自觉性不高。有的心有余悸，怕负责任，怕得罪人，事不关己，置之不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有的认识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甚至搞小动作，互相拆台，抵消力量。有的是非不清，功过不分，赏罚不明，以致歪风邪气盛行，而那些拥护中央路线的、积极实干的、坚持原则和敢于斗争的同志却受到孤立。有的新旧派性交错，对关系密切、利害相关的人，明知有错也要加以纵容和包庇；或者担心把原则争论变为派性之争，回避矛盾，放弃斗争。这些同志都不愿或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错误思潮和不正之风熟视无睹，甚至对严重违背四项墓本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行也置若罔闻，不愤慨，不争辩，不批评，不制止，泰然处之，任其自由泛滥。
　　产生涣散软弱状态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文化大革命”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我们一些同志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在纠正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错误地走向了反面。
　　第二，一些领导班子存在着不齐、不力、甚至不纯的问题。不齐，一是不能同中央在政治上完全保持一致，一是领导班子内部闹不团结。不力，有的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能力弱，不称职，有的是由于年老体弱不能坚持工作。不纯，是领导班子中还有一些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以及长期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
　　第三，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自己作风不正，腰杆不硬，就不敢理直气壮地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党内存在不正之风，也会影响党的威信和党群关系，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并给那些企图摆脱以至否定党的领导的人以口实。
　　第四，一些党的领导部门忽视了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出现了党不管党的现象。党的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以至取消了，党的纪律相当松弛。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发挥得很不够。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省委了解不够，研究不够，虽然曾经发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示和其他文件，也从思想上、组织上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决心不够大，措施不得力，检查落实不够，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这说明省委在思想领导方面也存在软弱状态，应当进行自我批评。
　　在继续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同时，要着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②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战线上，党中央一直在进行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反“左”的，同时也反对和防止右的倾向。例如：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又指出：“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同时又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三中全会着重强调了发扬民主，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三中全会强调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又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③。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重申了四项墓本原则④，同时提出了反对林彪、“四人帮”⑤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一面肯定了经济调整“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一面又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⑥由此可见，三中全会以来，对思想战线也同对其他战线一样，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始终一贯的，只是由于中央对于反对自由化思潮虽然讲了多次，但没有引起全党应有的注意，所以现在需要特别加以强调，并不是什么政策“变来变去”，更不能错误地认为自由化来自上面。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着重点是清“左”，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认真的清理。因此，当前在继续清“左”的同时，特别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
　　关于反倾向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作了完整的论述：“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⑦在反倾向斗争中，我们必须学习毛泽东同志这种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科学态度。当前在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思想文化战线，在防止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的同时，必须着重批评和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政法工作中，在防止不按法律规定乱抓人、乱罚款的错误做法的同时，必须着重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处理拖拉的右的倾向；在经济工作中，当前在继续着重清理“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把经济搞活的同时，必须纠正和防止那种摆脱国家计划、违反财经纪律和一切“向钱看”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我们要明确地看到，不仅不同战线的思想倾向有所不同，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对象的思想倾向也不完全一样。因此，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多少反多少，没有就不要硬找，决不能“一刀切”。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克服党的思想领导涣散软弱，纠正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本措施，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动力。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中前进的。在我们现时的社会中，除了还有一部分敌我矛盾以外，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拳头，更不能动刀枪，只能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因此，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个动力，党和国家就有变质的危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实现。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问题上，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不敢批评，尤其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因此我们首先要充分认识批评的重大作用，解决好敢于批评的问题。批评展不开的原因，绝大多数同志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经验，心有余悸，顾虑重重。
　　(一)担心开展批评会妨碍解放思想和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要使思想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同客观相符合。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就对解放思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从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要从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要从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可见，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留恋“左”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思想僵化；作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也是一种思想僵化。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形形色色的思想僵化，正是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而不会妨碍解放思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方针。但是，“双百”方针是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科学和文化的方针，而不是自由化的方针。如果只许你放不许我放，只要鸣放不要批评，那就不是齐放，而是独放，不是争鸣而是自鸣。这样，就不能发展香花，锄掉毒草和杂草，就不能推陈出新，甚至会搞得邪说横行，天下大乱。
　　(二)担心开展批评会妨碍发扬民主。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发扬民主，就是在人民内部既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又要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明辨是非，集中正确的意见，批评错误的意见。如果借发扬民主之名，肆意发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或言论，又不允许别人进行批评，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三)担心开展批评会妨碍实行“三不主义”。我们党提出“三不主义”，是为了纠正和防止党内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倾向，以便保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进行。不抓辫子，就是不要无中生有、吹毛求疵地乱找岔子，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指出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不戴帽子，就是不要无限上纲，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而是要正确地分析错误的性质和程度，既不夸大，又不缩小。不打棍子，就是不要滥用组织手段整人，而是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谁要是违背了“三不主义”，也会受到批评。因此，我们决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坚持“三不主义”对立起来。
　　(四)担心开展批评会妨碍安定团结。邓小平同志在谈话⑧中指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所谓弄不好，来自两个方面：不教育，不批评，撒手不管，要出乱子；批评得不恰当，教育得不恰当，也会出乱子。如果出了乱子，那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我们现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为了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决不会妨害安定团结。
　　(五)担心开展批评会走上“左”的老路。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有两种历史经验，一种是错误的历史经验，更多的是正确的历史经验。我们不能只想到错误的历史经验，而应当总结和运用正确的历史经验。现在党中央已经恢复和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群众也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该相信党和群众是能够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的，是不会再搞“左”的那一套的。即使在个别单位、个别问题上出一点偏差，党一定能够及时加以纠正。我们绝不要谈“批”色变，因噎废食。
　　对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顾虑的同志，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做教育和解释工作，使他们坚强起来。但是，还有极少数人，一听到批评就抵制，就反对。这些人，自己可以乱写文章，乱作诗，乱画画，乱发议论，乱加指责，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肆无忌惮地非难党、非难中央领导同志。可是一旦批评到他们头上，就哇哇叫，什么又要“收”了呀，又打“棍子”了呀，“缺乏安全感”呀等等。这种思想是危险的，是有害的，是远离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
　　要敢于批评，又要善于批评。不能说过去软弱了，现在要坚强起来，就大批大斗，大轰大嗡。善于批评要掌握这样几条：
　　(一)分清敌我。除了对触犯刑律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要依法坚决打击以外，其余都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首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有了闭结的愿望，才会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态度，才会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以理服人的正确方法。反之，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说批评，就搞围攻，搞运动，上挂下连，无限上纲，那就势必把事情搞乱。
　　(二)分清问题的性质和程度。要弄清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核心是摆脱党的领导。不要把学术上和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以及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都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要把那些鼓吹和煽动自由化的人和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人区别开来，要把个别性的错误和基本倾向性的错误区别开来。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要有根据，事实要力求准确，分析要恰如其分。宁可留一点余地，也不要看得过头，批评过火。对人对事都要进行全面的分析。不要因为有一两句不适当的话就否定一篇文章，不要因为有一两篇有错误的文章就否定一个报刊，不要因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一个人。毛泽东同志说：“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⑨还要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青年人思想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大。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法加强教育和引导，绝大多数有错误言行的青年是可以教育好的。
　　(四)要根据错误的性质和程度，选择不同的场合和采用不同的方式。对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错误言论要在报刊上消除影响，但一般的只批评错误言论，不点名。个别问题严重需要点名批评的，必须报请中央宣传部批准。在内部散布的错误言论，要在党、团组织和行政单位内部，根据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分别采取个别谈话，或是在一定的会议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于需要在会议上或报刊上进行批评的人，也要做个别的说服教育工作。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即使错误严重，只要不是违法乱纪，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后，就不要记账，不装档案袋。一时想不通的可以等待，不要强迫别人作检讨。但是，领导干部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的，必须给以纪律制裁。
　　我们开展批评的目的，主要的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整人，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增强团结，改进工作。就思想战线来说，就是要促进创作的繁荣、理论的发展、宣传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是为了把思想战线搞得更活跃、更健康，更加生气勃勃。因此，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批评，不要出一点问题，就推上推下，怨天尤人，悲观泄气。
　　*这是马文瑞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全省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注释
　　①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宣传部于1981年8月3日至8月8日召开的。会议传达讨论了邓小平7月17日同中央宣传部门领导同志的谈话。胡耀邦、胡乔木在会上讲了话。
　　②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出现的一种右的错误倾向，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③本文所引三中全会的言论，均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15页。
　　④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⑤见本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注(11)。
　　⑥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
　　⑧指邓小平1981年7月17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
　　⑨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