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
　　1929年，在米脂举行共青团陕北地方代表会议时，我初次见到了刘志丹同志，他当时是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代表参加指导这次会议的，我当时任团绥德县委书记，曾同他面谈灾荒和农民的苦难情况，并说到准备组织灾民斗争。他指出：你们应该坚决领导灾民要食粮、要救济的斗争，给我以鼓励。1934年秋天，我外出作兵运工作后回到陕甘边时又见到志丹同志，当时他们办起一所陕甘边根据地军政干校，无人教政治课，志丹兼任校长，他要我暂去该校担任此职，于是我到该校工作三个多月，和他有较多的接触。1935年，我担任陕甘边东区①革命委员会主席时，志丹同志指挥红军攻克延长县城后率部来到临镇休整，我同他再次会见，相互高兴地交谈了开辟扩大根据地问题。那时同志们说：“志丹是平民政治家，精明的军事家。”这也是我的看法。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同志题词称赞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更是确当。今年10月是志丹诞辰90周年，我写这篇回忆文章，以资纪念。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1928年志丹领导渭华起义②失败后，省委又任命他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派他回陕北工作。他回来认真总结了参加北伐以及在旧军队和关中做群众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起义失败的教训，又迈出了新的步伐。1929年秋他曾代理特委书记，在榆林开会时，他多次强调说：“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民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保安(今志丹县)后，利用合法手段使曹力如③、王子宜④等同志先后打入国民党县政府民政科、教育科任科长，又逐个向教育界名人、开明绅士做工作，利用改选民团团总之机，选志丹为团总，曹力如为副团总，未发一弹把保安县民团变成了外白内红的革命武装。又向合水县太白镇的各界人士做工作，里应外合收了这个镇民团的枪支，壮大了保安民团。
　　谢子长⑤同志来到保安，讲了宜川后九天山寨和黄龙山的情况。后九天山寨以杨庚武为首搞土匪武装，混到千余人，其中周维祺股力量较大。黄龙山是森林区，人烟稀少，一些造反失败或因仇杀在家呆不住，或因生活所迫，逃来这里求生的人，有的当了“山大王”，有的当了土匪。贾德功、梁占魁、郭宝珊等是山上的名人。这些头目，有的志丹和子长还认识，他俩商议决定派人去联系。周维祺看了志丹和子长的信，就带了一百多人，到保安三道川来参加起义，但被反动地方军头目张廷芝设计打散，周维祺手下的部分士兵参加了保安民团。郭宝珊⑥是河南人，家贫被迫上山，当了黄龙“山大王”。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做工作，郭宝珊说：“刘志丹我信得过。”1934年，国民党把梁占魁、贾德功和郭宝珊的部队收编并让开到庆阳地区，准备缴枪解散。他们发现受骗后哗变出来，郭带了300多人来参加我们革命军队，先编为义勇军，后编为正式红军。他到革命队伍后，立场坚定，作战英勇，多次立功，全国解放后曾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像这样的同志，成为县团级干部的更多。
　　原在冯玉祥⑦部任骑兵师师长的苏雨生，1930年投到杨虎城部下，驻防彬县，志丹认识他。苏雨生也是土匪出身，加入冯军后，并不实心为国民党效劳，他看刘志丹是个人才，想利用刘志丹壮大自己的实力。志丹看到这点，认为可以利用苏雨生，发展革命武装，于是冒危险去找苏。苏满口应承，给志丹一个步兵团的番号，驻防旬邑。志丹很快从保安、西安等地找来骨干力量，拉起了队伍，并帮助地下党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不久，地主子弟在西安向国民党告发刘志丹是共产党，国民党命令苏雨生逮捕了志丹，收了队伍的枪，幸而经在国民党省政府任参议的杜斌丞⑧、任秘书长的南汉宸⑨的营救，苏雨生放了志丹。苏对志丹说：“你还搞共产党，把我也牵连了进去。”志丹说：“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我就是实行他老先生的这一条。”苏雨生说：“军人管那些闲事干什么?”志丹说：“我要走了，请多关照步兵团的兄弟。”后来苏雨生把步兵团改编为运输队。运输队的大部分同志以后回到了革命队伍。
　　志丹回到甘肃平凉。这里是国民党军第13师的驻地，第13师是蒋介石收编的一支甘肃地方武装，但和蒋介石不是一条心。志丹有位同学叫刘保堂，在该师任旅长。志丹找到了刘保堂，说明来意。刘说：“苏雨生那家伙不够朋友，你到这，是我们的上宾。”他立即向师长陈珪璋介绍了刘志丹。陈一听高兴地说：“刘志丹，就是刘景桂，是咱这地面一个大物呀。”陈过去曾在保安一个油坊做过工，不但知道刘志丹，也知道刘是书香之家，早就钦佩，这次能见，引以为荣，他要志丹留下，做他的高级参议，并提出结拜兄弟。志丹答应了，还提出有几位朋友(党员)也可以加入，陈也同意。志丹把在华池的刘约三、马云泽等同志叫来，一起举行了结拜仪式。不久张秀山⑩同志来到，志丹用陈部的名义拉起了一个旅，由张秀山做党的工作。国民党害怕陈在陇东坐大，不利他们统治，挑拨内部发生火并，还集中力量来攻打志丹这一旅。志丹决定立即疏散撤退。陈知道志丹到了华池，还派人送来十几驮子军服和其他军用品。后来陈被国民党暗杀了。刘保堂这一旅一直和我们合作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刘保堂被张廷芝(11)设计杀害。我们驻定边的军队为刘保堂报了仇，张廷芝溃逃到内蒙古，后来被我们捉住公审处决。
　　志丹回到保安后，了解到“哥老会”(12)在陕甘交界处声势很大，其成员大都是农民，多是为了乱世保家保命，口号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志丹认为把这些人团结过来，对革命事业很有利。马锡五(13)是水宁山的大爷(领头人)，教过书，为人正直。刘志丹去找他，向他讲革命道理，马锡五听了十分敬佩，说：“你是做大事的，我虽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后来马锡五参加了党，经他联系各地大爷，很快就有二百多“哥老会”成员参加了革命。马锡五入党后勤奋好学，努力工作，成了一位革命家、法律专家，人称“马青天”，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级法院院长，全国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在世经常对人说：“志丹虽比我年龄小，但他是我的老师。”苍沟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崖民团刚总罗连城，经过争取都和我们合作得很好。红军打仗，经过他们的地盘，主动让路，还帮助购买枪支，支援给养，保护伤员。
　　1931年后，陕甘游击队能纵横驰骋于陕北、渭北平原，经常打胜仗，这是和我们注意做群众工作，并向各界人士做统战工作分不开的。有的同志讲：“老刘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我们多争取一份力量，敌人就少一份力量。这话可灵验啦!”经过实践，大家认识到这是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略。但是，有些人对他联系上层人物不理解，说他敌我不分。有的同志认为，在敌人内部做工作太危险，志丹说：“不干革命就没有危险，要干革命就一定有危险。”
　　可是一些“左”倾领导者还是给他戴上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14)等大帽子，多次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至于投入监狱，还要杀害。幸亏中央及时到达陕北，救出了志丹和其他革命干部，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办事既合情又合理
　　志丹常向同志们说：“我们办事一要方向对，二是合情合理，民众最讲这后一条。”因此，他在分田地中，主张主要打击土豪劣绅，没有罪恶的大小地主可以不斗争，不从肉体上消灭，还分给一份田，富农大都不动，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能吸收工作的尽量吸收。1935年春部队到了安定(今子长)县一个村庄，有个名叫杨成森的青年学生要参加红军，但管人事的同志说他是地主的儿子不能要。志丹知道后说：“阶级社会是几千年形成的，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杨成森既然愿意革命，就应接收他。”杨成森入伍后，开始当粮秣员，表现很好，后来从事后勤工作和党政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民政部部长助理。“文革”后他任陕西省政府顾问。他逝世前，经常对人感慨地说：“志丹同志胸怀宽广，看得远。”1934年陕甘边革命政府成立后，志丹重视教育，提出办学校。没有教员，他主张把那些老先生请出来，没有课本，先讲《三字经》也行。后来油印了新课本。开始编的课本有些空泛，如讲“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一类的话，志丹说：“要先讲爱国爱民道理”。他还说，“老先生讲孝道是可以的，孝就是尊重老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如果红军不孝顺，那就会失去民心。”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蔡子伟(15)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副部长)生前回忆说：“凡志丹同志说的事，群众都乐意接受，也容易办成。”有一次志丹派他去西安，一要请一些知识分子，二要买两台油印机。有的同志说“念书人办不成事，还会坏事。”拿杜衡(16)作例证(杜是学生出身，曾任省委书记，开始“左”，后来叛党)。志丹说：“没有知识会犯更大的错误，历史上农民运动总是失败。”那时“左”的同志，把留短发的女知识分子叫洋学生，说他们不可靠。志丹说：“你看，人无知识就变得愚昧狭隘。”蔡子伟说：“‘左’倾兴盛时，不少人跟着跑，在当时，志丹不搞‘左’，真不容易。”
　　志丹指示在边区内开辟市场，发展商业。红军刚到时，敌人宣传共产党“杀奸商”，没有集市了。志丹要求和白区有关系的同志，去请商人来，制定出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他们来往方便，他还亲自给白区来的商人讲道理。渐渐市场恢复了，发展了，边区的山货特产被运出去，日用杂货从外面运了进来。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为了方便交易，边区政府发行了钞票，用木版洋布印刷票子，看起来不美，但比国民党的货币还值钱。有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见了哨兵就塞纸烟和钱，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志丹赶快叫干部去向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战士不懂礼貌。说，应该讲明红军纪律，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
　　一次，有个红军战士因怕到远地方打仗，逃跑到白区亲戚家。红军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大家很生气，要派部队捉拿。志丹知道后说：“咱们到他家，先和他父母谈谈。”他父母说，这孩子年纪小，就是恋家，没出息，我们去叫他回来。志丹说：“这就好了，他回来，我们教育。”这个战士最听父母的话，果然回来了，向大家作了自我批评，他父亲当着战士们的面说儿子：“红军是替穷人闹翻身的，你还逃跑，太没有出息。”他儿子说：“我离不开爹妈。”逗得大家笑了。有人喊：“这娃是个大孝子。”志丹说：“好了，可免处分，今后可要好好干!”志丹带部队打仗，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有小战士的家离得近，他就叫小战士回家去看父母，家庭困难的，还给带上一块银元。有一个战士家在白区，和根据地隔一条沟，晚上志丹派几个战士送这个战士回去探家，还给了两块银元，白区人知道后，都说：“红军真是仁义之师。”
　　志丹讲话写文章，简练生动，没有多余的话，很有说服力。有一次动员红军远征打仗，他说：“咱们这个地方翻了身，家里老小不受剥削了，不受官府压迫了，可那边的老乡还在受罪，我们不去帮他们翻身，人民受苦受难，敌人却养肥了，敌人就要来打我们，我们这里也难保住。我们去帮助广大地方的人民都翻了身，敌人就没有地方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战士们高呼：“是!”热烈鼓掌，动员起来了。
　　志丹遇到老学究，也能“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和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同志辩论起来，他也能从中外理论中找出根据，说服他们。1934年8月，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一个同志，南方人，说话难懂，满嘴“左”的名词，对根据地的工作横加指责。有的同志讲：“干脆把他赶走，吃上喝上，还找岔子。”志丹说：“他受经历的限制，不懂实际，我们要多作解释，对上级来的同志不能鲁莽。”志丹同志耐心向他介绍情况，带他到各地察看，还引用《庄子》中的一个故事：“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直走愈疾而形不离身，自经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殆，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这是说走动有身影和脚迹本来是正常的现象，愚人却要快走而离开身影脚踪，结果累死。经过志丹同志的帮助，这个同志丢掉了“左”的一套，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1935年“左”倾分子搞“肃反”时，志丹被逮捕，他也被抓了起来，说他“被刘志丹右倾同化了。”
　　谦虚和蔼 大智若愚
　　渭华起义失败后，志丹回到陕北，常对人讲，他对不住许权中(17)同志。渭华起义是党中央、省委决定的，但许权中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渭华地处西安附近，敌强我弱，打不赢，提出把部队拉到白水、韩城一带山区去，先保存力量，以后找有利时机再起义。但命令已下，在这种情况下，志丹根据上级指示，召开军委会，开除了许权中的党籍，取消了他的指挥权。但志丹还是建议给他一个顾问的职务，领导一个骑兵队。起义失败后，证明了权中的意见是对的。志丹总结说：“权中年龄长，长期指挥打仗，有经验，我当时也考虑到他的意见，但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盲动成分大，还要服从上级决定，就这样，我做错了，事后我要向权中同志道歉，但在敌人的追赶下，我们分散了，没有机会了，真遗憾。”后为许权中恢复了党籍，抗战中国民党暗杀了他。志丹夫人同桂荣同志知道后很难过。全国解放后，她主动和许权中的夫人、子女联系，来往密切。许权中的夫人张雅君说：“权中常说，志丹是个领袖人物，有政治家风度，他能谅解党组织和志丹。”同桂荣说：“他们是朋友，志丹有了渭华起义的经验，在陕北才搞得好了。”
　　志丹在工作中，因上级认为他右倾，多次被降职，被错误地处分，甚至打成“反革命”。但他从没有怨言，更不计较地位职务高低，不论在上面，还是到基层，他都照样努力工作。1933年，思想“左”倾的省委书记杜衡强行命令26军南下，志丹不同意．就把他撤职，在指挥员王世泰(18)等同志要求下，才把他留在部队，给了个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实际上剥夺了指挥权。王世泰经常向他请教，志丹仍一一指点。部队打仗失败了。他和世泰一起承担责任。有的同志说：“听志丹同志的，本来就不会犯这次错误。”志丹说：“现在不是说谁正确的时候，先设法保存好我们的力量。”
　　1932年，省委派代表李艮(19)同志到部队，也是批判志丹的“右”，说他是梢山主义，声色俱厉，滔滔不绝。志丹一声不吭地听着，李艮越讲越没劲，最后急了，喊：“你怎么不说话?”志丹说：“你把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李艮说：“我想听你反对我，我和你可以争论。”志丹笑着说：“你真是个心直的同志。”李艮年轻，是大学生，革命热情高，1928年曾被捕入狱。他在法庭上坚决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气概，后经党营救出狱，工作更是积极。可惜书本知识不少，实际斗争经验太少。志丹知道这些，所以很能原谅他。这次又看到了他那赤诚之心，倒也觉得可爱。因为时间短，志丹没有能说服李艮，但志丹认为他是个没私心的人，一定能走到正确路线上。李艮后来到陕南去搞武装斗争，他对人说：“还是志丹同志对。”可惜后来牺牲了。
　　1934年，国民党抄了志丹的家，他一家老少流落在山沟。革命政府主席习仲勋(20)同志知道后，向志丹说：“伯父和嫂子下落不明，我们应当派人把他们找来。”志丹想了想说：“我们现在很困难，带家属不好，不要起这个头。”习认为，这不是一般同志的家属，他们在白区很难存活，便派人接到根据地来，志丹的父亲和家属被接来后，志丹让妻子同桂荣立即到被服厂去做工，并叮咛说：“咱们不能给红军增加负担，你要多做活。”妻子不仅学会了做军服，还学会做军旗，各种符号的旗。谁的衣服破了，叫声“刘嫂子”或“刘大嫂”，她马上就给补一补。她有时做下荞面饸饹，就把一些饲养员、通讯员找去吃，同志们常说“到刘嫂子那改善生活去。”
　　有一次志丹回家，看到有一个新棉背心，便马上穿上。背心长了，他对妻子说：“这不是浪费了材料嘛。”妻子笑着说：“这是给世泰做的，哪是给你的。”志丹忙脱下来说：“你咋不早说。”志丹有空就去看父亲，说儿子不孝，叫父亲受惊了。他父亲刘培基老先生(后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说：“我过去不了解共产党，反对你革命，后来我知道革命是为了大家过好日子，把咱家抄了比屁淡，你好好干你的事，不要为我操心。”志丹想到过去父亲常骂他把家里人和长工都勾引的参加了革命，把叔伯兄弟也勾引去了，全不顾家。现在看到父亲这样开明，革命真是个大学校，能使老年人进步得这样快，他更尊敬父亲了。
　　最使人难忘的，是1935年“左”倾分子下令逮捕他时，他亲自看到了逮捕令，仍前去瓦窑堡自投罗网。他被关入监狱后，还是叫同志们不要对党有二心。幸亏党中央及时到来，救他和其他同志出了狱。他出狱后，没有丝毫怨言，苦口婆心说服陕北同志要服从中央领导，要和兄弟部队团结。1936年4月他在前线牺牲了，他在倒下去前，要求宋任穷(21)同志赶快接替他指挥部队打胜仗。他死后，身上只有半盒纸烟，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志丹同志是彻底地做到了。
　　回想起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我心潮澎湃，这是多么的感人肺腑呀!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党的一份遗产，是我们过去、今天、今后学习的榜样。难怪周恩来同志为他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注释
　　*为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0周年，马文瑞同志于1993年7月写了本文，原载《人民日报》和“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刘志丹》。
　　①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1935年春红军占领陕北甘泉县和宜川县的陈子沟、金盆湾、临镇、交里镇等地后，由中共陕甘边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马文瑞主持成立，马文瑞任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机关驻临镇。同年7月，设立红泉、赤川两县归东地区领导。10月初，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马文瑞等领导人被捕审查，东区建制撤销，红泉、赤川两县由陕甘边区直辖。
　　②(16)见本册《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注(13)①。
　　③曹力如(1902～1949)，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秘书长、陕甘工委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绥德分区副专员、延属分区专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城工部副部长，榆林军管会主任、陕北行署主任等职。在调赴新疆工作时，于1949年12月8日在西安附近翻车遇难，终年48岁。
　　④王子宜(1908～1983)，陕西保安(今志丹)人。曾任中共保安县支部书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兼裁判部、国民经济部部长，三边专区专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民政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内务部常务副部长、民政部顾问。
　　⑤(21)见本册《战士终究是战士——悼念马明方同志》注⑤(15)。
　　⑥郭宝珊(1903～1970)，直隶(河北)大名人。1934年在陕西黄龙山率自发组织的农民武装加入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
　　⑧见本册《高尚的品德，革命的一生——纪念张德生同志逝世14周年》注(20)。
　　⑩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参与领导靖远兵变。曾任红26军师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松江省委、辽宁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国家农委副主任。
　　(11)张廷芝(1908～1951)，陕西吴旗人。曾任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旅团长、84师骑兵营营长、三边保安司令，是残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全国解放前夕在绥远假意投诚，后又率旧部叛逃，被追剿捕获，公审处决。
　　(12)哥老会，是旧中国封建性的民间组织，主要成分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时还拥有武装。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但因其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
　　(13)马锡五(1889～1962)，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陇东分区副专员、专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
　　(14)梢山主义，是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对开展游击战争的蔑称，意为红军和游击队不敢同国民党军拼消耗，逃跑到梢林(即丛林)里躲起来了。
　　(15)蔡子伟(1908～1990)，陕西蓝田人。曾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政治秘书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代理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农业部副部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17)许权中(1895～1943)，山东临淄人，生于陕西临潼。曾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警卫师旅长、代师长，独立第3旅旅长，参加领导渭华起义。1930年自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任抗日同盟军副军长兼第18师师长，17路军独立旅旅长、第96军529旅旅长。
　　(18)见本册《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深切怀念高峰同志》注①。
　　(19)李艮(1908～1933)，陕西长安人。曾任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区委书记，长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2年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期间推行“左”的政策，后调陕南，任红29军政委。
　　(20)见本册《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纪念杜斌丞先生》注(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