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军委炮兵司令员张达志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这些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就和他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同志，对他充满了怀念之情。
　　张达志同志，1911年3月出生于陕西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9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了一生。土地革命时期，他曾任陕北特委委员、红84师政委等职务，是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任警备六团政委、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塞北军分区副政委等职，为开辟雁北和恢复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政委、警备二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等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作战指挥任务。建国后，任西北公安部部长、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4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八、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还任过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他是我军一名杰出的战将，又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百战功高，永垂青史；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长存，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
　　张达志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对党总是忠贞赤诚，对共产主义理想总是执著追求。开始，他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心，以挽救受苦受难劳苦大众，振兴民族为己任，矢志不渝地探索和追求真理。当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来时，他马上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7年春他考入被誉为陕北革命的摇篮——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我们党的影响下，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一名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革命青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就会无私无畏、百折不挠地为之奋斗。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陕北的反动军阀井岳秀也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镇压。在腥风血雨中，他没有丝毫的胆怯，奉党指示，回到家乡店镇乡南坬村，以办冬书房为掩护，深入贫苦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党团支部，壮大革命力量。1932年，陕北白色恐怖更为严重，一夜间就有数十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为了安全，陕北特委机关转移到他办的冬书房，他家成了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每当在他家开会时，他都让父母亲放哨，特委存在他家的文件、经费，完整无缺，有效地保证了特委机关的安全。事后，敌人曾悬赏要买他的头，他的家被反动民团搜过多次，他父亲几乎被敌绑吊拷打致死。1933年5月他任特委委员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两位特委委员和四位党的区委负责人遭到敌人残杀。在这危急关头，他和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高长久等几位特委领导同志，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今后斗争。他奉命到佳县、吴堡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参与组织了木头峪暴动。
　　1934年底红27军成立，达志同志任该军唯一的一个师——红84师政委，接连打了几个胜仗。1935年4月，红27军与红26军会师。他协助刘志丹同志指挥，经过9个月的战斗，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6座县城，把陕北、陕甘边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壮大了革命根据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120师警备6团政委，和团长孙超群同志带领部队挺进山西、绥远(现内蒙古)两省交界的长城内外抗击日寇。1940年5月，他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大青山是个战略要地，日军侵占后，严重威胁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十分重视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达志同志协助支队司令员姚喆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主动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地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伺机打击来犯之敌。1941年他亲自组织力量，开辟了绥东地区的工作，发展壮大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大青山、蛮汗山和晋西北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大好局面，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对日寇是个巨大的威胁。1942年7月，驻华北、内蒙的日军集中2.5万余人的摩托化步兵、骑兵，炮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敌人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兵分五路首先向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绥中腹地压来。此刻，姚喆司令员正在绥西地区检查工作，反“扫荡”的重任全部落在达志同志的肩上。面对来势凶猛、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他既不惊慌失措，又不麻痹轻敌，沉着冷静，认真对待。带领骑兵支队直属部队和骑兵二团与“扫荡”的敌人巧妙地“捉迷藏”，时而声东击西，时而穿插隐蔽。这时，我部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人困马乏，得不到休息，指战员饿了吃野菜，渴了喝凉水。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以至电台无法架线工作，达志同志一度失去了与晋绥首长的联系，一切都得由他自己独自处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吃不下睡不着，忧心如焚，当分进合击的日军，将包围圈步步紧缩，即将陷我军于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他凭借熟悉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选择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果断地率领部队从两股敌人的阵地间隙突出重围，转移到绥南地区，与骑兵一团会合在一起。日军获悉我军突围后，马上尾追而来。达志同志率领我军避敌锋芒，转到敌人侧翼，抓住战机或袭扰或歼灭，拖得敌人疲于奔命，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歼我大青山党政军机关的梦想，成功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受到晋绥军区的通令嘉奖。在部队经过初步休整后，达志同志又主动提出由他带领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重返敌后打击敌人，并多次护送小型武工队潜入敌区开展活动，为后来全面恢复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驰骋沙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我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
　　达志同志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同志。他讲党性，顾大局，执行党的指示从不打折扣。只要是党交给的任务，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坚决完成。在战争中，他率部身经百战，屡建功勋，执行党的其他任务也同样出色。1947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政委习仲勋同志，为了解决西北野战军的生活和物资困难，任命他为西北五省游击司令员，到关中、晋南一带，执行筹集资金的特殊任务。他率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团，一方面自筹资金，一方面掩护关中、陇东地区商业部门开展活动，先后筹到了数以万计的经费、受到贺龙、习仲勋同志的称赞。
　　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和政治工作本领
　　张达志同志是一位骁勇的战将，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12月，红27军84师刚成立，他就和杨琪师长带领红军主动出击安定县南沟岔，消灭敌一个加强连，缴获100多支枪。1935年1月，在清涧县阎王砭一带，他和杨琪同志先把红84师部署好，再派游击队把敌人诱入伏击圈，全歼敌一个连，随后率部途经贺家湾时，他们从侦察员那里得知，清涧县有一股国民党军队护送军用物资将经过此地，立即命令部队埋伏下来，结果全歼这股敌人，缴获白洋2000多块及大批武器弹药。红84师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争情绪，坚定了红军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的必胜信心。同年9月中旬，红15军团成立，红84师归红15军团建制，改为红81师，贺晋年同志任师长，张达志同志任政委。9月下旬，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取得有名的劳山大捷，击毙了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师长何立中，全歼敌军两个团和直属队，俘敌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多匹和大批武器装备。劳山大捷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在这次战役中，张达志除和贺晋年一起指挥外，还组织政工人员进行火线宣传鼓动，大大激发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全胜。
　　抗日战争爆发后，达志同志主动要求到前线抗日。毛泽东同志批准他的请求，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与他谈话，鼓励他到前线英勇杀敌，要讲究战术，学会打游击战。还亲笔在麻纸上给他写了委任状。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达志一行10余人又见到周恩来和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周恩来同志与他进行了亲切谈话，并叮嘱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当时很缺的奎宁药水，治愈他的疟疾。这使他感激不已，终身不忘。达志一行在神池八路军120师师部见到贺龙师长。当贺龙同志得知他得了疥疮不能骑马，特地准备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到雁北警备6团。
　　达志同志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在以后的作战中，更加讲究战术。1938年，他和团长孙超群奉党的指示，率部两上雁北，两打厂汉营，歼灭了伪蒙军，配合李井泉支队北上大青山；又夜袭红沙坝车站，掩护姚喆率领的送寒衣的后勤部队，安全越过敌人封锁线进入大青山，与李井泉指挥的大青山骑兵支队会合。这年春天，他和孙超群带领部队，在贺龙师长的指挥下，参加了晋西北战役，配合120师主力部队歼敌1500多人，收复了神池、五寨等7座县城，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以后他又和姚喆、高克林等同志，坚持大青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一起对日伪军进行了上百次战斗。特别是他带领骑兵二团在绥中，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兜圈子，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创造了佳绩，受到了通令嘉奖。达志同志在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充分发挥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不断地向指战员们揭露日军侵略中国、残害我国同胞的滔天罪行，激发指战员们对日军的无比仇恨，坚定争取民族解放、抗日必胜的信心和英勇杀敌的决心。他很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部队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团结，协助地方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初期，他任绥蒙军区政委、警备2旅旅长等职，率部参加了晋中战役，一举歼灭敌暂编39师和忻州的保安团队、地方武装近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受到徐向前、贺龙司令员的通报表扬。
　　达志同志带领部队打仗，战前只要情况许可，总是组织部队进行全面的周密侦察，做到知己知彼。还特别注意集中群众智慧，大力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1948年9月，在太原战役中，他奉命攻打太原北大门风阁梁坚固防御阵地之后，再打东山的制高点牛驼寨。指战员们虽英勇顽强连续突击，但仍没攻下牛驼寨。这时，达志同志发动指战员开展军事民主，献计献策。他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挑选一个善于攀登的排长，带领一个班，从敌军的侧翼攀登上去，实施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地打乱了敌人部署，我部乘机一举攻下牛驼寨。1949年5月，他调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7月奉电令参加兰州战役，途经西安时，贺龙同志风趣地对他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刚好赶上西北战场上最后一场恶仗，再晚一点，这台戏就没有你的份了。”还叮嘱他不要轻敌。他赶到兰州四军前线指挥所已是深夜，部队正在攻打被兰州守敌马步芳称为兰州大门“铁锁”的沈家岭，白天攻了一天未克。他立即参加会议，从大家的发言中了解到进攻受挫的主要原因，是部队有轻敌思想。他马上传达了贺龙同志的指示，指出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任何松懈战斗意志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
　　会后，他和政委张仲良同志，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克服了轻敌思想，各师反复侦察地形，仔细研究进攻战术，调整部署，最终攻占了沈家岭，毙伤敌人3800余人。事后，彭德怀同志在兰州“三爱堂”接见张达志时说：“你一来四军就打胜仗，好啊!我彭德怀向你祝贺!”
　　达志同志带领的部队特别能战斗，这与他治军严格，注重抓部队根本建设是分不开的。在部队建设中，他特别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杀敌本领。1945年他参加党的“七大”后，牢记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方针，为做好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及时地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克服盲目乐观、和平麻痹思想，以增强革命斗志；同时突出抓了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为主的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训练，使部队军政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绥包、集宁、晋中、太原、兰州等许多重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革命战争年代，达志同志长期担任我军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很重视加强部队政治建设。他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政治工作原则，对部队不间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激发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大力抓部队党组织建设，特别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各方面纪律，充分发扬三大民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最可贵的是，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高尚品德来影响指战员。从解放战争开始，他一直担任我军部队军事主官，职务变了，但重视政治教育、亲自抓政治工作没有变。在担任大军区和兵种司令员的23年里，他务真求实、身体力行，抓部队的根本建设，并带头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三、崇高的革命风范
　　张达志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错误的东西总是刚直不阿，坚决斗争。1935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陕北进行了一场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领导同志。达志、晋年同志虽未入狱，但已被列入被捕的黑名单。达志同志已被剥夺带兵的权利，改任红十五军团民运部长职务。他对“左”的错误非常气愤，向党组织写信反映，并要求调动工作。当周恩来同志到部队找他谈话时，他感到有希望了，毫无顾虑地向周副主席倾诉了“左”的错误在陕北的危害，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看法。从周副主席谈话中得知党中央已纠正这一错误时，他顿感欢欣鼓舞，异常激动地表示：“党中央来到陕北，挽救了西北红军和苏区，我一定干好民运工作。”“文革”中，达志同志在兰州军区，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抄家，挨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忍辱负重，始终坚守工作岗位，全力保持部队稳定。当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停止“四大”时，他以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干部和群众，动员这些同志放下包袱，好好地为党工作，赢得军区机关干部战士的衷心拥戴。在整个“文革”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力地保护了一批老同志。
　　在66年的革命生涯中，达志同志为革命建立了赫赫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常说：“我所在的绥德师范，同时参加革命的60多位同学，牺牲了40多人，到建国时只幸存了20多人，想起牺牲的同学、战友，自己还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他从不忘记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大目标，从不忘记牺牲的战友。把打每一仗、完成每一项任务。都看作是对党对人民对牺牲战友的回报，取得了成绩，觉得是应该的；出了差错，内心充满了愧意。正是这种共产主义高贵品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驱使他拉革命车永远不松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战争年代，他流过血，负过伤，吃过万般苦，身体积劳成疾，但为革命而工作的精神直到老年未减丝毫。晚年，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和改革大业，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达志同志不顾年高体弱多病，还多次深入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革命老区调查研究，给党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宝贵建议，亲自处理和接待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撰写革命回忆录。对伟大的革命事业，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达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情谊。他经常教育部队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就好像小娃失去了爹娘，无法生存下去，更谈不上打胜仗。我们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部队一驻防，他就利用一切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找老乡攀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和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对干部战士，在作战训练、工作学习和政治进步上，要求非常严格，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现了一片深情，部队在行军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解放后，他虽然当了高级领导干部，但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吃的是陕北老家饭，穿的是布衣微服，被西北人民誉为“布衣将军”。
　　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务真求实，深入基层，为群众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兰州军区工作期间，他的足迹遍布陕甘宁青四个省区，连自然条件最艰苦的玉树、果洛和唐古拉等地区，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到基层部队，他总是亲自到连队伙房、马厩、猪圈看看，与战士促膝谈心。在与干部战士的亲切接触中，了解到部队真实情况，为基层办了许多实事。群众有了困难，他寝食不安，总是想方设法去解决。1960年，当他得知家乡农民发展生产遇到了困难时，就主动捐赠了自己节省下的2500元钱。乡亲们和老部下到城里办事、看病，他常常主动给予解决食宿和路费。他对战争年代跟随自己当过警卫员、后来复员的同志，尽量给予经济支援。抗战时期的警卫员尚斌承同志转业地方后，妻子多病去世，生活很困难。达志同志两次给他寄款，并在他病危时，建议政府民政部门为他待业的儿子安排了工作。
　　达志同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高风亮节，与他能打胜仗一样有名。在他80寿辰时，大家赠他一副对联：“一身正气为人，两袖清风处世”。这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1935年红军打下延长县城后，他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收缴地主老财的金银财宝，存了三孔窑洞，他分文不沾，公事公办，全部上交给苏区财政。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了老红军的传统。他最反对用公款请客送礼。在兰州军区一次党代会上，有一餐给与会人员多加了一道狗肉菜，他发现后特地为会议补交了170元钱。为了改善大西北部队训练和生活的基础设施，他号召和发动部队大搞农牧业生产。到1969年底他离开兰州时，军区已积累了7000多万元。
　　张达志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革命功勋将彪炳千秋，他的革命风范将永世长存，成为我们子孙后代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更需要发扬张达志同志身上体现的我们党和军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去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奋斗。
　　*这是马文瑞同志同刘澜涛、张秀山、高克林、贺晋年、王世泰等合写的怀念张达志同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