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
　　以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距今已整整50周年了。作为“七大”代表，今天回想起参加“七大”的情景，虽经沧海桑田，仍历历如昨；回想起“七大”的精神，更是心驰神往，感奋不已!
　　那时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我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是参加会议最大的一个代表团，有140多人。因居住条件限制，除其他地区的代表集中住在中央党校外，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代表都散住在原地。西北局机关离会场较远，有十几里地。为了及时参加会议，我们用了一辆改装的卡车，早晚接送，这在当时已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卡车在土路上颠簸，沿途可看到代表们三三两两，有的骑马，有的徒步，匆匆向会场赶去。在今天看来，那样的条件的确够艰苦简陋的了，但那时我们并不感觉苦，大家心情愉快，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
　　“七大”正确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革命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七大”的精神是丰富的、全面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党要永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群众之上，而是深入群众之中……”当时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是这样做的。工作上，凡是党号召群众干的，我们的干部都带头去干，生活上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高级干部虽有小灶，实际不过比大灶多有一点炒菜而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是那时广大干部的真实写照。因而，那时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一直很好。
　　记得1941年前后，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40年11月，国民党全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同时不断挑起反共摩擦，迫使我们不得不从前线调回部分军队保卫边区。还有全国各地革命青年乃至海外侨胞，为了寻求革命真理，纷纷来到延安，因而脱产人员大大增加，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群众的负担加重了。有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会议室召开县长会议，研究征粮等问题，正赶上天下大雨，一声霹雳，一个同志不幸遭雷击身亡。此事被群众知道了，有人说：“怎么雷没劈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同志耳朵里，他没有追查是谁说的，而是了解原委，知道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偏重，群众有困难，才有这样的怨气。经过研究，决定将原定一年20万石(一石300斤)的征购任务减为16万石。为克服困难，同时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发动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主席不仅发出了号召，而且还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毛主席种菜，朱总司令拾粪，周恩来副主席纺线，一时在边区传为美谈。他们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
　　我那时在陇东任地委书记兼385旅政委。陇东地区有7个县，30多万人口，有不少宜农荒地。385旅在王维舟旅长的带领下，在合水县大凤川开荒种地，取得了很大成绩。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地方生产运动。当时曾动员地委机关干部普遍参加生产，我也参加了劳动，大家一起，扛着镢头或锄头到机关对面山上开荒种粮种菜。有一次劳动回来，碰上在家务农的大哥来看我，见我汗水淋淋的样子，既高兴又心疼，怕我干不惯农活，对我说：“我身体壮，我替你干去。”我告诉他：“这是我份内的生产任务，必须自己完成，谁也不能代替。”
　　我们地委除大力组织农业生产，还积极发展运输业、商业。三边地区的定边、盐池两县出盐，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日寇的占领和封锁，不少地方缺盐，食盐一时成了紧俏商品，成了边区最重要的出口物资。于是，我们在陇东成立了盐业公司，把定边、盐池的盐运到西华池等口岸出售。华池县县长李丕福亲自带队，赶着成百头毛驴运盐。运盐大军一路上浩浩荡荡，吆喝声此起彼伏，颇为热闹壮观。陇东出口盐最多的时候，占到全边区的一半。我们用盐换回了边区急需的棉花、布匹、火柴、文具等，大大缓解了边区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不少农民通过运盐，增加了收入，得到了实惠。
　　据有关资料统计，由于连年开荒造田，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62.6万亩，增加到1943年的1338万亩，粮食产量由1937年的111.63万石增加到1943年的184万石。棉花种植面积也大大增加，解决了边区军民的部分用棉。军队垦荒成绩最为突出。1943年，留守兵团共种粮18.56万亩，产细粮1.92万石，经费自给率大大提高。全兵团8个单位，平均自给率达到56%，其中359旅达到65%，我兼任政委的385旅也达到53%。到1944年，全兵团经费自给率更达71%，人民群众的负担大为减轻。1941年全边区征公粮20万石，1942年只有16万石，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万石，后两年征收的公粮，还不及当年新开荒增产的粮食多。1943年有余粮22万石，1944年有余粮28万石，群众的生活大有改善。据一些村子的典型调查，昔日的贫雇农的生活，大多上升到中农乃至更高的水平。过去遇到灾年，常看到成群结队的难民“走西口”、“下河东”，逃荒要饭，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了路上。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在陕北做地下工作，路上常碰到要饭的人，饿死的人。建立根据地特别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不要说见不到饿死的人，要饭的也绝迹了，见到的是穿新衣服的多了，吃细粮的多了。人民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为他们谋幸福的，因而受到他们衷心的拥护和爱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以后传遍全中国的陕北民歌《东方红》，充分表达了陕北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声。
　　1942年底，在边区高干会议期间,西北局对领导生产做出显著成绩的22名干部进行了嘉奖。我作为22名干部中的一个，也得到了毛主席颁发的奖状。奖状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密切联系群众”六个大字。遗憾的是这张珍贵的奖状在解放战争中丢失了，但题词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坚持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脱离群众!
　　毛主席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了最严格的检验，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党群一心，军民一致，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短短的3年半内，又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
　　1947年春，胡宗南率领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向边区大举进攻，我军撤出延安。敌人屡次寻找我军“决战”，有几次从我们的眼皮底下穿过，却没有发现我军主力的踪影。原因是群众拥护我们，他们封锁消息，坚壁清野，还参加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敌人变成了瞎子、聋子，处处被动挨打，终于彻底失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纪念党的“七大”50周年，回顾“七大”开得十分成功的经验，发扬“七大”的革命精神，关键是要把党建设好，党建设好，就必须从改善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入手。下决心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克服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只要我们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保持和发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任何敌对势力想演变我们、搞垮我们的图谋都是徒劳的。“七大”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和信心。
　　*这是马文瑞同志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的纪念党的七大召开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