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
　　周恩来同志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认真严肃、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我的心目中早就树起了一块丰碑。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我又想起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5年冬天，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当时西北根据地发生了“左”的错误，肃反严重扩大化，刘志丹等许多负责干部被抓起来，我也在其中，随时都有被处决的危险。党中央及时把我们解救出来，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谈话。他那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面容消瘦，两眼布满血丝。显然，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到陕北后事务繁多，没得到适当休整，身体还没有从极度疲劳中恢复过来。他忍住极度困乏听了我的汇报后讲了话，主要是指出肃反搞错了，肯定了我们创造陕北、陕甘苏区和建立红军的成绩，说明中央已纠正了肃反的错误，希望我能正确对待，向前看。接着又亲切地询问我：“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我听了心情激动，感到党是信任我们的，一肚子委屈顿时烟消云散。我见他太累，只简单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安排。”1954年我担任劳动部部长，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每周召集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他亲自主持。有时忙得一边主持会，一边用剃须刀刮胡子，因为会后他还要立即接见外宾。周恩来同志不光工作繁忙，而且对工作抓得很紧、很细、很认真；发现了错误，就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一次我准备了一份文件，里面有不少数字。我在向他作说明的时候，他一边听一边算，发现有一个数字有误，立即严肃地说：“数字是帮助说明政策的，怎么能出错呢?数字错了，文件怎么拿得出去?”从此，我对文件的审核也更加认真细致了。
　　1956年全国统一进行工资改革。周恩来同志对这件事抓得很紧，召集我们开过很多次会议进行讨论。在研究改革方案中，经计算，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新进职工较多，他们工资低，这就把平均工资数拉下来了。他感到对此自己负有责任，在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21个部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没有相应增加甚至下降，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他这种关心群众利益，对人民极端负责和认真作自我批评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精减多余的职工。中央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我是组员。中央精减领导小组直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当时粮、油、肉等物资极其匮乏，怎样安排好被精减的职工生活，周恩来同志绞尽了脑汁，尽了最大的力量。这可从他亲笔修改的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看出来。在文件中“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他亲笔加上了“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点明和强调了主要领导机关应负的责任，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详细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补助办法。后来的正式文件就按他修改稿下发。在他的关怀督促下，这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基本上得到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始终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以身作则。关心爱护人民，为了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人民拥护爱戴他。人民不怕“四人帮”的淫威，万人空巷为他送行。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我们的党政干部多么需要进一步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同志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崇高的思想品德啊!
　　*这是马文瑞通知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20周年写的纪念文章，发表在《求是》杂志1996年第一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