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小米加步枪，何以得天下?人们都想找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胜利的“秘诀”。国外一些学者也在探寻这个“秘诀”有的人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其特点是完全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创造力。①延安窑洞、延安小米、延安人民，是共产党人成功的基础。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延安小米养育了千千万万的民族栋梁，人民母亲孕育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曾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延安精神重要的内容。
　　一、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
　　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经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锻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理论形态的标志。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精华，1945年党的七大把它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什么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刘少奇概括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这些内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生命线，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共产党是人民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领导人民群众争取解放和摆脱贫困的斗争中，人民迫切需要党的领导，党更需要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群众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反映了他们的要求和利益。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全民抗战的大旗，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她实行民主制度，拥政爱民；减租减息，扶助农民；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她切切实实地研究和解决“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收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业、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④她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并帮助人民提高文化水平……这每一件事，都是为群众谋利益，自然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全力支持，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需要同时树立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这是因为动机和效果要相一致。有这样的情况，从动机和愿望来说，做某件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却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树立向人民负责的思想，就必须用实际社会效果来检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⑤他又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⑥四十年代初的一天，雷电劈死了陕北清涧县的一位47岁的农民。他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困难。他的妻子在悲痛愁苦中，骂“世道不好”，骂党“黑暗”，骂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中央社会部受理此案，准备对她判刑。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制止，并把她请来，唤她“妹子”，请她喝水、吃枣。告诉她政府不但不该对她判刑，还要批评有关部门，老百姓有困难，不调查，不解决就该挨骂。那农妇详细谈了农民公粮过重等问题。毛泽东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减免征收公粮的任务，并要求中央社会部深刻反省。这件事的正确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⑦
　　第三，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之所以是党的生命线，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残暴，革命力量则非常弱小。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并使革命力量有了极大发展，军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120万人，党员由4万多人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由两个发展到19个。这些辉煌的成绩，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如此。正如列宁所说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⑧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应当地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自己的天职，把密切联系群众看成是党的生命线。
　　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之所以是党的生命线，其基本原因还在于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群众的实践。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⑨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具体化为党的工作路线，并使三者完全统一起来，融为一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保证党的工作取得胜利的科学领导方法。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收集在《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的158篇文章，其中有92篇是在延安写的，占了近2/3。若算上在陕北其他地方写的，达112篇。毛泽东的智慧来自何处?1944年4月，共产党的挚友续范亭指出：毛主席“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⑩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意见、办法决不是凭空而产生的，而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了丰富营养。他自己深有体会地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1)
　　延安时期，党密切联系群众，群众与党心连心。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23万军队向边区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泽东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他在群众的掩护下，转战陕北。1948年3月，他离开陕北时，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里。人民与党心相连，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十分重要，那么党在领导全国政权以后，则更为重要。执政的地位，给党带来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这是因为，执政后党由严酷的战争环境转入安定的和平环境，由被压迫，被屠杀的地位变成代表人民在全国执政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在执掌政权问题上，掉以轻心，或者滥用职权，就容易沾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比群众高明，当官作老爷。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更要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每个党员干部都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糖衣炮弹”袭击的考验，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私分公款等腐败行为，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群众和青年学生卷入进去，是同党内存在着种种脱离群众的腐败现象分不开的。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执政的共产党人如果脱离了群众，就要招致危难，甚至丧失政权。刘少奇说得好：“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12)在共产党人面前，艰难困苦并不可怕，残暴的敌人不可怕，“和平演变”的阴谋不可怕，最根本的就是怕脱离群众。就像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安泰，一旦脱离了生育和抚育他的母亲——大地，就失去了力量的根基，而招致失败。由此可见，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生命线。只有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否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直接关系到党的盛衰兴亡。
　　二、继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必须克服各种思想障碍
　　前几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否定党的历史功绩和优良传统的思潮。“延安精神过时论”出笼了。有人指责说，传统教育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已经落后了。又有人指责说，革命传统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现在要搞商品经济，它已经过时了。更有的人打着“更新观念”的旗号，把延安精神说成是应该抛弃的旧观念。因此，要继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必须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克服人们思想上的障碍。
　　一是“精英政治论”。一些理论家以研究探讨为名，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一些人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只有依靠少数精英分子，才能取得成功。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工人农民文化低、素质差，愚昧落后，难以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主张淡化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实行“精英治国”、“精英治厂”、“精英治校”。这种“精英政治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对党群关系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在实际工作中摆错了位置。有的离开人民群众的作用，孤立地强调领导、专家、能人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中，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工人不是主人，而厂长、经理成了主人。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挫伤了广大工人的主人翁的积极性，造成了一些企业干群紧张、影响了生产和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必须从根本上划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认真批判和肃清“精英政治”论的消极影响。
　　二是“观念更新”论。应该承认，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观念是需要不断更新的。然而，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只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丰富和发展，同样适用于今天。有些人打着“更新观念”的旗号，把党的群众路线说成是应该抛弃的旧观念，他们热衷于鼓吹西方的资产阶级管理经验和方法，不加区别的全盘引进和盲目照搬，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去选择对我国行之有效的外国的经济管理经验和行政管理经验，肯定要失败。在这种全盘西化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单位的领导把现代社会重视信息、管理、知识与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如果强调领导者遇事同群众商量，那么，一方面没有时间、精力进行预测和决策，另一方面群众意见很难统一，无法实行高效率的领导。为了追求工作的高效率，过分夸大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作用，一味主张单纯的大奖大罚，靠“发红包”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甚至提出要设工头来管制工人。这些错误观点，把干部的思想搞乱了，使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蔓延滋长，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要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必须肃清这种借“更新观念”搞全盘西化的思想。
　　三是“为个人主义正名论”。某些人公然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挑战，讲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缺乏准确性与科学性”，在实践中“做不到”，说它会使“有的人失去思考自己人生价值的人格”。他们鼓吹要“为个人主义正名”，说什么“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个人主义“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性，就很难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活着都是为了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等等。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蔓延滋长。事实告诉人们：腐败现象最脱离群众。试问：如果共产党员自私自利、以权谋私、只顾满足个人或小团体的私欲，不顾群众的死活，那么群众还能拥护共产党吗?这样的共产党又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因此，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就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三、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加强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指出，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13)事实证明，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呢?
　　第一，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保证。要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武装各级干部的头脑，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只要各级干部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那么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就可以得到保持和发扬。
　　第二，不说空话，多办实事。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保持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根本问题。党制定路线和政策，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依据。关心群众的根本利益，决不是说可以忽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因为否认了这些眼前的现实利益，人民群众就不可能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4)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要求边区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意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办实事、为群众排忧解难，是继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的根本途径。必须努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人民的生活不断提高和改善。对于一时难以办到的，不回避，不开空头支票，而是实事求是地向群众说明；对不正确的意见，也要作出解释并加以引导，取得群众的理解，这样才能密切党群关系。
　　第三，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接触群众，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这是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克服官僚主义习气的基本方法。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干部要学会调查研究的基本功。1941年3月和4月，他为《农村调查》写了序和跋。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对党制定正确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下基层，蜻蜓点水地转转、看看，也许还容易做到。但要真正把接触群众的过程提高到密切党群关系、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高度来认识，却不容易。如果把密切党群关系仅仅理解为“体察下情”、“访贫问寒”，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带着任务、带着课题到群众中去，面向基层，深入实际，解剖麻雀。如果通过实地调查能够研究透一两个实际问题，党所制定的具体政策就多一份实践的可行性。这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环节，也是发扬领导干部优良作风的主渠道。
　　第四，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现象，这是新时期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前提条件。只有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才能取信于民，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要求全党同志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告诫全党不要重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胜利后内部领导成员骄傲腐化、脱离人民而导致失败的覆辙。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提出在执政以后，共产党员要提高警惕，防止脱离群众、腐化堕落而“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这些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以身作则，自觉维护党的威望和形象。党对于违纪的领导干部要求更应严格，决不能姑息迁就，对于触犯刑律的领导干部要坚决绳之以法。据任弼时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贪污了几十块钱就要枪毙的。(15)抗日战争时期，党开除了贪污公款的某团政治委员刘振环的党籍，尽管他参加过长征，在平型关战斗中身负重伤，荣立战功。对因逼婚打死女学生的某旅政治委员黄克功处以极刑。建国初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对堕落为大贪污犯的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给予开除党籍、判处死刑的严厉惩处。这些处理在群众中震动很大，有力地维护了党纪国法的权威性。
　　反对腐败，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建立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监督机制。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说，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内容。要接受监督，就要建立党内与党外相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制定有关法规，使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接受监督，就要不断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让群众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巩固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要接受监督，就要不断扩大和疏通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解决群众信访和其他渠道反映的问题。
　　当然，反对腐败的斗争，主要是着眼于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党员素质，可以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堤坝。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发扬正气结合起来、大力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党员，这样才能收到固本祛邪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靠自身廉洁、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靠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取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也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注 释
　　①〔美〕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见《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第44页。
　　②《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997页。
　　③同上，第997页。
　　④毛泽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4页。
　　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830页。
　　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026页。
　　⑦《延安精神报》1990年1月20日。
　　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3页。
　　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9页。
　　⑩转引自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505页。
　　(11)《<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67—468页。
　　(12)《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4页。
　　(13)《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27页。
　　(14)《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3页。
　　(15)《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99页。
　　罗忠敏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