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表明：现实的起步，总是首先开始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这样，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引导全党通过正确地认识历史来正确地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需要，尤其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从1942年到1944年期间，我们党在延安结合整风，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通过对党史的讨论和总结，对党的历史上的各项错误尤其是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从中吸取了应有的教训，从而真正认识和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从此中国革命就以雷霆万钧之力，锐不可挡，迅速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横扫了大陆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亚洲的东方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这表明，党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的确关系着党的事业的盛衰兴亡。当前，正值建党70周年之际，如何正确地看待党的70年的历史，特别是如何正确地总结建国40年来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坚定而清醒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在这个时候，研究延安整风时党是如何成功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实践相结合的结果。离开理论和实践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有了丰富实践的基础后，能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就成为能否正确总结经验的关键。然而在理论的指导方面，党的历史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弱点。一方面由于我们党成立不久就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党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又长期处于激烈的革命战争环境之中，对于党内大多数人来说，较多发生的倾向是重视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特别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伟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这种状况如同1941年刘少奇同志在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所指出，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不论做什么事，进行各种方式的战斗，只要在党内一动员，为党员所了解，历来就能做得很好，“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
　　另一方面，党内有一些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人虽然学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尽管读了很多马列的书，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党的历史表明，上述两种倾向尽管形式不同，却都是主观主义从不同的两极上的表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有碍于对党的历史的正确认识，都是有害的，特别对于党的高级干部害处更大。为此，毛泽东同志到达延安后不久，就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全党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奠定了理论指导的基础。到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上升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上。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特别要求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向理论方面发展。提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当时延安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蔚然成风。1941年9月，中央专门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同志亲自任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中央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整风中，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是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学习中一是强调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掌握文件中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出对于党的工作的认识，要首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彭真《思想方法问题》1944年7月18日、19日)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整风初期，一些同志依照教条主义的方法引导学习，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去联系实际，而是无的放矢，为学习而学习，为读书而读书，死啃书本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强调要从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中学，从批评王明“左”倾和右倾的教条中学，联系党的路线的内容来学习，废除静止地、孤立地、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是党史上学习方法的根本转变。正是由于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实现了学习方法的根本转变，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实质上成为一次结合党的历史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运动。由于整个整风运动中渗透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再学习再教育，由于使党的高级干部在系统学习中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从而使党的历史上两条战线斗争的若干重大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澄清和科学的结论。
　　十年内乱，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他们把毛主席歪曲成神，大肆鼓吹个人崇拜。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一方面坚持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方针，一方面搞新的个人崇拜，这种“左”倾错误思潮攻击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是“砍旗”、“丢刀子”等等。而右的思潮则明目张胆地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诋毁毛泽东思想。这种影响至今也不可低估。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关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深刻地指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评价毛主席功过是非的重大意义。“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63页)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根据毛泽东同志整个革命实践活动，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毛主席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邓小平文选第294页)邓小平同志特别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把毛主席的错误说过头的错误作法，并严肃地指出这种作法对于我国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邓小平文选》第266页)到头来，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影响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邓小平同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的伟大意义，随着实践的发展已经愈来愈清楚了。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和行动，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而使我们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变，并逐步确立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当今我们重读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社会主义时期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深深地体会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们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根本前提，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上的根本体现，在这一点上，永远不能有丝毫动摇。
　　二、总结历史经验，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分析的科学方法
　　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致的。我们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方面，延安整风在总结历史经验上从始至终贯穿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就要历史地看待党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是从党的整个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而言的。至于某一个具体时期，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党的一些认识也不一定会完全正确，或者是逐渐才正确的。这是因为认识客观事物是很不容易的，要受到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限制。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的内部矛盾和规律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充分暴露出来，人们也就难以认识它、了解它，这就决定了认识客观事物必须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人们认识事物的程度是受客观事物发展状况的制约的，拿今天的眼光苛求前人，不是从彼时彼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因此，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按照这一要求，延安整风时在总结党的历史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还是对八七会议、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党的六大，以及对党的路线错误等重大事件，都严格地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回顾它们发生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党内的状况，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因而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历史事物所作出的结论，不仅在当时消除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为党的干部所接受，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而且经受住了历史实践的考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丧失其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联系到前一时期，有些人摆出一副比党还高明的架势，脱离开历史的发展过程，脱离开历史条件、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对党的历史信口雌黄，横加指责，仿佛中国革命和建设要是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这就不仅是无知，而且是狂妄。例如电视片《河殇》就是突出的一例。采取这种态度和方法，不仅混淆了历史是非，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而且直接危害到现实的行动方针和前进的方向。
　　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就要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众所周知，从1927年到1934年。我们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多次“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当时大好革命形势完全丧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90%，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了100%。而且在王明路线实行的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被迫离开领导岗位，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这并没有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对过去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例如对于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就作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一致的。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当时十分强调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反对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的作法，认为那样无益于只能有害于党的事业。
　　对党的历史能否正确地全面地估价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联系最近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很有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是难免的。东欧一些国家的历史各不相同，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过去都有不同的各种问题、失误和错误。比如，没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照搬苏联的模式，经济搞得比较死；在改革苏联模式过程中遇到了曲折；借外债超过了本国的偿还能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条件不够却搞高消费，物价上涨过快，或者把人民生活水平压得很低；领导体制、干部制度不健全，脱离群众的现象比较突出；过去程度不同地搞了不少冤假错案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就能够弥补和纠正自己的失误和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东欧这些国家虽然认识到对历史进行总结的必要，在事变前都普遍提出要总结过去的教训，但是由于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不能应付复杂的政治斗争。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面前，没能够团结全党，一致对外，而是首先乱了阵脚，把火引到党内，今天烧这个，明天烧那个；今天查党内这件事，明天查那件事，把自己愈抹愈黑。从而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武器，也使那些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一哄而起，搞乱了国家。东欧这些国家的党采取全盘否定自己过去历史的错误作法，其结果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丧失了执政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三、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
　　恩格斯在1844年的一封信中曾经指出，没有任何人比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更加重视历史。同其命运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相反，无产阶级重视历史，探索和接受历史的启示，不是因为恐惧未来而向过去求救，也不是因为需要用历史来掩盖自己的现实利益，而是因为它是现代历史运动的真正主人，创造比过去和现代远为美好的新的历史。列宁也强调，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的历史，“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我们往前行进的跳板看待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58页)在延安整风以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多次进行过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的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这种斗争在方法上有缺点，就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一方面太着重个人的责任，不能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和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另一方面没有能够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弄清犯错误的原因，以致后来又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过三次“左”的错误。鉴于上述教训，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不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下功夫。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应使干部对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页)其目的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共同工作。延安整风时期，通过对党史的学习和总结，正是达到了一方面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又团结最大多数的同志，实现了全党空前团结和统一的目的。
　　建国以后，由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的情况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以至有相当多的同志在1957年以后的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妥善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但有些人却过多地纠缠或沉溺于历史的旧账，他们或者以个人的恩恩怨怨估价党的历史；或者以偏盖全，以党在某一时期的错误代替为党的全部历史，更有人因此走到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党的领导的地步。这表明总结历史确实存在着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而向前看和向后看的现实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党的领导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向前看而后看，不是为了创造辉煌的未来而回顾过去，就会抓住党的一些错误，把党看的一团漆黑，也就谈不上和党同心同德搞四化。反之，如果向前看，就会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党创造的光辉的历史，认识到它是个有生命力、有能力的党。仅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间的历史看，在改革开放这样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中，我们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如何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等等，都达到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有过的深刻程度。这种进步，正是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看不到这种进步，低估或怀疑我们党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能力，怀疑党的领导，妄自菲薄，散布悲观失望情绪，站在一旁历数着过去所犯错误、所受挫折的次数及其带来的困难，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不仅是党指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态度的继承和发展。坚持这一思想，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向前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同延安整风时总结党的历史在党前进的历史上起了加油站的作用一样，在建党70周年之际，回顾党70年的光辉历史，正确总结她的经验和教训，将进一步坚定我们的信心，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有能力彻底战胜错误和挫折造成的一切困难，而走向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靳连芳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