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模范村
　　边区的模范村最多的是生产模范村。在边区开展模范村建设初期，最主要的是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加之这一荣誉涵盖面比较广，最能全面反映模范村的生产情形。如获得生产模范村称号的郝家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该村最大的特色是：他们全村和全家(刘玉厚全家人)，没有一个不参加生产，男耕女织，连儿童都参加变工或拦羊、拾粪，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具有高度的生产热情，充分使用每一件劳动工具。①之后，随着模范村建设运动的深入，随着边区财政的好转，边区政府在此基础上号召讲卫生，号召读报识字，逐步涌现出一些特色模范村。很多特色模范村也是在生产模范村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如延安市北区的杨家湾村，先是被评为运盐模范村，后又评为卫生模范村。以下以华池县城壕村、定边县马坊掌村、新宁县辛家沟村、延长县贺家庄窠、安塞马家沟等生产模范村为例，说明生产模范村的生产特色。
　　首先，组织全村大变工。安塞县马家沟在1943年春创办模范村初期，很快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全村21户中之14户连人带牲畜都一并组织起来。②变工队持续了一个春天，经过变工，全村的成绩与去年相比，不论是种地数目还是开荒数目以及给地上肥的次数，较之去年均有大幅提高，特别是这年全村劳动力与1942年相比还少了四个全劳动力和五个能参加生产的老汉。夏天锄草，全村又组织了一个扎工，一个变工，全部劳动力再次组织起来，使得1943年的川地都锄了三遍，山地均锄了两遍，提高了庄稼的收成。秋收时再次变工，打场时也是变工，总共60天就将全部的庄稼收打完毕，比往年快了许多。即使如此，在制订1944年生产计划时，仍提出要把全村的大变工再提高一倍，可见对变工生产的重视。其他模范村在变工生产上也是如此，像华池县张振才领导的城壕村也是于1943年组织了全村的大变工，将全村的人口、土地、牛牲、农具都作了统计，以便更为合理地组织变工生产。③
　　其次，组织放青运盐。边区农业生产上，夏天锄草结束，麦地翻完即进入到农闲时期。边区政府基于运盐的重要意义，号召群众于农闲时组织运盐，安塞县马家沟的陈德发首先将自己的三头牛驴都出发运盐，并且出钱买帐篷，全村总共26头牲口就去了20头，这个朋帮放青运盐队来回25天，除了盐本和零用，总共赚了10万元。④此外，在大生产运动中，妇女的生产热情也被调动起来，成为很重要的生产力。她们不但能照料好日常家务，几乎个个都会纺纱织布，更有妇女甚至和男人一样上山劳动。如马家沟的妇女，能劳动的几乎每家一名，共有21名，如今已有18名会纺纱，有4名已会织布、织毛褐子，14户农户中有13名在农忙时会上山生产。⑤
　　最后，发展副业。马家沟1943年全村出产的梨果，就够有水果树的九家人买布交公盐代金而有余；植树全村计划500株，实际植了1，500株；菜蔬计划1万斤，结果收了2万斤；羊也增加了，除了猪和鸡因闹瘟没有完成计划。⑥关于植树这一点上，延长贺家庄窠做得更好，全村植树2，000多株。⑦
　　除此之外，生产模范村都注重制订生产计划，具体到每家每户，并且会进行村与村之间的竞赛，以提高劳动热情。
　　二、文化模范村
　　边区政府在领导边区民众大生产的任务下，对边区民众的文化教育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发出要求边区“每人认字一千字”的号召后，各地纷纷成立读报组，进而领导群众识字，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
　　随着读报组的成立，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学文化的重要，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到国家大事，了解到新的耕作方法，了解预防传染病、讲卫生的重要性。正如安塞县委李望淮所指出的那样：读报组对全村居民，不只是识字学习文化，而且是使全村人更团结互助，提高生产，改进风俗的最好教育的学校。又如讨论变工、讨论全村卫生、传达乡政府的决议、展开缺点的批评及解决各样的问题，成为全村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执行工作的最高会议。随着读报组活动的开展，不少行政村提出三年消灭文盲的计划。淳耀领底村人人订出识字计划，三年内做到每人识1，000字，并特别提出“忙天一字、闲天两字”、“忙二闲五”、“忙三闲六”等消灭文盲的计划。除个别妇女提出“七天识一字”外，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忙一闲二”，如此两年内便可识得一千字。⑧此外，安塞县真武洞组织妇女识字组，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自1944年3月间开始读报以来，两个妇女读报组读报九次，读过《边区群众报》文章7篇，4月份识25个生字者达十分之七八。通过读报，大家得知很多关于边区妇女进行生产的消息，从而带动妇女的生产意识。如大家从报上得知女劳模郭凤英放足生产，鼓动了大家的生产情绪。如村民乔生娃过去不学纺线，读报后叫姐姐代她领一架车子学纺。⑨在边区民众的重视下，涌现出一些文化教育办得好的村庄，如新宁县窦家湾。
　　新宁县五区一乡窦家湾村是个读报、识字的模范村子。全村共17户，85口人。1942年冬除自己村子办起夜校半日班以外，还有两人参加了乡办冬学。他们上夜校有14人，晚上一次课，两月工夫，大家都认识了几十个字和各种票子。参加妇女半日班的有13人，一天上一次课，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个妇女也都认会了各种票据上的字。在窦家湾，家家户户的门上、墙上、窗上都写着很多字，念书的学生也多了，有的家庭五口人，有四口人都认得字，可以说是全村男女老幼都学习，因而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模范村。
　　三、卫生模范村
　　自边区政府提出卫生运动后，边区各地积极响应，特别是延安市涌现出大批的卫生模范村。延安市北郊乡高文亮乡长提出十大竞赛口号，要求家家做到“人才两旺”。正如高文亮所说，“毛主席领导咱们丰衣足食，生活过美了，现在他又要我们讲卫生，要做到‘人财两旺’。”他举例黑龙湾有十一婆姨，养了六十七个娃娃，死掉的就有四十五个，存活的二十二个中，还有两个病着，这就叫“财旺人不旺”。而这和边区民众生活不讲卫生有很大关系。高文亮因此召开村民大会，号召大家挖茅厕、垃圾坑，不喝生水，拆洗被子，并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进而帮助其他村民和乡里的其他村子，原来卫生较差的杨家湾，在他的帮助下也转变了，成为乡里的卫生模范村。
　　延安市北区杨家湾，过去到处是牲口粪、破柴乱草，风一吹便秽气冲鼻，到处肮脏。村里人几乎不洗脸，很少洗衣服，常是一两年不拆洗被子，虱子很多。该村大人小孩都喝生水，吃冷东西。村内没有厕所，部分男女，都随地蹲下大小便。虱子多，苍蝇多，疾病也就特别多。而且一有了病就请巫神，不请医生。在卫生运动中，经区乡干部和医生多次耐心解释劝说，并替他们建立厕所，挖垃圾坑，打扫院子等，卫生状况开始有了好转。从此村里再看不见路上有牲口粪及破柴乱草，满庄都干干净净的。除过每月三次的全村大扫除外，哪儿见有不干净的，都争着把它扫净。厕所和垃圾坑已普遍建立，还抬了大石块把井也重新整修了；每家窑内的各种用具及被子衣服都放得非常整齐；常洗脸、洗澡、洗衣服；被子都拆洗过，苍蝇经常打；锅台擦得黑圪油油，地下和窑洞壁都打扫得白圪生生。大人小孩都不喝生水，每天家里女人做饭时就打下一盆开水，有的烧些绿豆汤，不吃死牲口肉，衣服洗得白是白蓝是蓝。⑩因而在卫生运动中被评为卫生模范村。
　　在边区推行的卫生运动中，还涌现出大量的卫生模范村，如固临县南庄村荣膺卫生模范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予以报道。如新宁县五区一乡窦家湾村，自政府提出开展文化建设工作以来，该村立即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公举三个青年当委员，负责领导全村清洁卫生、破除迷信、读报识字等工作，卫生工作方面更加提高一步。由于窦家湾讲究清洁卫生，在五区一二三乡都受到病疫侵扰时，独窦家湾能避免灾害，全村各户仍平安快乐，专心致力生产。(11)
　　绥德分区为了广泛开展医务卫生工作，分区专署特意组织驻军及群众中的医务工作者进行座谈，与会者二十余人，大家一致表示应该组织起来，开展乡村卫生工作。(12)另有驻区“胜利”部卫生队，在甘泉设立“胜利”诊疗所，卫生队与当地党政和学校共同组织了一个卫生委员会，专为群众进行卫生工作，卫生队决定首先将驻区所在村变为卫生模范村，然后再推广到全区。(13)延川县还召开卫生座谈会，要求每个医务工作者选一个村镇作为推动卫生据点，并制定了如下公约：“讲究卫生，破除迷信。关心群众，治病救人。不分贫穷，有请必到。多教徒弟，有请必到。推广医务，绝不保守。重视医道，讲求科学。医药合作，人才两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
　　四、运盐模范村
　　组织民众运盐对边区经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延安县委发出的指示信所言：运盐之重大意义，在于以边区之土产运销境外，既便于友区食用，又能换回边区人民的必需品，发展国民经济(14)。鉴于此，边区政府大力组织民众运盐，帮助民众成立合作社，并且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予以宣传：如“吴旗今年开荒两万亩，运盐三万驮，脚户刘生海将受奖”；“三边专属奖励盐民英雄李文焕，去年产盐两万驮自动多出公粮”；“吴旗二流子改悔自新，刘生海成为运盐模范，党政帮助下一年增加牲口八头”；“志丹运盐工作大进步，拥有牲口千二百头，合作运盐为主全年运盐两万驮”，类似的报道层出不穷。当时边区组织民众运盐，主要利用的是民众的农闲时间，不误农时，同时还能给民众增加收入。
　　延安市北区的杨家湾、延安县柳林区的马科峪，在组织村民运盐中因组织得法，获利颇多，被评为运盐模范村。这两个运盐模范村的突出特征是：首先，对利用农闲时间组织运盐有清晰的认识。如马科峪村的村民大多是从边区产盐区盐池一带迁来，所以传统上即把运盐视为可靠的金饭碗，加之近年这些农户生活日渐富裕，家家户户养驴饲马，运输力大力发展，因而在政府和合作社的帮助下，纷纷走上了这个理想的生活钱。(15)而杨家湾的一些人开始认为是“支差”，但在看到本村运输队的显著效益后，很快转变了认识，加入合作社。其次，两村都组织了运输队。杨家湾村的运输队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杨家湾村侯学林私人，并和群众“朋帮”，脚夫(即雇来的运输员)赚一部分工资兼稍带自己牲口的合作形式，凡每个运输员稍带一个牲口的，年工资2，000元(雇主供饭)，稍带两头的不给工资，但由雇主供饭，凡自带牲口草料由自己提供，自带牲口所获利润归运输员自己，从而吸引少牲口的脚夫同去运盐；二是由于侯学林的关系，村上张维孺和保育院机关成立一个队，将牲口按当时的市价作价，以便牲口受伤时可照当时市价赔偿，此种方式于机关而言，是从运输人员、草料上取得节省，并取得机关本身粮炭运输上的保障以及完成党运盐的号召；于群众而言，队长能多得些钱，而且能从机关方面得到借贷，于公于私都十分有利；三是群众成立的合作社，原有五头牲口，后市府以此社为基础与各村合作，牲口扩大到32头，出发运盐的时候，公私牲口采取统一行动，因而能互相关照。(16)最后，有好的领导。杨家湾的运输队在队长侯学林非常关心雇员的利益，从未有中途解雇的现象，有一雇员丢失一匹马，全队找了三天时间，直到找到后才回家。
　　由此可见，建设模范运盐村，不仅需要村民观念的转变，而且运输队的组建也必不可少，政府的帮助尤其是对运输队借贷资金也十分重要。运盐因此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侯学林的私人运盐运输队最初时只有4头牲口，而到第四次运盐时已达42头，第一次运盐获净利12，560元，第四次除去意外损失的5万元仍获净利79，840元。在侯学林的带动下，马科峪有半数以上的农民参加运盐，杨家湾村民也不甘落后，运盐成为这两个村农闲时的重要经济来源，后来受到政府的褒奖。
　　五、纺织模范村
　　开展纺织运动是边区在被国民党经济封锁下解决穿衣问题的重要途径，延安《解放日报》也对边区妇纺运动的发展多次予以报道，并在“三八”妇女节奖励妇女纺织能手和妇女劳动模范。如延川县城区六乡赵家沟妇纺小组，是全县的模范纺织小组，全村13名妇女都是生产积极者。她们帮助家庭生产方面，1943年上半年仅纺织一项就取得显著的成绩：纺棉花156斤，织布78丈。7月30日，全村妇女又召开大会，决定在旧历七月一月内领花55斤，可纺成线52斤，每斤以600元计，可生产11，200元。该村男子听到后高兴地说：全村全年负担连公私盐在内才8，500余元，婆姨们这一次赚的钱就超过此数两倍半以上。邻村男子听了也动员自家的婆姨纺线织布，增加家里的经济收入。(17)。
　　妇纺运动取得的成绩，在边区各地均有体现。1943年上半年以来，定边县、盐池县两县原有会纺妇女26人，半年内即扩大143人，现有169人。从4月到7月3个月间，共纺毛线2，526斤，都被各工厂收购，总得工资约23万余元。(18)定边县政府发放妇纺贷金10万元，造纺车400辆，解决了妇纺运动中的实际困难。还组织了妇纺大竞赛活动，奖励了11名模范纺妇，这些都成为创建纺织模范村的经验。
　　除了上述几类模范村之外，边区还出现了移难民模范村、调解模范村等。移难民模范村。边区政府从1937年9月成立，到1950年1月自行撤销，存在12年零4个多月，吸引移民近30万。1940年之前移民基本上是自流状态，“除了对我军和友军抗日家属进行安置外，其余自谋出路”(19)。1940年之后，边区政府逐渐进入到有计划有组织的状态，帮助移难民安家落户，号召老户帮助新户，在税收上对移难民倾斜，帮助移难民生产，而不致使他们无法生产而成为边区人民的负担。在政策的引导下有些移难民村也因此出现，关中赤水县移民模范村孟家湾是1943年春在移民委员冯云鹏带领下创立的。全村13户，大小35口人，有12个全劳动力。当年春天开下荒地260多亩，全村新户辛勤劳动，秋后获得丰产丰收，谷子平均每亩7斗以上，有的买牛驴农具，有的补充冬衣，有的打新窑，全村家家丰衣足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长王星林经过一年的生产，已经打下两孔窑，预备的大小粮食囤子都放得满满的，全家大小四口人可吃用两年。(20)调解模范村。绥德义合市四直沟村，过去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在333个村民中，有不少的“二流子”和半“二流子”，经常发生不可调解的纠纷。自从郭维德被选为村主任和荣获调节模范以后，村里再没有人打官司。半年中村里连一件争吵的事也没有发生。郭维德本着政府提倡的民刑案件应采取调解的精神，替老百姓处理了大小七十多个问题。有时邻村处理不了的纠纷，也会请他过去调解。郭维德不但处理村里的纠纷，还是一个创造新村的模范。一年中，他安排了12个移民，改造了16个“二流子”，全都参加了生产。村里除了做小生意的，全都参加了变工队。妇女们成立了合作社，个个纺织，还把娃娃们都发动起来，每天早上检查懒汉。村里成立了六个识字组，经常给大家读报纸，讲时事。四直沟村在郭维德的领导下，成为人人早起，家家沤粪，丰衣足食，和睦愉快的模范村。(21)
　　①参见1943年3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参见1944年1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参见1944年1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
　　④参见1944年1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参见1944年1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⑥参见1944年1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参见1944年1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⑧参见1944年8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⑨参见1944年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⑩参见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
　　(11)参见1944年7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12)参见1944年7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13)参见1944年7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14)参见1943年1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15)参见1943年9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
　　(16)参见1943年8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17)参见1943年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
　　(18)参见1943年9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19)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20)参见1943年11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21)参见1945年1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