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政治启蒙为引导，调动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42年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①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引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43年11月毛泽东又撰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指出只有实行彻底减租，才能发挥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②在年底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组织起来》的报告，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③又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④要坚持这一方针，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都要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⑤。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政策和号召，大大激发了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安塞县马家沟1943年春制订了生产计划，但如何实施这个计划，大家心中并不是十分清楚。陈德发提议组织变工，并且指出听说这个方法是毛主席提出的好办法，大家一听是毛主席提出的，都相信是好办法，因而同意组织变工，把全村21户中之14户连人带牲畜一起组织起来。
　　1943年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劳动英雄的隆重奖励和表彰，更加推动了边区模范村建设的热情。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在招待劳动英雄大会上号召“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和推动一个村一个乡群众生产的核心和旗帜”⑥。之后很多劳动英雄纷纷表态，要把自己的村子建设成为模范村，已经是模范村的，则表示要把自己所在乡建设成为模范乡，并纷纷制订出生产计划。如张振才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提出1944年的生产与工作计划：一、向吴满有应战，将本乡第一行政村(全村有十个自然村，城壕村是其中之一)创造成模范村，挨家作农户计划，并和其他行政村提出竞赛。二、组织变工，三十四户人，二十五犋牛，分成十一个组，男女劳动力都组织起来，从春耕到秋收变工到底。三、开荒三百七十五亩，增产细粮九十三石，熟地全部耕种。改良农作方法，增加耕地锄草次数，修水利一百亩，全村做到耕一余一等共十一条计划。⑦
　　随后，随着边区生产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边区政府又提出发展卫生建设运动，开展读报识字教育，开展“十一运动”，全面开展边区农村建设。边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是积极响应，从自身做起，边区卫生处工作人员对于卫生预防工作尤为重视，提出：不论勤务员、火马夫及其他生产人员，每星期必洗澡洗衣服一次。十日晚上举行卫生运动大会，十一日全处休息一天，专门打扫室内外卫生，并定该周为卫生运动周，周内每人被褥必拆洗一次，以后隔天暴晒一次，室内不准吐痰。发现传染性病人即行隔离，令患者安静修养，多喝开水，避免吹风着凉。并作竞赛，以害病最少的小单位为优胜。十九日举行大检查，着内务、身体、伙房、厕所、水井、马厩、猪圈等之清洁。以后每个星期都要检查一次。⑧由此推动边区的卫生建设工作。
　　二、以竞赛为号召，推动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历年都重视边区的农业生产建设，经常组织一些积极地竞赛活动以鼓舞和引领农民的农业生产，建设家园，提高创建模范村的积极性，这是推动模范村建设的得力举措。1943年3月，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就开展春耕生产竞赛的事专门给边区各地农村党支部发出一封信，其中提到我们的号召是：“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发展生产，援助抗战；发展生产，增进边区各阶层的团结；全边区增加细粮八万石；推广植棉15万亩；实行广泛的劳动互助；改进耕作方法。这是党的号召，这是今年党在农业生产上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现在这个光荣的任务在各地逐渐实行了，有名的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安塞的杨朝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两人之间不仅订立了生产竞赛条约，且由吴满有的提议把两个人间竞赛活动主动扩大为吴、杨二村庄全体的生产竞赛。吴满有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里去，扩大到全边区的群众中去。”⑨同时，连个人之间相互都有对方的挑战书，“在各自的村与村、乡与乡、个人与个人、党员与非党员甚至县区之间进行春耕生产竞赛，比谁组织得好，更有效；看谁是模范的党支部、模范的党员，看谁领导的群众中今年生产更有实效，劳动英雄产生的更多”⑩。
　　劳动英雄之间的竞赛，带动了其所在村甚至所在乡的生产，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村的发展。如1943年旧历二月初四，安塞县召开群众大会奖励劳动英雄，陈德发看到劳动英雄在大会上是那样的光荣，便萌生当劳动英雄的决心，和到会的其他生产者说说笑笑，商量着要把自己所在村建设成模范村。适逢春耕工作的开始，县上干部和区上许多人从安塞第一模范村陈家洼布置工作回来，并带回来陈家洼的挑战书，激发了马家沟的生产热情。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发动全村向陈家洼应战，研究出全村的生产计划，并照县上指示，组织变工。(11)在该年底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上，马家沟成为安塞第二模范村，由此可见挑战书和劳动英雄的激励作用。
　　边区通过开展竞赛促进生产的方式，体现在边区模范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各地在推进卫生文化教育，创建教育模范村时，也都提出了竞赛的口号。1944年4月底，延安市北郊乡乡长高文亮提出北郊乡与延安市北关乡、文化乡比赛，并提出竞赛的十大目标和措施：一、全村居民受卫生小组长领导，进行卫生工作；二、每家建一个厕所，一家或两家挖一个垃圾坑；三、不喝冷水和不吃腐烂的瓜果；四、每月大扫除三次，窑内外经常保持清洁；五、每月洗衣服两次；六、每年拆洗被子两次；七、每天洗脸洗手；八、每家做一个蝇拍子打苍蝇；九、牲口都圈起来；十、有病请医生，不请巫师。高文亮提出的十大目标和措施，成为延安市选举卫生模范村的标准。(12)认字时提倡“认字比赛，班子和班子、组和组比赛，还有两口子比赛，对好的要奖纸笔，不行的要帮助，故意不好好学的要批评”。(13)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对开展竞赛的重视，也都可以看出通过竞赛，推动了边区模范村建设各项工作的切实开展。
　　三、以组织变工为手段，凸显劳动力资源整合的优势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曾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农民生产小组、杂务队(半劳动力作农业辅助劳动的组织)、优红代耕队(或称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小组等劳动互助组织。但由于当时农民正经历残酷的内战，互助组织的生产效益十分有限。1937年以后国内环境逐渐趋于和平，边区的农民群众逐渐得到了休养生息，农业生产不断向上发展。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边区民众的生活又面临挑战。由此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出“耕三余一”，以备粮荒和战争的准备。这就需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调节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
　　1943年，毛泽东在边区最高会议上做了《论合作社》的讲话指出：用合作的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在没有改变生产工具，生产的成果仍然归私人所有的情况下，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的提高，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因此，通过合作社的道路，把群众的力量组成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同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的全体代表招待会上，毛泽东又做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向边区人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阐明了组织起来的道路、方针和方法等问题。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积极提倡下，边区广大农民根据本地的不同劳动互助习惯和具体条件，在原有劳动互助基础上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组织成立变工队——即几家农户在进行生产时，由于人力、畜力、农具、技术上的需要，相互调剂，互相帮助，陕北称为变工，关中一带称为搭工、换工或插工。变工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人工的变工，今日你帮我，明日我帮你，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每天详细登记，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工给值，或将来按工分粮；第二种是人工变牛工或牛工变人工，使那些有牲畜少人，或有人少牲畜的，在人力畜力使用上得到调剂。另外，还有一种是技术上的互助，有些人会翻地却不会下种，于是就取长补短，进行互助。新型变工队的出现，为边区的农业生产大发展、粮食产量的提高，军民的丰衣足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后盾，突出表现在集体劳动所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据统计，“延安柳林区五乡念庄村，在没有组织变工时，乡政府分配开荒45亩，群众信心不高，组织变工后，除种原有熟地及完成45亩开荒任务外，还多开了225亩”。合水县“变工未搞好前一个月，只开荒100，653亩，变工搞好后12天，就开荒13，700亩”。(14)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劳动力效率，“变工与不变工的效率是三比二，即二人的劳动力等(于)三人”。(15)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边区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43年，全年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了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棉花种植面积达150，287亩，产棉173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养牛达220，781头，养驴达167，691头，养羊发展到2，033，271只。(16)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耕三余一”的目标，在边区基本实现。而变工扎工组织得好，粮食打得多，普遍有余粮，也是建设模范村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四、以劳动模范为榜样，彰显劳动英雄的示范作用
　　劳模运动是发展生产建设工作中的一种新的、比较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边区的劳动群众作出了许多惊人的事迹。例如，“杨朝臣、申长林、孙万福等根据现有技术基础和当地条件，创造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改良农作、兴修水利的办法，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妇女中的郭凤英、刘老太婆等，积极纺织与参加农业生产，推动了附近妇女的劳动，指出了边区妇女的正确方向”(17)。从中可以看出，劳动英雄在生产和工作中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政府也注意加强宣传，让群众了解他们的事迹，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树立好典型，同时要求劳模们回村之后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1943年冬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集中表现并发扬了劳动英雄在生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农村、工厂、机关涌现出许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些地方开始了模范工作者运动。1944年，边区政府决定召开更大范围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并决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由群众选举产生，以代替过去由政府选拔的办法，以克服英雄与群众脱节，英雄看不起群众，群众不服英雄，对英雄要求过高的现象，劳动模范由人民群众自己决定。只有这样选出来的英雄才能更好地和群众站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号召群众，切实起到骨干的作用。石明德当了劳动英雄，附近几个村子的群众纷纷说：“石明德能当状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石明德能干好，咋也能干好”。于是就有许多群众和石明德比赛，还有若干积极分子围绕在他的周围，结果村子里的生产和工作就提高了一步。(18)固临县安泰区东曹乡已荣膺县卫生模范村称号的南庄村。该村的良好卫生习惯，系由孙生富的卫生模范家庭之影响所养成。孙生富年逾七旬，虽终生务农，但生活习惯与一般农户有异。举凡洗脸洗手、扫垃圾、粪土，洗晒被服，食具用毕揩洗盖好，室内室外清洁整齐，等等，皆习以为常；因之全家人个个健康愉快，邻里无不欣羡，并向之效法，因而造成全村讲卫生的习惯。(19)由此可见，劳动模范的积极作用，在劳动英雄的积极作用和全体群众的集体创造下面模范村就出现了。
　　五、以融洽干群关系为主导，发挥优秀村干部的领导作用
　　干部固然有组织和领导作用，但在生产建设中面临实际情况时，根据群众的需要，不强迫群众，不命令群众，一切事情经过群众民主讨论，群众不赞成的事，暂时不办，等到群众觉悟和赞成之后再办，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激发出来，也才能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
　　具体到模范村的建设上，干群关系的融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模范村的干部选择问题。在选择一个村庄作为模范村建设时，该村有无能够团结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忠实积极的干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即使该村庄有很好的干部群体，也必须对他们的特点进行很好的总结，总结他们的优点，纠正他们的缺点，将优点向群众宣传，使群众更拥护他们，同时应将这样的干部配备到最负责的工作岗位上去。第二是加强模范村干部的思想教育问题。除一般道理外应注意一个问题的深刻解释：发展生产是为了备战备荒，是为了“减轻民负”，而不是为了多征公粮。模范村光景要过得好，有余粮，生产比别人强，不是多出公粮，多负担，等等。必须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第三是干部要善于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建立核心推动生产。在生产运动中很多积极分子会涌现出来，如甄家湾妇纺组长刘树仁老婆，变工队长徐制业，难民主任张应才等。发现他们后就注意教育他们，给他们工作，并将他们团结在负责干部的周围，成为干部的得力助手。第四是干部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好农民的困难，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最终建成模范村，推动生产发展。事实证明，这样的干部是可以起到带头作用的，是能够得到尊重和拥护的。如庆阳县东河湾有一75岁的老翁，本已手扶拐棍而行，但他要种一亩棉花，并且说：“我年老不能劳动，种一亩地是没问题，公家叫老百姓种一年吃二年，这是完全为老百姓，怕饿肚子，是对着哩。你看马专员夫妇两人还拾粪，我还能劳动一下嘛!”(20)从这段朴实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干部的宣传得到了群众的理解，群众认识到发展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公家多交粮，也是为了自身的致富，自然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干部自然也就有了较强的号召力，干群关系的融洽也不言而喻。
　　六、以树立新风尚为目标，改造乡村落后的社会风气
　　由于历史的缘故，陕甘宁边区旧的社会风气长期未能得到改变，如包办婚姻问题、妇女地位问题、烟毒问题、“二流子”问题、土匪问题等，都严重阻碍边区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因而边区在模范村建设中，特别关注妇女地位问题和“二流子”问题，以改造社会旧习，树立新风尚为目标，使边区的社会风尚有了根本改变。
　　原来边区存在严重的妇女歧视，传统家庭关系极不平等的现象，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媳妇是常常发生的事。延安县沟门村在奖励识字英雄的时候，获奖的妇女白桂英居然说自己识的字全忘了，不去领奖，经调查真实情况是她丈夫打了她一顿，不让她去领。有的妇女也是偷偷地背着丈夫参加识字班学习文化。(21)这些现象引起了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发出的指示信中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的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就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22)在大生产运动中号召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投入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和畜牧业生产，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也得到体现，为后来文化的提高打下了基础，使妇女的地位不断提高。在边区农村开展识字读报时，安塞县真武洞村民张正贵的妻子愿意识字，婆婆不许，后来直接向读报小组提出要求，经过大家劝说她婆婆，婆婆就允许了。(23)更有一批妇女走出封闭的家庭，成为当地的女干部，“她们已经没有羞怯的姿态，现在她们每人穿一身军服，雄赳赳，都是新时代的女性”。(24)1939年至1946年边区多次召开参议会，妇女积极参加各级选举。1941年，清涧县参加选举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90%。绥德县选出的460名乡议员，其中80名是妇女。(25)
　　对边区“二流子”的成功改造，是模范村建设中取得的另一重要成就。“二流子”是指陕北农村对那些无正当职业靠不良行为，如盗窃、赌博、阴阳、巫神、土娼等为谋生手段的人的统称。据调查统计，当时延安县约三万人口，有“二流子”1，692人，占总数的5.6%。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大约占7.8万。(26)“二流子”的大量存在，给边区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困扰，也是败坏边区社会风气的主要因素。1942年边区政府发起“二流子”改造运动，《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改造二流子》的社论，强调“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27)“所有‘二流子’都要改造，参加生产，变成新人”。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劳动改造措施，这些人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如曾经做了十年“二流子”的申长林，在大生产运动中就成为三个农民典型之一，另一个曾经是闻名边区的“二流子”刘生海也改造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刘生海在劳动英雄大会上说：“想不到曾是‘二流子’的我，也有今天，我要报答政府这样好地对待我，以后更要好好劳动。”(28)1943年边区改造“二流子”4，500多人(29)，剩下的“二流子”，经过1944年和1945年的改造，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延安县1943年改造“二流子”1，629人，该县“二流子”已所剩无几。毛泽东评价改造“二流子”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30)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933页。
　　⑥1943年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参见1944年1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
　　⑧参见1944年3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⑨转引自刘建华、汪新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创建模范村的经验及启示》，《农业考古》2007年第6期。
　　⑩转引自刘建华、汪新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创建模范村的经验及启示》，《农业考古》2007年第6期。
　　(11)参见1944年1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12)参见1944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13)1944年8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14)1943年12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1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页。
　　(16)参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4页。
　　(1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5页。
　　(18)参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9页。
　　(19)参见1944年12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2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6页。
　　(21)参见1944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22)全国妇联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23)参见1944年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24)《中国妇女》第1卷第1期(1939年12月出版)。
　　(25)参见1941年6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26)参见1944年5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27)转引自雷甲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
　　(28)1944年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2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3页。
　　(30)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