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制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设计中国未来蓝图的同时，也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作为“试验区”进行实验，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制度，都是在这里首先得以贯彻实施并取得了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示范区”。1937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明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1938年7月，毛泽东也进一步提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①
　　一、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率先实行民主政治的区域。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宣布，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后，党中央就开始酝酿把陕甘宁苏区的工农民主制度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度。5月，在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的任务，②同时制定有关法规，着手改制，以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
　　1．陕甘宁边区建立并真正实行了广泛、平等、不记名和纪律严明的民主选举制度。在1937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规定：除了汉奸、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及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六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③1937年5月到11月，1941年1月到11月，1945年3月到1946年3月，边区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选举运动，每次选举运动，都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发表竞选演说、差额选举、看政绩、罢免制、发挥新闻的舆论作用等形式，选举出自己最为信任的“官”和政府。许多地方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外，差不多全数参加选举。许多不识字的农民没法写字，边区就创造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他们对选什么人非常关心，非常慎重，在选举过程中，选民严肃谨慎地提出和审查候选人，看他们是否对抗日工作矢忠矢勤，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在生活作风上犯过错误，而且候选人要当众说明自己的政见和施政方针，争取选民对自己的了解，接受选民的审查。在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后，选民才投上自己庄严的选票。在极端紧张的抗日战争环境下，人民群众之所以对共产党领导的选举有如此高涨的热情，是和选举真正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密不可分的，选民完全有自由决定自己的选举对象，选举结果和选民利益有着切实的联系。那时，贪污腐化、欺压群众、不能胜任的干部在边区是难以站住脚的。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还体现了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的统一。边区人民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权检阅和评价；对于那些不称职的政府人员，人民有权罢免。这种民主权利体现在上至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下至每个自然村的政治生活之中。中国农村的民主传统是极其缺乏的，而现在，普通的农民有权直接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和有权罢免自己不信任的“官”，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民主参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与当时国统区一党专制的垄断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实在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
　　2．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使人民真正参加国事的管理。1938年11月，边区根据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议员改为参议员，并于1939年1月17日至2月7日在延安举行了第一届参议会，选举出边区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和常驻议员，高岗当选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正式的民意机关。会议还选举出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林伯渠当选为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随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召开了各级参议会，建立了各级参议会机构，选举产生了各级政府。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虽然是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组织条例建立起来的，但它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做了许多实质性的修改，因而它和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及各级参议会有着原则的区别：一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的议员是通过“遴选”产生，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经过自上而下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投票普选产生的，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二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基本上实行的是一党独裁制，实际的权力集中在蒋介石一人手中，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则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凡是重大问题，个人无权决定，必须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三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政府只有询问和建议的权力，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不仅是民意机关或人民代表机关，而且是边区的政权机关，各级行政长官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并有罢免各级行政长官之权；四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对中国政治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基本触动不大，有些方面甚至起到了阻碍作用，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兴利除弊，关心民众疾苦，推动社会进步，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革新精神，使边区的各项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3．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是抗日人民的民主，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条例，其中最多的是体现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包括人民有参政权和作为个人所应享有的一切基本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等等。④由于民主政治的实施，陕甘宁边区不仅各民主党派有合法存在和进行抗日活动的自由，而且广大民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边区民众依据法律和自由的原则，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如职工会、农民会、商会、妇联会、青救会、学生会、儿童团等，还有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及文化文艺学术团体。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产业工人有95%加入工会，农民全体进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为了保障边区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应有的权利，边区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政策，如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改善工人生活，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政策；发展农、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政策；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政策等。这些政策协调了各抗日阶级和抗日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抗日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边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4.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原则最早和最为成功的模范根据地。它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把民主政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民主政治落实到政权建设中，把毛泽东提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落实到政权实处，也为共产党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首先，实行“三三制”原则，进一步保障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各种权利，就是既要使一切抗日的阶级、各阶层有代表参加政权，也要保障他们合法存在的各种自由权利，并要切实照顾他们的各种利益。“三三制”政权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权阶级构成的广泛性，但也赋予各阶级、各阶层以说话、办事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毫不隐讳地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观点、意见和要求。因此，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十分强调切实保证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尤其重视保证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权利，地主阶级只要他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1941年在贯彻“三三制”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在选举的边区参议会和政府中，地主和绅士出身的李鼎铭、安文钦分别出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例如，边区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后，许多地主和绅士表示出意外和兴奋的心情。由于边区实行照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民主的范围，推进了民主的进程，从而达到了团结全体人民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的目的。
　　其次，实行“三三制”原则，在边区开创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真诚民主和合作共事的传统，既尊重信任党外人士，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又从思想上、感情上改善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真正发挥了“三三制”政权的效力。1941年米脂县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从不以“外人”自居，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处事，尽心尽力，操劳着边区政府的各项政务。他在任职期间提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许多建议，均被采纳，其中“精兵简政”的建议在各根据地普遍推行后，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评价它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再次，实行“三三制”原则，在边区实现了“党政分开”，就是保证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共产党也实行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为了克服过去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中严重存在的以党代政、包办代替的领导方式，以及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的现象，边区一方面派出优秀党员，以保证参加政权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的优越条件，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质量代数量；一方面加强了政府部门中党组织的工作，发挥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集体力量和有组织的领导。由此边区限制了共产党员在政府中的人员比例，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管理。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为了实行“三三制”原则，高岗和王维舟等共产党员宣布退出候选人。选举结果，在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林伯渠、徐特立等共产党员占7人，超过了1/3，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由党外人士白文焕补上。在这次会上，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教育厅、建设厅、民政厅的厅长，也都吸收了进步或开明人士参加。当然，实行“三三制”并不是要放弃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而是要更好地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指出：实行“三三制”原则，“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⑤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战线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也指出：“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还指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⑥由此可见，实行“三三制”原则，并非不要或者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要各级民主政权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贯彻执行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也要求共产党员以党的政策和自己的模范行为，说服和引导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主张，从而跟着共产党走。
　　①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③《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1937年5月23日延安《新中华报》。
　　④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集》第1集，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21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二、陕甘宁边区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的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经济基础。因此，为了使边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陕甘宁边区也实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首要和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提出并实行争取外援、休养民力和支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争取外援的主要途径，一是由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二是争取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的捐款和援助；三是争取边区以外的工商界人士到边区投资，发展边区的商业贸易和工业。据统计，1937年到1940年，外援在边区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7.2%、51.9%、85.6%。在休养民力方面，边区政府取之于民的除救国公粮外，再无其他负担。就是公粮也为数很少，1937年到1939年分别为1.4万担(每担300公斤)、1.59万担、5.2万担，仅占全年收获量的1.27%、1.32%、2.29%，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实行了许多新的政策，如在税收方面，取消了过去的42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在土地政策方面，边区早在1937年3月就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后来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公民权。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这些政策的实行，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人民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陕甘宁边区也是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最早和最为成功的地区，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边区实际的具体政策，不仅使边区的各种经济成分得以发展，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榜样。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包括公营经济、合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封建残余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五种经济成分从形式上又分为公营和民营两个方面。边区的公营经济，就是由政府、军队、机关和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主要是农业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数万党政军学人员的生活费与事业费，是供给性的经济。边区公营经济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在整个边区的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小，但它在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边区的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由私人和集体所经营的农工商业，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同时又以赋税的形式供给政府和军队，支持革命战争。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是边区经济的主要成分，而当时军民需要的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农产品还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因此，边区政府实行了“农业第一”的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并制定了发展农业的具体政策。第一，发动农民开荒、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第二，爱护与调剂劳动力，奖励移民；第三，发展畜牧业及其他农村副业；第四，实行低利农贷，活跃农村金融；第五，按村按户帮助农民制定和实现生产计划。边区政府还改革了税制，按收入多少纳税，实行合理负担，在照顾工农利益，不加重其赋税负担的同时，又要团结地主、资本家抗日，不要把赋税全部压在他们身上。这些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边区的集体经济，主要是手工业合作和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是以生产合作的方法组织广大群众的劳力与资金，以普遍发展手工业，求得战时工业品的自给自足。边区政府大力推广生产合作社，扶持合作社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到1944年，边区有合作社634个。其中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办得最好的综合性模范合作社，被毛泽东誉为“真正被群众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边区的私人资本主义，主要是商业。边区对它实行保护和鼓励其发展的政策，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来投资，奖励工商业者扩展边区经济。几年间，边区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以延安县为例，1936年有私营商业136家，1937年增加了36家，1938年和1939年各增加了29家，1940年延安的私营商店就达297家。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种经济成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工业而论，据1945年统计，边区的公营工厂有101个，职工6354人；合作社经营的工业作坊235家，工徒约500人；私营工厂作坊和个体手工业工场，仅据绥德、陇东、三边分区的统计，有1425家，工徒2875人。此外，全边区有手工业工人15000余人；家庭纺妇约15万人。由于大家动手，公私并进，分散经营，以及采取以手工业为主的形式，使边区的工业品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边区的农业，公营经济的成分虽然有了发展，但个体经济的成分仍然占绝对优势。到1943年，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略有盈余；以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部分农户实现了“耕三余一”。边区本来不产棉花，1943年实现了棉花半自给。牲畜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边区大部分农户家家有余粮，出现了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边区的商业，公营商业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公营商业的资本在商业资本中占绝对优势，以延安为例，1944年67家公营商店的资本与473家私营商店所拥有的资本相等；在绥德则占65%。私营的商店也发展很快，1942年延安有私营商店70家，1944年就增加到470多家，两年之中增加了近6倍。
　　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因素，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不论贫富都要保护，都有资源工具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各种经济成分在边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互为依存，相互辅助，共同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战争的总任务相适应的，也是与当时边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三、陕甘宁边区是繁荣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一面旗帜
　　1．陕甘宁边区把抗日救国的民族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在一切文化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国民教育、干部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把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作为中心任务。通过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增强了边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激励人民的抗日斗志。边区政府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并把抗日救国的政治动员转变为抗日的实际行动，如支援抗日前线，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
　　2．边区的文化教育又是科学的文化教育，在人民群众中倡导和宣传尊重科学，反对封建迷信。边区政府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欢迎科学技术人才。1940年边区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和自然科学研究会，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并把科学研究同军事技术、生产实践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为了破除封建迷信，促使边区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向着科学和进步的道路上发展，边区开展了科学大众化的活动。针对当时边区的广大群众深受封建迷信观念的影响，有病不去求医，而去拜巫神，边区政府因此而在全边区开展了宣传医学卫生常识，反对巫神的斗争，大力培养医护人员，组织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治病防病，破除封建迷信，铲除危害群众的巫神。
　　3．边区文化建设最显著的特征是大众化，也就是它是为广大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它以陕北特有的文化底蕴，用不同的作品形式，如戏剧、小说、报纸、电影、音乐、美术等塑造了大批新人物的形象，劳动人民在作品中成为真正的主人公；它在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收陕北民间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新鲜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如秧歌剧、板报诗、快板书、信天游等；边区的文化工作者还奔赴战场，走向农村，下到连队，深入生活，学习工农兵，讴歌工农兵，文艺创作和演出空前繁荣，涌现出一大批至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佳作。其次，边区的文化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亦即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文化教育的一切设施，如各类学校、民教馆、图书馆、游艺场等，以及各种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夜校、半日校、冬学等等，都是为人民群众所设立的，为人民群众所利用的。
　　总之，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组织和全体军民，经过十多年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终于将边区建设成了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成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党不断地总结和推广陕甘宁边区的成功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边区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导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全党的工作，对建设新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北大学 梁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