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革命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这样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也正是它在政治合法性基础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具有局部执政地位的延安时期可以说是它政治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相对于国民党来说只是一个在野党，但它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逐步积累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建立了其全国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为1949年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一、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获得合法性的主渠道
　　在所有现代国家中，不管是动员性政治参与还是主动性政治参与，都是普通民众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公民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政权获取合法性基础的主要渠道。
　　延安时期民众的政治参与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方方面面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仅是代表各个阶层的人民主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就连农民也积极参与政权。就农民而言，摆脱封建剥削压迫，争取自身解放一直是他们世代追求的目标。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他们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手段，因此追求自我解放的愿望不能上升为推动农民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政治意识。中国共产党动员下的政治参与，使农民有组织地参与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摆脱了小生产方式的束缚，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关注自己的生活，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开始关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及相互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政治责任感、公民意识、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培养和增强，从此焕发出蓬勃的政治热情，展示出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民主，进一步开放了政权，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
　　延安时期农民通过参加政治集会、参加民主选举、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方式实现政治参与。
　　政治集会是抗日根据地农民经常参加的一项活动。集会的组织者常常是党的基层组织或群团组织负责人，这些集会有宣传政策的大会和各种纪念大会。各种集会形式灵活，内容多样，对农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政治集会的庄严气氛，让农民感受到参与政治的神圣，感受到自己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参加民主选举是抗日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选举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的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得到普遍的实行。但选举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采用。不过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选举，从性质上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明显不同。一方面，边区的选举不仅仅是单纯的选举，它强调把选举与总结政府工作结合起来，把选举工作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淘汰不称职的干部，选举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代表到各级政府中；另一方面，边区所实行的是一种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如《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的方式选举各级参议员和政府、法院的领导成员。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组成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包括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而且还有商人和地主、社会名流、学者和自由职业者。在选举中，为了照顾根据地文化落后的实际，采取了票选法、画图画杠法、投豆法、烧洞法、编号选举法、举手表决法等不同的选举方式，这就保证了绝大多数农民能够参加选举。农民参加选举，一方面使他们获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另一方面，选举产生的参议会体现了边区人民的利益与要求，真正成为民意机关，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这种真正体现选民意志的选举，使广大人民从中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大大提高了对管理政权的认识与兴味，更加珍惜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地位，也使党在根据地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
　　除了参加政治集会和民主选举，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农民参与政权的重要方式。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根据形势需要，制定了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的方针，这样就使根据地有一大批农民加入党组织。农民不但构成党的主要成分，并在各级组织中占绝对多数。下表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实际处于根据地的执政党地位，农民加入共产党较之加入其他组织，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政治参与，入党为农民提供了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并提升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水平。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真诚推进民主，农民也真心拥护民生，因为它事关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境遇的改善。两者相互推动，逐渐造就出抗日根据地良好的民主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性政党，其自身的结构功能本身就要求它以强有力的手段重新整合社会力量，以便形成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整个革命战略、构建自身合法性基础而进行的广泛社会动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同存在竞争性社会政治生态的西方民众的政治参与有迥异的内容和外观，但它丝毫不影响抗日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的巨大历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意义非同寻常。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手段，政治参与把农村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使他们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去，这使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即农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对根据地政权产生认同，边区政权由此获得合法性基础。这是党在抗日战争艰苦条件下力量不断壮大，在与国民党的力量角逐中取得优势，最终取得在全国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发动广大农民参与政权，中国共产党还使自己的模范作用影响到党外人士，让他们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当然这种领导不是单方向的。党在延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原则，可以说起到了团结党外人士的作用。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②这种民主合作原则，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它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赢得了他们的广泛赞誉和衷心拥护。边区各级政权的“三三制”作为民主的政权形式，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权史上是空前的，它同排斥其他一切党派、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当时一位外国人这样评论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③从这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遵循政治民主化的价值取向，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构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③1944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二、关注民生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获得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经济关系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中，经济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固然由很多因素决定，但经济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然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①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状况可以说是极其恶劣的。如莱曼·范斯莱克所描述的那样：这里“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农业生产极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的土地荒芜。”②尤其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卡断了边区政府和军队的财政来源，并对边区加以封锁，边区遇到空前的危机。那么，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针对这种现状，指出，我们是相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是自力更生四个字。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下，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了。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人民大众是否给与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政策。这就包括军民大生产运动，力求在每个地区做到粮食自给，以及达到棉花生产自给这一较难完成的目标。”③这一论述是实事求是的。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扩大耕作面积，增加粮食和棉花的产量，组织纺纱织布，解决了150多万军民的生存问题，即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1937年边区有耕地8626006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30%左右。④可见，边区尚有2000多万亩可耕地未得到开发和利用。为了开发和利用可耕地，边区政府组织广大群众、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学校学生从事垦荒，使边区的耕地面积逐年扩大。1937年至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统计如下：1937年8626006亩，1938年8994487亩，1939年10040319亩，1940年11742082亩，1941年12223344亩，1942年12486937亩，1943年13774473亩，1944年12205553亩，1945年14256144亩。⑤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边区通过开发可耕地，使边区在八年抗战中净增加耕地560余万亩。耕地的增加，直接推动了边区农业的发展。就粮食产量而言，1937年后边区粮食总产量逐年提高，1938年为127万石，1939年137万石，1940年143万石，1941年147万石，1942年150万石，1943年160万石，1944年175万石，1945年160万石。⑥在耕地面积扩大的同时，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扩大了。就棉花而言，1939年边区植棉仅有3767亩，1940年就增至15177亩，1941年39087亩，1942年94405亩，1943年150287亩，1944年295778亩，1945年300500亩。⑦其他经济作物如桑、麻等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
　　经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据史料记载，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党、政、军三大系统供应充实，达到了每月能吃上几顿细粮，每天有几两肉、一斤多蔬菜，每年的衣、被、鞋能充分满足，这样的供给水准，在当时的西北部地区相当可观。改善幅度最大的是三五九旅，达到了“两人一口猪，一人一只羊，十人一只牛”。⑧除了发展农业生产、丰衣足食以外，边区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使边区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呈现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在绥德、陇东等地区，破败的集市得以复兴，每逢集日，附近数十里的群众和一些流动商贩，常是潮涌而来。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边区政权的巩固，也赢得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信任。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对于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来说，它是处于一种领导地位，是战略总后方。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它不得不承担着庞大而又必不可少的经费供给，不得不承担起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的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如此庞大的财政压力，仅靠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不能解决问题。关于人民负担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⑨但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异是万万不能的。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共产党不能像蒋介石一样靠增加苛捐杂税、千方百计的掠夺人民财富来解决给养。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边区政府1941年开始减少了公粮征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1941年粮食产粮147万担，粮食征收20万担，比例为13.6%；1942年粮食产粮150万担，粮食征收16万担，比例为10.7%；1943年粮食产粮160万担，粮食征收18万担，比例为11.3%；1944年粮食产粮175万担，粮食征收16万担，比例为9.1%；1945年粮食产粮160万担，粮食征收12.5万担，比例为7.8%。对人民的关怀换来的是人民的认同，在解放战争初期，边区为了支援前线部队，保证前线供给，更是竭尽全力。在粮食供应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边区群众宁愿自己挨饿，却要把粮食送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有些地方的群众在地里庄稼刚刚成熟时，抢收高粱、玉米，在炕上烤干，送往前线。
　　以大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经济、关注民主的结果是，在军事战争的非常时期，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发展巩固了根据地建设，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抗日民主政权因而赢得了广大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最可靠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民力、物力源源不绝，连“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认为“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⑩
　　①余可平著：《全球划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②[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23页。
　　③[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④阎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⑤⑥⑦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86、549页。
　　⑧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页。
　　⑩[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3页。
　　三、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而且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支持，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价值理念出自内心的认同和信仰。
　　陕甘宁边区是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文化的指导中心和支柱。在陕甘宁边区出版和印刷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就出版发行了50余种，毛泽东的著作发行更多。边区也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定期的报纸、杂志，如《解放》、《新中华报》、《中国青年》、《文摘》、《中国文化》等等。这些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封建的反动的思想文化。边区还创作了大量的受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等。这些文艺作品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所有这些精神产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了其他根据地，传遍全中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解放了思想，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动员了全国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和消除剥削压迫的指导思想，对边区人民有着巨大的感染力，获得了绝大部分民众的热烈拥护。边区政府在民众中倡导崇高理想和信仰，主要是通过其遍布全边区的全民教育系统来普及的。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边区是文化的沙漠，“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无门入学……”①。边区政府成立后一直很重视教育，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来办教育。到1945年，边区的教育投入居然占到了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边区财政厅在当年的财政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②由于重视和投入大，全边区出现了方方面面办教育、人人投身教育的局面，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囊括各阶层的完善的教育系统。到1945年，全边区高等院校18所，中等学校12所，小学1377所，在校学生数达到34000人。边区政府还要求各县建立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班等社会教育组织，以便经常性地、有组织地对民众进行文化思想教育。由于边区教育属于战时教育，处在日军进攻、国民党封锁的困难时期，所以除了普通的知识学习外，边区教育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无论哪种教育、哪一层次的教育，都无例外地重视信仰教育。因为此时边区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培养急需的大量的新干部和培训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文盲的干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战争环境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把广大军民凝聚在一起。因此在边区的各类学校中，政治思想教育课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保证一定的课时。根据边区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初级小学31-32节课中，政治教育常识课为6个课时，占到l8.8%；高级小学39节课，政治课为4节课，占到10.3%。③同时，边区政府还将政治教育糅进各种教材之中。例如，在课文中，采用《三字经》的形式，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进行宣传：“我抗战，是进步，全世界，多帮助。敌侵略，是野蛮，求帮助，难上难。……持久战，三阶段，求进步，克困难。一阶段，敌进攻，抢我地，夺我城。我中国，大觉醒，兵和民，齐斗争。二阶段，相持中，敌想进，无力攻。我中国，大振兴，又建设，又练兵。三阶段，我反攻，好消息，天天听……”。这样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在识字教育的同时宣传了抗日，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在全边区民众中建立了对共产党的信念，最大程度地形成了一种“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1944年8月，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不仅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还在斗争中迅速强大起来。政治参与的扩大使得政权获得合法性的主渠道大大敞开，不仅是农民参与到政权中，就连党外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也积极参与到政权中来，完全畅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引发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政权受到普遍的支持，最终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认同。而作为合法性资源最深厚基础的经济，也由于其正确政策的实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人民温饱得到解决的同时，人们看到了中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正如费正清所评论的：“当上层官员在心目中了解和装着老百姓的利益，并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时，他的统治才是最好的。”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除了人民利益之外，丝毫没有自己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广泛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提高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延安时期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对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不仅使党的各级干部，而且使民众在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接受了理想信念的教育，加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其结果是“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成为从孩子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实行的政策、建构的制度代表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独立、自主、统一、富强、民主。这些相对于此前的北洋政府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而言，都是崭新的、进步的。这就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之间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能够取得胜利，从而获得在全国执政的合法性。
　　(西北大学 王亚嘉)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③刘宪曾、刘端棻著：《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574页。
　　④[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节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