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延安精神，凝聚着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铭刻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延安时期尤其放射着奇光异彩。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形成、丰富和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党中央、毛泽东不仅运筹帷幄指挥8年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指挥了解放战争的主要阶段，而且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仍然留在陕北，直接指挥西北野战兵团，粉碎了胡宗南的猖狂进攻。延安时期，毛泽东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及其政治工作、人民战争和战略战术思想，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而且在伟大的人民战争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
　　一、人民军队建军原则更加理论化
　　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毛泽东总结红军创建10年来在建军方面的丰富经验，对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
　　(一)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削弱、控制红军的阴谋，特别是妄图乘红军改编之机，进一步加紧了推行其阴谋计划的步伐；在党内王明则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转到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他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企图把军权拱手交给国民党。为此，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强调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十分看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①他特别强调，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需要实行党对军队的单一的，独立的，绝对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曾一度取消了部队党委改以军政委员会的形式指导部队工作。解放战争一开始，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恢复了党的各级委员会，确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连队的党支部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毛泽东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红军是为人民打仗的。延安时期这一思想有了重大发展。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②他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张思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更加全面地提出了人民军队建军宗旨，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③从此，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全党全军革命品格的最高要求和行动准则。
　　(三)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军事建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根据抗日战争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趋势指出：“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并指出质量的提高要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④后来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⑤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军部队训练的主要方针是：紧密结合战争实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是，“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战斗中各级部队十分重视总结作战经验，并及时通报交流。战斗结束后，利用作战间隙，采取上下结合全面总结指挥、战术、技术方面的经验教训。此外军、师、团各级还举办教导队，对干部进行短期集训，野战军和大军区，则开办随营学校、军政大学各类专业学校、训练班，培训干部和技术骨干。中央军委还多次要求各战略区把特种兵建设作为“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指导原则，使全军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空前提高。
　　(四)毛泽东提出了军队发展必须和人民负担能力相适应的思想。随着战争的发展，军队数量不断增长，抗战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共约8万余人，到1945年9月达120万人。但处在敌人封锁、包围的各根据地的负担能力又有一定的限度，只有使二者相适应，才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长期的战争。根据这一思想，抗日战争中期，在根据地缩小又遇灾荒时，毛泽东接受党外人士的建议，及时实行“精兵简政”，使之成为抗日军民渡过难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党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成就更为显著。1942年到1944年3年中，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拼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八路军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匮乏的困难，生活改善，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毛泽东这种“精兵”的思想，军事力量建设与民力相适应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
　　二、丰富和发展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新型人民军队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建立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延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实践和理论得到子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造。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具特兰的谈话中，把红军时期已经执行的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概括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三大原则。本着三大原则精神，解放区的军队开展了“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等活动；政府和人民则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拥军优属”活动。194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政治工作的地位。报告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这一提法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历次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生命线”提法，是对军队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形象概括，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政治工作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和发展方向，离开它，军队建设就会偏离正确轨道；二是政治工作对激发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离开它，军队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就会失去精神动力。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其中在各解放区开展的立功创模运动、团结互助运动，三大民主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等都是军队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新创造。尤其是结合地方的土改所进行的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把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48年2月进行的宜瓦战役之所以能一次歼敌5个旅，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此次胜利的原因“最值得注意的，是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延安时期，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其政治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特点，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解放战争爆发时，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兵力、装备等占优势的气势汹汹的进攻，毛泽东又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形势，坚定地指出蒋介石的优势是暂时的，我们的劣势是可以转化的，蒋介石的进攻，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和军队的胜利信心。随着战争的发展，毛泽东、中央军委就执行新区政策，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等问题及时发出了指示和要求。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发展，显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三、人民战争思想逐步系统化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一开始就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
　　(一)针对国民党政府轻视人民群众力量，不愿和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错误主张，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的思想。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⑥。“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⑦“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⑧并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光辉论断，在更全面的意义上，对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二)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作为人民战争战略基地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⑨在这一建设根据地思想的指导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华北、华中敌后，积极创建抗日根据地。到抗战后期，发展成为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控制有1亿人口和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根据地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指示在东北、中原等地建立和扩大解放区，使之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地。
　　(三)总结了进行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武装组织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从而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指出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战争才能战胜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独具风格的指挥艺术，在陕北战场“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战争史剧。仅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的1年间，面对胡宗南10多万人的进攻，仅以2万多人的军队，连续进行12次较大的战役、战斗行动，歼敌近8万人。在“三战三捷”作战中边区人民组织了支前队伍2万多人，随军担架4000多副，冒着枪林弹雨，为人民军队运送粮食弹药，枪救伤员，侦察敌情，充当向导，封锁消息，直接帮助军队作战。敌人来了得不到一粒粮食，对子弟兵则尽力保证供应。民兵游击队埋地雷、断公路，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共产党的军队对敌情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则耳聋眼瞎，到处扑空、挨打。陕北军民发挥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使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在入侵延安之后损兵折将，连吃败仗，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英明论断和“三结合”武装斗争组织形式的强大威力。
　　(四)毛泽东在指导人民战争中，十分重视把多种形式的斗争相互配合起来。认为人民战争不单是军事斗争，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斗争，因此，必须动员全国各条战线上的人民积极参战，把各种斗争形式相互配合起来。他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⑩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这种配合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把多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要求。因为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反动派还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在实行反革命战争时，不但穷凶恶极地使用军事手段，而且总是以种种非军事手段与之相配合，企图小战大胜或不战而胜。诸如攻心与欺骗，经济上的封锁与围困，外交上的攻击与孤立，文化上的腐蚀与渗透等等，因此人民要想彻底战胜敌人，就不能不以革命的两手去反对反革命的两手。194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重庆谈判，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同时教育了全国的革命军民，使人们对即将爆发的内战保持高度的警觉。
　　其次，从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看，实行人民战争具有把多种斗争形式相互配合起来的优越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人民战争的正义性质。由于人民战争从根本上代表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因此它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就使得它不仅在军事斗争中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获得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反，反革命势力虽然也企图以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来对付人民战争，但由于其反革命战争性质的非正义性，决定了他们对革命人民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再次，把多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一条重要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不仅有白区的秘密斗争与根据地公开的武装斗争互相配合，而且各个根据地积极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发展生产和开展文化运动等斗争，以配合反“围剿”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党继续运用这些经验，在军事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在政治战线上，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在对敌政治斗争方面，主要采取宣传政策，除奸、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在经济上主要是反对敌人的经济统治和封锁，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为持久抗战奠定巩固的物质基础；在文化战线上主要是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发展抗日文化，使文化为抗日服务；在外交上，坚决反对媚日外交，实行抗日外交，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并努力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蒋管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等斗争更是声势浩大，形成了强有力的“第二战场”，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结合更是显示了强大威力，在歼灭国民党807万军队中，有近40％的军队是经分化瓦解、政治攻心，投诚起义过来的。
　　四、战略战术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客观条件的比赛，也是主观指导能力的比赛。因此他非常重视作战经验的总结和战略战术的研究。延安时期，这种总结和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十分注重特殊战争规律和特点的研究。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批判了战争指导上的“左”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不仅要研究和掌握战争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掌握它的特殊规律，第一次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理论。他说：“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1)他又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2)根据这些理论，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4个基本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对的。胜利的持久的抗日战争，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规定了抗日战争的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
　　同样，在解放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之后，严格地区分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临时起作用的和经常起作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因素，满怀信心的宣布：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他说：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毛泽东关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理论，不仅是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制定正确战争指导路线和正确战略战术原则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研究、提高“游泳术”，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战争指导中的能动作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二)根据战争形势，预见发展趋势，适时确定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继承了红军时期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并在新的战争形势下丰富发展了这些原则。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时期，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里进行的一场战争。为此，毛泽东从1936年至1938年，潜心从事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研究工作，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5部军事名著。在这些著作中，不仅一般地规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以适用于包括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在内的整个中国抗日战争，而且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从各个方面规定了解放区在各个时期及不同阶段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大规模地单独地外线作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和正规的配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执行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避免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以及抗日战争阶段的划分等等。以上这些规定说明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且从多侧面展开，表明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军事统帅部得心应手地驾驭着战争的全过程，战略指导和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达到炉火纯清的地步。解放战争过渡阶段，党中央毛泽东于1945年9月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提出的作战原则是“应以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并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的主要方法”。面对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继续实行积极防御，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提出“实行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战略部署则采取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歼敌。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所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对我军战略战术原则的综合性概括。
　　(三)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上，游击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作战方针原则。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很多著作中都全面论证了游击战的意义，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以及作战原则等。特别是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提出了必须把游击战争放在战略上加以考察的科学结论。他认为，由于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时代，敌人占地虽广可是空隙甚大，整个战争又是长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而且这种战争是大规模的，长期的、残酷的，将来还要向运动战发展，成为反攻的重要力量。“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13)这样的游击战争就不仅仅有战术意义，而且具有特殊的、伟大的战略意义。在战争指导上，不仅要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而且要解决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根据地建设、向运动战发展等一系列战略问题。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一系列理论，大大超出历代军事家只从战术范围加以运用的贯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作战形式，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注意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说，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终，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四)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战争指导的根本原则，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毛泽东说共产党打仗没有老样，就是说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作战对象、不同作战地区的战争，就要采用不同的战略战术，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错误。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战略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上，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多独到之处。
　　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态势。毛泽东擅长打运动战。他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其基本思想就是调动敌人，运动中歼敌，这是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最好方法。从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到解放战争中陕北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就是靠灵活运用调动敌人的战术取得重大胜利的范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高超的指挥艺术。
　　善于集中用兵，逐个歼敌。“集中兵力”是一条作战通则。毛泽东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视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核心，用的最活、最普遍。1946年9月，他专门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在《三个月总结》中，他要求不论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必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从1946年8月到1947年8月的1年中，毛泽东先后发了10份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电报，对歼灭战思想作了具体的阐述。如：集中火力打敌一部，战役战术上都须集中兵力，同一时期集中兵力打一个敌人，一部打正面主力打迂回等。毛泽东灵活运用集中兵力的原则主要在于：一是把集中兵力与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态势结合起来。蟠龙战役的发起是因为将敌主力调动到远离蟠龙的绥德，驻守蟠龙的167旅孤立无援，解放军以4个旅的优势兵力将其歼灭的。二是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地采取不同的集中法，如毛泽东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提出“集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而在1947年12月的“十大军事原则”中则提出集中“二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或六倍于敌的兵力”。不同的情况反映了毛泽东用兵的灵活性。
　　善于运用作战形式和方法。延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作战形式的运用上，善于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适时转换主要作战形式，同时又充分发挥其它作战形式的作用，做到有主有从，灵活运用，紧密配合，发挥整体威力。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都是人民战争所必须的，它们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根据战争实际，适时转换主要作战形式，是毛泽东灵活运用作战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初创，兵力弱小，主要的是游击战。在中后期，红军力量发展了，组成了正规兵团，武器也有所改善，作战经验也多了，就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担任敌后战场作战，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敌人日本侵略军。因此，基本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空前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打败敌人，执行“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作战形式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军队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以及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等因素的发展变化而适时转换主要作战形式的，这实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军事战略的转变。
　　毛泽东十分重视三种作战形式的紧密配合。人民战争中，任何一种作战形式都不是孤立的，只有在其它作战形式的配合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在军事实践中，毛泽东既根据战争实际正确区分作战形式的主次，又十分强调主次之间的相互配合。在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时候，并不拒绝正规战，在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时候，并不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仍以陕北三战三捷为例。在陕北的人民军队主动放弃延安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使敌十分疲劳和饥饿；然后以运动战始之以走，先将敌拖得精疲力竭，继之以打，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战役的胜利。接着对蟠龙孤立据点之敌实施攻坚作战，一举全歼据守阵地的敌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三战三捷是三种作战形式紧密结合，互相配合取得的重大胜利。战争实践说明延安时期，毛泽东是善于依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争形势的演变，适时转换主要作战形式，并将三种作战形式紧密结合，互相配合的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作者单位：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③同上书，第103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⑤同上书，第511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47页。
　　⑧同上书，第480页。
　　⑨同上书，第418页。
　　⑩同上书，第63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12)同上书，第17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