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走向新世纪
——延安文艺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抗战时期,一直留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先生,曾经由衷地称赞过延安和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整个解放区是“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党的延安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开创新世纪的光辉时代。当时,无论就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来说,都闪烁着新的世纪的光彩。特别是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心、培育起来的延安文艺是区别于我国任何历史时代的独特的新型文艺。它所包含的理论思想、人才培养和创作成果,都充分地体现了开创新世纪的精神。这一崭新文艺的诞生,不仅对当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对党所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革故鼎新,创家立业,建设新社会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实现了文艺自身发展的剧烈变革。它上接“五四”以来新文艺传统,下开建国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之先河,几乎对整个这一世纪我国的文艺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起着里程碑的作用。今天,当着本世纪的夕阳将要降落,新世纪的曙光蒸腾而出的时候,我们怎样对待这一宝贵的革命文艺遗产,从这块丰富的矿藏中开掘什么样的宝藏,如何从中汲取我们开创新世纪的精神营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了。本文只想从宏观方面谈谈延安文艺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一、延安文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文艺发展体系
众所周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除了北上抗日这一宗旨,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明的左倾思想路线使南方苏区遭受了惨重失败,为了给党和红军谋求一条生路,才开始了这样的大转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中央定居延安,在指导思想上,意味着党彻底摆脱王明左倾思想禁锢,获得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延安所表现出的新的思想面貌,不单单是区别于旧社会的新思想,而是经受了沉重失败教训之后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深恶痛绝的抵制和悖离。事实上,那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实现这一转换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重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使得在这些新开辟的乐土中诞生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都是有着中国的特色,充分体现着自己大胆创造的光彩。特别是文艺方面,更是广大战士、文艺工作者自由创造、大胆尝试的园地,他们面对新的事业、新的社会,不是对过去的、外国的东西模仿、照搬,而是同其它各项事业一样,创造一个新的文艺事业来与社会各项新的事业媲美,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其中包含着艰苦的除旧布新、特别是不断清除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延安及各解放区新型革命文艺发展的科学总结。在结论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我们讨论问题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说明贯穿于毛泽东《讲话》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讲话》是一部具有博大的开放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为延安文艺奠定了开放性的指导思想。
延安文艺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当时延安包括其它解放区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就是在这些面积狭小、物质生活极端困难、人口又不很多的地区,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大批文艺社团组织,几乎文艺的所有门类,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乃至某一艺术的爱好者都有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绝大多数是群众自发的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进出自由,活动自觉,都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专长,构成了延安文艺丰富多彩的艺术阵营,形成了一个宽松、和谐、开放的管理体系。
另一方面,延安文艺统一战线的深入、发展,是延安文艺广为开放的重要原因和标志。当时,延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党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1936年党中央大胆地冲破种种思想障碍,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这是党的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解放。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从而使党赢得了恢复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时机,为所有新生的社会制度和各项人民事业的创试和完善取得了时间和场所。随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文艺上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深入。不长时间,全国各地各种文艺人才像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向延安。他们有的是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这里;有的是二三十年代就已蜚声文坛,舍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从大后方投奔延安的;有的是浪迹天涯的爱国赤子,千里迢迢从国外回到祖国怀抱;有的则是当地土生土长,经受了革命熔炉锤炼的新生力量,等等,延安像一个巨大的吸盘,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艺人才,体现了延安文艺博大的包容性和无比广泛的接纳性。当年的延安敞开着自己的响怀,热情地欢迎着所有爱国的人们。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以后又陆续以中宣部、中央文委以及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了同样内容的指示和文件,都强调指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是不可能的。严格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要尊重知识分子和各种文艺人才,纠正对他们的种种偏见,主动热情地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生活和工作特点,克服困难给他们创造比较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专长和艺术创造的才华。这种开放的气度和政策网罗了来自各个方面,具有各种特长的大量的艺术人才,造成了延安文艺广为开放的发展格局。
当然,不可否认,当年的延安和各根据地,解放区大多处在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特别是国民党又对其进行着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这在客观上阻碍着它对外边的交流和开放。但就其本质而言,延安文艺是开放型的。延安时代,是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打碎一切压迫与剥削,获得翻身、解放的时代。在这里,文艺不再似旧社会的处于下层的游离状态,不再仅仅是少数优闲阶层的消遣品,而跃身为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翼,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运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动力。作家、艺术家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翻了身,改变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了自身和思想的双重解放,成为人民革命事业和战士和社会活动的中坚力量,逐步实现了他们长期梦寐以求的真正的创作自由;在这里,文艺长期封闭的大门从此被打开,突破了自古以来文艺囿于由少数人创作,仅供少数人欣赏的狭小圈子。文艺不只是作家、艺术家施展才华的领地,而且还成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参加欣赏并直接参预创造,大显身手的乐园。事实说明,让文学艺术直接与大众见面,让一时代的全体大众来规范一时代的文艺思想和审美趣味,这不独对于大众是一种福音,而对文艺来说,则尤其是一种更加广泛、深刻的解放。无怪乎著名诗人艾青在参加了延安文艺活动之后,十分感慨地称赞延安文艺是对文艺发展起着“开枷”、“卸锁”的巨大作用。在大的社会变革中,延安文艺内部、外部诸多关系得到了重新调整,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发展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文艺的发展。
同时,即使在当时那样的困难条件下,延安文艺仍然积极推崇和外界的广泛交流和对我国古典文艺、外国文艺先进思想和优秀作品的介绍、借鉴,曾多次热情地欢迎国外的一些文艺团体和人员的访问、观察,有的社团组织还专门开设了马列文论以及外国名著的讲座,翻译了不少专著,并尽力和国际上的一些进步文化活动相配合,多次开展纪念世界名人如托尔斯泰、泰戈尔、珂勒惠文的活动,介绍过莫里哀、海涅、惠特曼、小林多喜二、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各国著名文艺家的作品。据统计,仅《解放日报》从1941年创刊到1946年终刊期间,翻译发表外国文艺作品197篇。1941年前后,由毛泽东亲自倡导在延安和其它解放区上演了许多中国的名戏和一些著名的外国剧作剧目数十种,可以说大大开扩了人们的眼界,为延安文艺与外界交流,吸收借鉴世界文艺创作经验起到了推动作用。所以,尽管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延安文艺在开放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所建构的这种全方位的开放体系和充满着这种博大的开放气派和精神,为我国文艺启开了走向新世纪的大门。
二、始终把握文艺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
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讲话》中总结了古今中外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是文艺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基本问题反映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基本矛盾。基本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文艺上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说到底是文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也在于此。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文艺思想领域把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科学构架。
延安文艺留给我们的最大历史功绩,就是这两个基本问题得到了最明确、最广泛和最深刻的解决。这也是延安文艺最为突出的两个特点。当年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没有把创作作为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工具,也没有当作自己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对社会和人民的无私的奉献,甚至有的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他们的艺术观自觉地融为一体。他们创作主体的张扬不只是个人情趣的孤独表现和伸展,而是自觉地把自我溶化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我之中。当年鲁艺师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好学风,至今不失为人们的佳话、美传;丁玲率领“西战团”爬山涉水,顶风冒雨走遍延安以及晋察冀边区16个县、市60多个村庄,行程3000多里,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播种了革命文艺种子,改变了创作文风;民众剧团成立8年,足迹遍布陕甘宁边区24个县,辗转数万里,观众达百万人以上,人们称誉为文艺界的“小长征”,形成了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除了这些,还有不少著名作家深入农村,奔赴前线,进驻厂矿等,这些变化不是被动的,或者是姿态性的,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发自内心的,经过思想上对个体与群体、主观与客观的权衡之后,得出的自己艺术目标的自觉追求。事实上,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不是单向发生、发展的。而其中包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他们更为巨大的、无私的服务、奉献和帮助,是他们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成长。延安文艺实际上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延安文艺中所表现出的文艺与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是古今中外文艺史上极为罕见的。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永远值得珍惜的精神遗产。
在延安文艺中,生活实践是所有文艺工作者起步的必修课。现实生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基本观念,也只有在延安才被最为明确的肯定下来,并为所有文艺工作者公认,成为自觉遵循的创作准绳。年轻的诗人李季得益于三边农村生活厚土,使他茁壮成长,创作了享誉国内外文坛的著名诗篇《王贵与李香香》;老作家欧阳山同夫人一起到南区合作社安家落户,终于创作了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高干大》;丁玲由于有长期土改工作的生活,才得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大收获,等等。许多文艺工作者的经验体会说明,生活是丰富的、不朽的、万能的,它不只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而且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来说,是他们的学校、老师。生活的洪炉,可以增长他们的智慧和才干,还可以荡涤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可以随时医治他们身上的创伤和病疾。延安,是革命的摇篮,又是文艺家成长的摇篮。从这里不仅走出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队伍,而且走出了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他们大都具有非常坚实的生活基础,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建国以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一直永葆着艺术青春。直到现在,许多老延安文艺战士,始终留恋着延安时代生活的美好情景,称延安是自己艺术生命赖以成长、壮大的“根”,是哺育自己成长的母亲。
文艺上的两大基本问题,是任何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它不只是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时代、社会文艺事业盛衰、面貌的根本问题。尽管当时由于历史局限,难免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某些粗率或偏激,但它毕竟是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走向新世纪的广阔道路。
三、延安文艺充溢着敢为人先的大胆创新精神
光辉的延安时代,是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除旧布新、创家立业的时代。延安精神,包括延安文艺精神的实质是大胆的开拓精神,是一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当年延安兴起的街头诗运动、新秧歌运动和戏剧改革运动,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时间之久都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不能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简单的文娱现象,也不能只把它看成某种文艺形式的新变化,而是在剧烈变革的历史大潮中,文艺自身长期积蕴的、强烈呼喊和要求着冲破一切束缚实现自身的大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一场不亚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整个中国文艺事业大变革的文艺大革命,是诞生于革命圣地的崭新的、独特的革命文化现象。毛泽东当年曾饶有风趣地说过,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4亿5000万人民都来闹。不庸置言,这是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的体现,同时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开阔的文艺观,是对延安文艺开拓精神生动、形象的表述。这一文艺的剧烈变革,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对文艺摧残和破坏。恰恰相反,它所摧毁的只能是那些阻碍文艺发展的形形色色的枷锁,深入地开掘了潜藏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中丰厚的创造力,哺育、扶持着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一切新生力量茁壮成长。
延安文艺所产生的艺术成果,无论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幼嫩到成熟,都十分明显地体现着作者从内容到形式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呈现着区别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崭新面貌。不少作品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饮誉海内外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国音乐艺术走向世界现代化的划时代之作;古元木刻《割草》被徐悲鸿称赞为中国版画界巨星的卓越创造;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称之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白毛女》是我国第一部新型歌剧;《高干大》是延安最先出现的长篇小说,它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正确地反映了党所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原动力》首次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搬入艺术画卷;《王贵与李香香》是我国革命长篇叙事诗的开山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为我国革命文艺最早争得了国际荣誉;以及赵树理独特的农村生活作品,孙犁优美的风情作品等等枚不胜举,这一系列五彩斑驳的艺术画廊,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历史大腾飞中,破旧立新,实现社会历史大飞跃的真实写照。陕甘宁特区,特就特在她的大胆开拓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创新精神。刘勰在总结前人文艺创作经验时曾经提出过“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观点,就是说在历史的剧变中,文艺必须实现自身的大变革,才能得到更大发展,走向时代的前列。说明不断地推陈出新,大胆创造是文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延安文艺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规律,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难免其中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它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深化改革,勇于变革,才能最大限度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它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为我们今天文艺创新,走向新的世纪,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