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着重做好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等的统战工作，扩大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注意做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扩大党与他们的统一战线，促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走向抗日。
　　首先是声援两广实力派抗日反蒋。1936年6月上旬，国民党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两广事变，发表通电，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并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6月8日，毛泽东对《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变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①。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同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宣言》②，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改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
　　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派人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于9月下台。李宗仁、白崇禧则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蒋介石同意了桂方提出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两广事变虽然平息，但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对蒋介石仍有戒备之心，遂派钱寿康为代表，到延安向中共中央送交了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方案，以及李济深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
　　毛泽东于9月22日回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③，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为绝对必要。毛泽东的信和修改后的协定交钱寿康带回广西。同日，毛泽东致信蒋光鼐、蔡廷锴，④提出：为达推动全国 (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不仅促进了他们的抗日救国斗争，而且也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对日比较强硬的姿态。
　　与此同时，党积极推动华北实力派抗日。当时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山西阎锡山、平津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以及山东的韩复榘等部。中共中央为团结和争取这些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是做好与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恃的山西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3月红军东征受到国民党军队阻拦后，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保存国防实力，避免内战，决定红军撤回黄河西岸，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陆海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毛泽东还表示，红军愿意与所有一切武装队伍停战议和，一致抗日⑤。
　　5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⑥说明红军东征是为了“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会见被红军俘获的阎锡山部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要他向阎锡山传书。毛泽东同时还分别给晋绥军的李生达、杨效欧两师长写信，说明红军东渡是为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表达愿与晋军、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的意愿。
　　收到毛泽东的信后，阎锡山思考再三，最终选择了“联共抗日”的道路。阎锡山派人前往天津，邀请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商谈。朱动身赴山西前找到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等交换意见，到太原后，经与阎锡山的代表多次交谈，最后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等三点协议。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山西籍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共派出由薄一波任书记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共同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重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有原则地使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开始了同阎锡山的正式谈判。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下达成协议，决定互设通信站，建立电台联系。至此，我党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
　　为了作好当时担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和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的统战工作，毛泽东于1936年8月14日分别向他们致信，⑦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救国主张。在给宋哲元的信中，支持宋积极抗日，希望他及29军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毛泽东指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宋哲元部做统战与联络工作。并希望宋哲元设法向山东的韩复榘、绥远的傅作义、山西的阎锡山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
　　在给傅作义的信中，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
　　10月25日，毛泽东又派彭雪枫带着他的亲笔⑧去见傅作义。他在信中指出：“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傅作义见信后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并同中共建立联络关系。
　　1936年11月初，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向绥远发动进攻时，傅作义毅然率部抵抗，发动了著名的绥远抗战。12月1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绥远抗战发表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同时号召全国人民援助在绥远坚决抗日的英勇将士。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华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毛泽东于 1936年8月14日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必须继续开展对宋哲元及第29路军的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10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工作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第29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⑨。
　　此外，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这样，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逼蒋抗日，促使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维护抗日团结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党同国民党的军事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阶段，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
　　全国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对抗日是比较努力的，能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两军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仇共、惧共心理日益加剧。再加上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国际“绥靖主义”潮流的渗透，国民党当局政策的重点随即发生逆转，并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方针。随后，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武装摩擦事件，袭击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先是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在华北以进攻山西新军达到顶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从1940年10月的何、白“皓电”(1940年10月19日)开始，到1941年制造血腥大屠杀的皖南事变为极端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际，又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最激烈并达到白热化的时刻，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几乎濒于破裂。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处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不得不进行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仍是其基本矛盾，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敌后武装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日；另一方面，为了自己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而困难在于如何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根本指导原则，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形成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整套策略，发展了党的军事统战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提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明显地表现两面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统战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但同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事实上，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他们还不敢或不能放下抗日的旗帜。于是便实行联合其他各派势力采取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⑩后来，毛泽东还说过：他们是两面派，我们也是两面派，是革命的两面派，要同他们斗争。
　　正是由于正确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指导思想，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太行山地区以及华中新四军的广大军民及时、果断地制止了国民党军队制造的军事摩擦，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始至终坚持以革命的两面派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在何、白“皓电”后，毛泽东确定了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也就是实行针锋相对的两面政策。他在1940年11月21日和30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本质上依然是两面政策；我对一切吓我之人亦应以政治攻势转吓之，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的方针，除表示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泽东认为，我们“和缓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面子，硬可以给他恐怖”。“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发出了限制新四军北移的最后通牒(即“齐电”)，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仍是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亦应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在抗日方面，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孤立；在反共方面，对其当不愿根本破裂两党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向我党和人民的政治高压和军事进攻方面实行坚决斗争和加以孤立。这也是软硬兼施。开展斗争是硬，但硬不硬到破坏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是软，但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的立场。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猖狂至极，1941年1月17日发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对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相应指示，向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出了一系列电文，着重强调：我们应紧紧捉住蒋介石1月17日令坚决反攻，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采取强硬立场，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只有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由于在采取军事守势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最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形势很快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对我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作了深刻概括，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我党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11)。
　　二是强调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同时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不仅决定了我们党与之联合时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工作的基点放到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1939年6月10日，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在反对投降的报告中指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准备自卫、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反共高潮开始后，毛泽东在1939年10月10日为党中央写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2)的决定中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毛泽东在1940年1月28日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3)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不甘心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的失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华中地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156中，要求项英和东南局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不但致电项英，要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行动准备，而且告诫全党，蒋介石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要准备任伺一种情况发生后都要有对付的办法。他甚至作出了可能出现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的思想准备，以及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指出：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14)。
　　西北、华北、山东、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都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可能发生最黑暗局面的各种准备，惟有项英在皖南迟疑不决，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导致皖南事变的惨重失败。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总结中批评项英的错误指出：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要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蒋介石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他还指出，我们在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时，也不抛弃好的可能性；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易破裂了。
　　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了正确的军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后走向胜利。
　　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准备发动内战。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关键时刻，驻安边的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经过我党长期统战工作的影响，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委和三边警备区的领导下，由曹又参率全旅2000多官兵，向全国发表通电起义，使新十一旅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新十一旅的安边起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第一支起义的部队。不仅使这支部队本身获得了新生，而且对其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100多个旅、师、军级将领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所以，新十一旅起义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旅长时，对新十一旅的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革命的火车头”。
　　继安边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发动反内战起义后，驻防在旬邑县张洪镇一带，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任务的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在我党影响下也毅然举行了反内战起义。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队长董策丞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军人，1943年春，他进入国民党陕保六团任三大队大队长，不久即被调往旬邑土桥镇一带，执行国民党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董策丞对不能上前线打日本反而要进攻陕甘宁边区感到不满与苦闷，遂秘密地给曾帮助过他的我关中分区教导团团长赵伯经写信倾吐心中的苦闷。董策丞的密信受到我关中地委高度重视，认为根据董的态度，和其正直、有强烈爱国心与抗日热情等，争取团结董策丞站到我们一边完全是可能的。随即赵伯经复函董策丞，揭露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罪行，阐明我军必将对封锁予以有效反击的决心，和团结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政策。同时关中地委统战部长汪锋又安排与董策丞有同乡关系的陕西地下交通员王生春赴土桥镇与董策丞取得联系。在来往中，王生春常常带去边区出版的报纸和宣传品，对董策丞、龙伯渊(三大队机枪三中队队长)进行启发，并代表汪锋将延安产的呢料送给他们，使他们感到共产党的友好与真诚。1945年7月间，蒋介石、胡宗南调集大军企图侵占我关中地区。12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我解放区军民要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加强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力量反对内战。中共中央要求，一方面要对国民党军队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在这种形势下，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地委加紧了争取董策丞部队实行兵变的准备工作。1946年8月15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举行起义，投奔陕甘宁边区加入革命队伍，为西北解放战争增添了力量。
　　横山起义，又称胡景铎起义，是习仲勋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发起的。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要求习仲勋要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敌军工作，目标是解放榆林、横山，为自卫战争取得回旋余地。习仲勋立即召开了西北局统战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并对陕甘宁边区贯彻指示精神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北线是国民党二十二军和保安团的防地，它们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长期受蒋介石排挤，与胡宗南也有矛盾。他们在抗战时期和我们有较好的统战关系。为此，西北局于1946年春任命师源为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专做胡景铎的联络工作。在我党的大力争取和帮助下，胡景铎率部于1946年10月12日在横山发动了起义。横山起义是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张家口和承德相继失守，并对延安形成包围的不利形势下发生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横山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均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为西北的旧军队，也为一切爱国者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所以毛泽东在接见胡景铎时说：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有洞的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很正确的、你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举行起义，这是革命的行动、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我党成功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在国民党军队中策动起义，促成了一批批蒋军官兵脱离国民党反动政权，投身革命阵营。北平、长沙、云南、新疆等地获得了和平解放。据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师以上重大起义达60余起，起义兵力达114万余人(不含投诚人员)，占国民党总兵力的1／7以上；驾机起义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55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2以上，充分显示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配合武装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50页。
　　②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64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279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281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0—21页。
　　⑥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
　　⑦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212页。
　　⑧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293页。
　　⑨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58、163—164页。
　　⑩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8页。
　　(13)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
　　(14) 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1945年10月起义的高树勋将军及其部队的榜样，称为“高树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