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9月正式成立，到1950年1月撤销，历时12年零4个月。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纷呈、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至今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小到大，人民军队的力量由弱到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培育了一大批国家脊梁、民族精英和英雄群体，令人敬仰，令人缅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验证，是成功、正确的，依然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坚持与时俱进地开创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制度，边区的各项建设成就既是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典范，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共产党既是在野党也是执政党。就全国而言，它是在野党；就局部地区而言，它是执政党。作为在野党，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作为执政党，共产党面临在自己的执政区域如何实施民主的问题，就要采取比国民党更为明智的政策，并与时俱进地开创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贫穷、闭塞、落后的边区建设成了举世称誉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在政治上最先进的区域。国内外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新中国的试管”。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①。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模范。民选的参议会是边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边区政府和法院由它组建，受它的监督并对它负责；参议会的参议员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真正民主选举产生；边区的政权在组织上实行“三三制”，不论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均吸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这种政权结构充分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管理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在我们这个没有民主传统国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创造。”“全国人民渴望着的民主政治，毕竟在适宜于它生长的土壤上，结出灿烂的果实。”②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模范。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穷，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总的方针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依靠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产业结构上，实行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利益，适当征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除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外，一律实行减租减息。上述方针政策的实行，合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对于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改变边区经济落后面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模范，边区各项文化事业原本就十分落后，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边区党组织和政府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拓荒”式的工作。特别是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决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两大任务后，边区文化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是大办干部学校，提高边区干部文化素养和理论政策水平；二是从扫盲入手，办好识字班、夜校、冬学和小学、中学，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三是逐级建立医药社、卫生社、卫生院和医院等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条件，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四是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活动。各项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使边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综上所述，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新民主主义建设已经不仅是理论和纲领，而是已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新中国的基本框架已在边区建构成型，边区成为新中国孕育之地，是全国最先进的地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坚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为大多数人们谋利益，从而为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赢得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③因此，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对于边区的抗战，边区的民主建设，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乃至对于边区的巩固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边区的一项十分紧要的任务。为此，边区党组织和政府围绕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以新制度和新政策的保证作用，以政治思想工作的教育作用，以共产党员模范行为的激励作用，以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和边区的周围，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就要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保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的见的物质福利。”④在边区，以经济和教育为中心，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等一系列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进行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使边区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制度，使一切抗日人民获得了民主权利，真切地感受到“民主就是咱大家当家”的真谛；开展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科学文化教育，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享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还有如：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工商业，繁荣边区经济等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人民性，无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矛盾至为重要。虽然抗战初期党和各根据地政府把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保护民力放在该基地建设的突出位置，但就在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也存在机构庞大与经济困难的矛盾。在“鱼大水小”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没有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一度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引发了一些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以致1941年6月在边区发生“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事。时隔多年，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多次提到，可见对他感触之深。毛泽东说：“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⑤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首先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同时通过“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从而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由于政策的正确和稳妥，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周围，改变了以往的涣散状态，普遍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从而使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成为全国进行得最早、最充分的地区。边区成立的民族抗战后援会，下辖的抗日救国民众团体有25个，其分支机构遍布于边区各地，参加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
　　坚持建设清正廉洁和人民满意的政府，成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和其他根据地学习的榜样
　　建设清正廉洁和人民满意的政府，是边区政府追求的目标。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日起，就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将建设清正廉洁和人民满意的政府贯穿于边区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和其他根据地学习的榜样。
　　首先，建立监督机制，接受民主监督。边区政府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就特令林伯渠、谢觉哉制定相关法规及监督机制。如各级参议会代表民意，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的职权。”遇有民主政权工作人员违法失职时，有权检举或弹劾。《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⑥。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需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⑦1945年《令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规定：“以后凡遇此种控告，不论是由本府交办的或人民直接呈诉的，你们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办理经过，必须详细报告我们。”⑧正是以上这些规定、法令有效地保障了人民对民主政权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使边区出现了一批自觉接受监督的党员干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以及各厅负责人，在历次的政府工作会议上，都对人民代表作详尽的工作报告，主动请求代表们审查、监督。由于边区民主政权工作人员主动自觉地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从自身做起，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因而将边区政府建设成清正廉洁、充满活力的政府。
　　其次，建章立制，依法治吏。毛泽东曾经提出治国就是治吏的观点，揭示了反腐败问题的症结所在。边区政府十分重视依法治吏防腐，先后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管理公职人员的制度。早在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就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以及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文件，重申反贪等方面的处罚规定，奠定了廉政建设的法律基础。边区政府成立后，立意革新，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中央特令林伯渠、谢觉哉专事指导办理和制定相应法规。1938年8月5日，先期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试行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下者，处一年有期徒刑或苦役。如此严厉的刑罚，表明共产党人惩治腐败的决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还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边区政府不仅重视建章立制，健全法制，而且能够严明法纪，依据《条例》严肃处理过多起贪污违法案件。仅1937—1938年的两年时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严格判处180起贪污腐化案件，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起到了警示作用。
　　再次，严格遵守“俸以养廉”原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由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造成边区的物资极度紧缺，但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公开把“俸以养廉”原则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基本精神，就是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厉行廉洁政治。边区民主政权工作人员依据有关规定领取规定数额的津贴，边府主席、边府委员，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每人每月津贴为5元；专员为4元；县长为3.5元；区长为3元。⑨并且边区各级民主政权工作人员除了津贴有所差别以外，其他一切几乎完全平等，不搞任何特殊。边区内部匮乏的物资，决定了边区民主政权工作人员津贴的低廉，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此，当时“俸以养廉”只能是一个奋斗目标。尽管如此，边区民主政权工作人员却能严格遵守“俸以养廉”原则，做到廉洁奉公。他们的廉洁奉公不是靠俸禄养成的，而是靠他们高尚的觉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支持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事实上做，不在于两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上行马克思主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实际行动，正是毛泽东这句话的具体体现。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利用“昔日仇敌变为抗战盟友，十年内战变成统一战线”的时机，以“金钱美女”和“委官晋级”为手段，对边区民主政权高级干部和公务人员进行腐蚀拉拢，妄图使他们腐化堕落，不战自败。但是，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所具有的坚强的党性，使国民党的企图落了空。在极其复杂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以真真切切的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工作宗旨，真正做到了求真务实，为民谋利。林伯渠曾多次要求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不要讲空话，要以实际行动证明一切。他们既做建设新民主主义这样轰轰烈烈的大事，又关注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事，真正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要做到求真务实，为民谋利，工作人员就必须首先做到以身示范，为民表率。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制订出自己的生产计划，并付诸实施。当有人要求为他代耕时，他严肃地说：“我是边区政府主席，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生产任务，怎能要求别人?”⑩尽管当年斗争残酷，环境艰苦，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高尚品质。他们与群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吃一锅饭，共点一灯油，情深意厚，亲如一家。
　　坚持培养和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他们既是边区建设的中坚，也是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骨干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代表着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它以特有的地位和影响而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方热土，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怀着爱国报国、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满腔热忱，会聚在宝塔山下，给陕甘宁边区增添了新的活力，也给党培养新型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军事人才提供了条件。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万多人。在来延安和边区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从地域上，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沦陷区，还有一部分南洋和欧美国家的爱国华侨；从民族上，主要是汉族，还有回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从职业上，有工农群众、社会贤达、海外人员，真乃人才荟萃，群星灿烂。
　　这些进步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在陕甘宁边区这座革命熔炉里，通过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社会实践，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中国革命坚定的奋斗者，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加入了党组织。“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正是有抗日救国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共同目标，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在思想、精神、意志上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
　　随着抗日战争新形势和陕甘宁边区发展的需要，一大批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改变了延安和边区原来的人才结构和知识层次，为党培养新干部提供了条件。从1937年开始，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几十所干部学校，既培养党政干部和军政干部，也培养科技干部和文艺干部，还培养工会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在宝塔山下，延河两岸，到处有歌声，遍地是课堂。这里“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院校’，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然而，正是这一座座窑洞大学，正是如此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磨砺了热血青年的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在这里，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在这里，许多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和锻炼，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实现了世界观的自觉转变；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培养造就了数十万干部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就有4万多名。抗战胜利后一次派往东北的干部就有2万多名。尤为突出的是，经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和社会的斗争实践，大批学生出身的、在抗战前后奔赴延安和边区的知识分子被锻造成为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人才，使党和军队的干部队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在中级干部中，有85%是知识分子。华北地区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相当好”(11)；“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12)。
　　坚持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边区的绝对领导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在边区的更名改制过程中，中央一再强调：“为了保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治自始不变。”在国共谈判过程中，国民党企图分割边区，将边区分别隶属原省，取消民选制度，以便取消边区，改变中国共产党对边区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则坚持陕甘宁边区必须是完整的，不能分割；必须实行民选制度；并拒绝国民党派人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边区的绝对领导地位。
　　如何加强党对边区的领导，把边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等有许多成功的实践，并总结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第一，通过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对边区政权的领导。纲领和路线是政党和政权实现总路线的具体目标和要求。陕甘宁边区从建立到建设先后颁布了许多纲领性文件，而其中《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施政方略。尤其是后一个纲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才交边区参议会通过这些纲领。它既是边区党的组织提出，由边区参议会通过实施的，又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的，反映了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利益，符合边区的实际情况。还有许多重要的政策，如减租减息、“三三制”、精兵简政等，也都是由中共中央或边区党的组织研究后作出的决定。第二，选派党的优秀党员和负主要责任的党员参加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决定由林伯渠任政府主席。因为林伯渠不仅是深受全党爱戴的老共产党员，而且曾经是著名的老同盟会员，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一、边区党的组织主要领导人高岗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还有许多著名共产党员，如谢觉哉、李维汉、刘景范、南汉宸、萧劲光等，也担任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中央和边区党组织还选派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担任边区政府职能部门、分区、县、乡的各级领导干部。第三，通过政府机关中的党团组织，实现对边区政府的领导。边区实施“三三制”政权后，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变成了少数，需要发挥共产党员整体力量的意义增大了。为此，边区党组织提出了加强党团组织，特别是加强边区政府党团组织作用问题。1942年，西北中央局组成了由谢觉哉为书记的“边区政府党团”；1943年，又决定由林伯渠任边区政府党团书记，以实施对边区政府的领导，实现了把党的政策、党的主张、党的决定，依靠党团的努力，取得边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的通过，进而在政府工作中进行实施。第四，以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具体推动边区政府工作。党政联席会议亦即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联席会议，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边区的实际工作。边区政府成立后，最重要、规模最大的一次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联席会议，是1940年3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边区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各分区专员、各县县长和县委书记等出席会议，林伯渠等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经济建设》等报告。会议着重总结了完成征粮和扩军任务的经验教训，讨论了边区所面临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经济建设任务。第五，在乡村基层政府建立党的组织，推动党对乡村政权的领导。1939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名发出《关于乡村级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组织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边区地方支部委员会的领导责任、职能、人员组成等，还明确规定边区的地方支部“应该是乡村政权的领导者，地方武装的领导者，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党政军民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尤其规定：“支部委员会应定期召集会议，计划与检讨党政军民各项工作，支部的决定，应经过政府党团及民运委员会去讨论执行，不可包办或代替一切。”(13)这样，既加强了党对乡村基层政权工作的领导作用，也克服和纠正了党对乡村工作“一把抓”的作风，使党的支部有时间来研究环境，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把乡村工作做得更好。第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政权工作中的模范作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4)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边区各级政府和其他根据地的工作人员，推动着边区各项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走向辉煌。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部长、教授)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②《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48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404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⑦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⑧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⑨《各机关津贴标准》，陕西省档案馆2—11—835。
　　⑩黄禹康：《林伯渠是延安精神的积极倡导者、践行者》，《中华魂》2006年第3期。
　　(1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1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