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围绕抗日与民主这一根本任务，依托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提出了新社会的建设问题，既有阶段性的规划目标、又有长远的社会建设蓝图，熔铸革命与建设于一体，充分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积极性。正如毛泽东在边区二届参议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社会才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①
　　繁荣经济以富裕民生，改善群众生活
　　陕甘宁边区经济成分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工商业几乎为零，日用品也要靠外地输入。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切实推行了旨在恢复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在工商业方面，政府保证正当商人利益，奖励工商业，发展边区经济，增强抗战力量，毛泽东在概括这一时期的劳资政策时指出：“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②
　　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奖励私人企业，保证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由于实行了有利于工商业的各种政策，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得到了保障，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和利润迅速增长。延安当时的一名商人在外国记者采访时说：“共产党到延安之前，我的铺子只是一张桌子，卖烟、酒、煤油……我一年赚120元钱……但纳税差不多就去了80元……”现在“我一月净赚30万元，但纳税总不过每月两万。”③
　　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生活，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工人生活待遇得到改善。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对劳资关系做了各方面详细的规定：“工人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率，最低工资率应以所在地的生活状况为标准，”“雇主应负担工会方面及工人文化教育费，”“工商应得到医疗费”，“休假工资照发”等④。
　　劳资政策的实施，既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又保证了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和谐了两者的关系。如工业方面，1941年边区有私营纺织厂30余家，工人学徒176人，铁机4架，手拉机120架，抛梭机50架，每月可织布2456小时；私营造纸厂40余家，工人108人，年产纸张1295令，1942年增至48家，工人139人，年产纸张1865令。在私营商业中，以边区农牧业产品为原料，自产自销的作业性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延安市私营商业1940年有297家，1941年增至355家，1942年则增至370家。同时，边区政府所经营的公营商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如1941年延安市光华商店营业总额达8931531.92元，获纯益1146098.69元，资本上半年为100万元，下半年为60万元，平均资本80万元，利润占资本143%以上。⑤经过八年抗战，边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较战前有了很大提高，老百姓普遍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都在政府政策的调控下逐渐缩小。
　　边区注意富裕民生的思想和一系列措施，对今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⑥正因为党能够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才赢得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为促进边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当前，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更应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急切需求，给人民以切切实实的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时期，党更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根本宗旨，时刻关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发展生产以保障供给，减轻群众负担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边区对外界的依赖性很大，军饷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捐款是边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政府又停发军饷，截留捐款，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因此，维持边区财政运转和部队生活所需的大量经费就更多地要由边区人民来承担。而边区机构头重脚轻，需要百姓供养的政府脱产人员经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13万人。人员猛增，支出也就相应增长。边区既要负担脱产人员，还要承担向前线送粮食、被服、医药等其他物资，财政支出非常庞大。早在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说，面对日趋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要“自己动手”。1940年，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时也说道：边区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的情况下，自己动手从事生产。
　　为了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在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要求各部队、机关、学校所有人员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和纺织运动。在党的号召下，从军队到机关、学校都投入到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中。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亲自种地、纺纱。1943年党政军民学全年开支，总计约60万元，其中64%出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其次为政府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开支总数的19%；再次为财政税收与公盐代金，占30%，即取之于民者只占10%，银行透支则为7%。⑦大生产运动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减轻了人民负担，达到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目的，化解了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改变人民对政府“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又及时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从1941年到1944年，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了四分之一，减轻了人力物力，节省了开支，极大地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政府与边区人民的关系。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合理配置，和谐的军民关系和党群关系，为边区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建了良好的党群关系。在当前，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在党群关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相当紧张的时期，如何改变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新形势下摆在党的面前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加强政策和制度建设，以保障人民的财权和人权
　　《陕甘宁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规定：“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唯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地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租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调整。”⑧这一规定，保障了边区地主和农民各自的既得财产。在确认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毛泽东1940年12月在《论政策》一文中，明确了减租减息的具体内容：“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地主应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的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⑨1942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再次确定了减租减息的三条原则，保障农民、地主、富农的地权和财权。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不但减轻了农民负担，保障了农民的财权，而且也保障了地主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从法律的角度调节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缓和了他们的矛盾，为边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
　　边区政府不但关注边区地主、农民和工人的财产权益，而且对他们的人权也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从法律上对人民的财权、人权作了明确规定，保障了人民各项应有权利。边区广泛性的民主选举、保障财权、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正是边区各阶级人权得到保障的明证，不但保障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而且调整了边区社会的贫富差距，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促进边区社会和谐提供了经济条件。
　　陕甘宁边区致力于保障人民人权、财权的思路和做法，对今天的启示是深刻的。在边区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状况下，党和边区政府通过正确的政策协调边区相对复杂的阶级、阶层关系与利益关系，使边区各阶级、阶层关系由相对尖锐而趋于缓和。今天，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如何做到既保障新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又保护好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迫切任务。
　　推进文教卫事业建设，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不到2%，大多数县则连一所学校也没有，成了文盲区域。针对这种情况，边区政府提出了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的教育方针，积极发展中小学教育。中小学教育主要采取公办与民办公助相结合的原则。在坚持公办的原则下，提倡人民自办小学，政府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使边区的小学得到较快发展。如1937年春边区只有小学320所，1939年达到890所，1941年增至1341所⑩。中学教育在1937年以后也逐渐发展起来，边区先后创办了延安中学、陇东中学等。
　　此外，还广泛地开展社会教育，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边区对成人教育主要以组织识字组的形式学习，如组织以生产组为基础的识字组、以小学生为教员的识字组、家庭识字组、妇女识字组等等形式组织群众学习。1937年冬季，边区政府教育厅印发了《冬学须知》的小册子，指出应按照自愿原则、运用发动群众的方法广泛开展冬学运动以消灭文盲，普及教育。冬学的课程主要是识字课、政治课、自然课，其次是音乐课和军事课(11)。社会教育的开展，提高了边区许多成年、青年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使他们由文盲变为半文盲和非文盲。边区教育事业的创办和发展，不但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思想，而且和谐了边区党群关系，为促进边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
　　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边区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迷信、愚昧再加上边区社会缺医少药，严重影响群众的健康，更影响边区社会发展。当时全边区医生只有1200余人，其中1000余人中有一个医生，且多为中医。若以西医论，则平均7000余人才有一个医生。而边区巫神多于医生，达2000余人。据延安县统计，全县民众一年消耗于巫神的费用达3000余万元，有278人死于巫神之手(12)。由于缺医少药，传染病一旦肆虐，便如洪水猛兽无法阻挡。盐池县19世纪末以来就发生过多次肺鼠疫，死者无数，毛泽东思考这一现状时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13)。针对这种状况，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指出应在边区人民中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提高人民讲究清洁卫生的知识，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医药卫生工作，发展医疗工作。随后，边区陆续正式成立了卫生处，医药学校、护士学校等医疗机构，培养了大批医科人员和护士。边区的医院，除了为边区干部、学生、工人、战士治病外，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群众治病。边区医务人员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服务。据已有研究成果不完全统计：边区医院1941年治疗的病员中，群众占25%，1942年占27%，1943年占30%。1943年共治群众病员9611人，其中治愈9322人，治愈率为97%。随着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各地还抓紧时机改造巫神，调查揭露巫神的伎俩，促使其转变，使群众认清他们骗人的本质，同时也依靠医疗技术治病反对巫神，既教育了巫神本人，也教育了群众。总之，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加强廉洁政治以改善政风，促进干群和谐
　　廉洁执政是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保障。陕甘宁边区政治的和谐不但体现在它的选举和政权建设上，也体现在边区政府的廉洁建设上。边区人民的直接选举产生边区各级参议会议员，再由各级参议会议员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组成人员。边区政府的产生过程决定了其能够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当时边区各级政府领导人也都做出了清正廉洁的表率，从基层乡长到边区政府主席，都实行津贴制，收入不得超过工人的工资水平。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每月薪俸为180元，而边区县长每月津贴仅为3.5元，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津贴也只有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在我们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是群众的模范，在现在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有五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两元半，每天粮食一斤四两，菜钱四分。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二十元至三十元之间……我们能够自我牺牲，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14)
　　为了保证边区政府的廉洁奉公和民主，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和《政务人员公约》中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腐败，不堕落”(15)。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贪污罪详细列举了10条表现，对犯有这些罪行者做出严厉的惩治规定：(一)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同时，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无法追缴时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1943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在各级政府干部任免、奖惩等条例中还规定：有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等行为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并予以严惩。这些严厉的惩治措施，有力地遏制了边区从政人员腐败现象的蔓延。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和国统区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来边区参观访问的国际友人、外国记者、海外华侨在看到边区的状况后，都把延安作为新中国的希望而加以称赞。
　　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级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打造出的公仆作风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社会风气的好转，为边区社会和谐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经验。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①梁星亮等：《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②杨春贵、赵理文：《毛泽东政策策略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③[美]G.斯坦因著，李凤鸣译：《红色中国的挑战》，希望书店1946年版，第85页。
　　④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⑤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⑦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⑧高波：《延安地区审判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⑨赵继峰：《毛泽东经济思想与当代中国》，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⑩王炳照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11)李龙如、李暄：《一代师表徐特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5页。
　　(12)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13)《毛泽东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14)《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88页。
　　(1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