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党的十七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很少，更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的专著问世。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探索，中困共产党有着长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下笔者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历程及其经验作一探讨。
　　一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何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任务的同时，也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呢?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必须并且能够实现大众化，其根源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及其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正如党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所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是如此。之所以要“大众化”，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般的正确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②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革命不是一般的革命，它不同于改革或改良，而是强调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推翻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而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革命不是某个阶级、某个领袖的少数人的使命，而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事业。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应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实践，同样不是少数人的实践，而是把它看作整个人类的实践。如在历史创造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这些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本身是趋向于大众的，是为大众实践服务，并为其指明前进方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大众实践的指南，理应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最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人民性特点。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看，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学说，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人”，落脚点还是“人”。因此，从这一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人民大众的理论，它必须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第二，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化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因为马克思主义若要在中国这个空间展现其真理的价值，就必须实现中国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若要对实践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实现大众化。因此，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两者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所证明。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④这就阐明了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中国化”的思想，即掌握马列主义是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进而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第三，这是推进全民族抗战和夺取中国革命事业全面胜利的需要。实践表明，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中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亦是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彻底地胜利更是如此。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去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是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的。”⑤这篇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献，实际上阐明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是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抗日救国和中国革命事业之中去。对此，张闻天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⑥，而在抗日阶段则是为“唤起人民的民族觉悟、参加抗战的热情以及对抗战胜利的信心”⑦。不仅如此，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动员民众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⑧而奋斗。所有这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事业。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由内线防御转向外线反攻的重要时期，这是党不断走向成熟、中国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并不断取得胜利、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不断走向辉煌的关键时期。依其演进的特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初始阶段。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壮大。但是，党内一度存在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还未给以清算和根除，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华北事变后，如何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党内和人民大众中间，还有一定的疑惑和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回应和解答人民大众的关切和疑惑，并指明为今后奋斗方向。在此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在这个阶段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主要是让人民大众(主要是工农兵)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其探索的主要标志，就是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对其学习、研究和宣传普及。如为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于干部中，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哲学问题。据贾若瑜回忆：“毛主席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现在发表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毛主席在1937年的7月给我们讲的，讲了整一个月。这《矛盾论》、《实践论》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延安听毛主席讲话还是多的。”⑨《矛盾论》和《实践论》问世后，不仅成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成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哲学教材。如1937年春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就将《矛盾论》和《实践论》作为该校的哲学课程。再者就是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在延安等解放区的迅速传播。突出的体现在《大众哲学》的多次再版及在延安掀起的学习热潮。诚如马文瑞回忆说：“早在193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让大家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并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莫文骅回忆当时大家学习《大众哲学》的情景：“在延安，从毛主席那里借来《大众哲学》，立即找人刻蜡板油印，虽很粗糙，但总算给每个组印了一本，大家拿到书后，如获至宝，作为参考书争先阅读，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头上，俯首石‘桌’，在油灯或蜡烛光下，‘啃’的津津有味。灯油点完了，蜡烛灭了，我们就摸黑躺在床上议论。”⑩不过受当时条件的制约，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主要在哲学领域，其他方面的探索尚未展开。
　　第二阶段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展开阶段。随着党的建设过程的推进和全民抗战的广泛开展，党在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讨也全面展开。其探索领域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在政治上，主要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及前途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众化；在军事上，主要探讨了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理论的大众化；在文化上，主要探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大众化；在社会上，主要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大众化。其主要标志是《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的发表与学习。如《论持久战》发表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率先掀起了学习高潮。延安的中央党校、抗大，以及各解放区的干部学校，以至中学教育、社会教育等，都开设有《论持久战》的课程。学校尤其是干部学校要求每个学员细读、精读。干部尤其是宣传干部、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掀起了学习和宣传《论持久战》的高潮，各级宣传部门针对所属地区的特点编写了《论持久战》学习、宣传提纲。各根据地的报刊采取各种形式(或摘要、或概述、或以通俗讲话的形式)宣传《论持久战》的观点。《论持久战》的单行本一运到书店便很快被抢购一空，边远地区的宣传机关为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油印了很多(11)。在国统区，白崇禧从周恩来手里接过《论持久战》后一气读完，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推荐，同时在征得我党代表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委会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国民党还破例将该书出版，每个士兵人手一册(12)。总之，这一阶段，探索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大众化问题，就是让人民大众进一步认清和把握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以及怎样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目标。
　　第三阶段是40年代中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升华阶段。40年代中期，以党的七大召开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与之相伴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重点是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让人民大众认识、把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活的灵魂，使之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并特别强调：“为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13)这个阶段，通过学习、宣传、教育，通过深入部队、农村等，使毛泽东思想进部队、进农村，并自觉地成为人民大众的行动。其主要标志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党》，以及党的七大主要文献的发表及学习。如李雪峰回忆了太行区党委党校第四期整风班的学习情况：“第四期整风班开学时，正值党的七大召开之际，每期的《新华日报》太行版登载大量的报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报告及时传到整风班时，对大家鼓舞很大”，“学习七大文件，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有意识地引导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会较好，对小资产阶级观点批判较深刻。”(14)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在刘少奇这个号召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迅速兴起。由于全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很快赢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15)总而言之，这个阶段的探索，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推进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达到了新的更高水平。
　　三
　　延安时期，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坚持科学性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党成功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形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方面，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马克思强调的要用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来号召工人，指出：“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16)。然而，如何保证思想的科学性和学说的正确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7)延安时期，党正是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障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再者，是由于旧社会给予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能为大众所完全了解的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通过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此，毛泽东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一定的民族形式、与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强调要向老百姓学习，采用老百姓的语言，了解他们的实际、他们的思想感情，使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始终基础牢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使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所理解、有所掌握，然而根本的是转变为群众的行动，这就需要给以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延安时期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十分注重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改善和满足，进而使大众亲近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18)也就是说，只有给予人民看得见的利益，才能使人民拥护党、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然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给予人民利益，实质是给予农民利益，这是因为如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所说：“谁赢得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9)。正是由于抗战时期，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尽可能的改善和满足农民的物质生活要求，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因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才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正因如此，党通过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实际问题，成功推进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三，必须坚持战略性原则，即以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为着力点，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始终面向全局、走向未来。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过程中，不仅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全局，而且着眼于长远和未来，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问题来看待。毛泽东认为，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强调：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20)。延安时期，立足于大局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大局不是别的，而是围绕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围绕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来开展。又如，着眼于长远和未来，即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普及，引导大众走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21)。为使大众坚定这一信念，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22)。张闻天在《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党应当经过文化运动来宣传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23)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历史任务，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如毛泽东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24)。是的，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才能永远充满活力，并不断开创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科研管理处副处长)
　　①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⑦《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⑨王海平、张军锋：《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⑩莫文骅：《哲学大众化的尖兵》，载《人民的哲学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1)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12)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14)《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
　　(15)陈绍畴：《刘少奇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16)中共中央编译局：《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19)[美]洛易斯·惠勒·斯诺著，王恩光等译：《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20)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
　　(23)《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