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虽然在城镇和农村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活动，但是，到了延安之后才进入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和组织化阶段，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本文主要论述延安时期开展调查研究的必要性、组织形式，并探讨其经验及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开展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必然要求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虽然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但是，党内的主观主义仍然盛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开始对主观主义进行了重点批判，并试图通过推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从根本上肃清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影响。
　　毛泽东首先决定将他早期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农村调查》出版。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认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他进一步批评道：“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①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并指出：“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他提议：“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②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③因此，党中央开展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加强党性修养的必然要求。
　　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组织形式及其影响
　　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党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并为调查研究提供组织保障，随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布的还有《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文件要求各个党、政、军高级机构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各级机关和全体同志着重对敌、友、我各方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一)建立专门机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了比较具体的实施办法。决定在中央设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担负收集资料之责，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在香港设第二分局，在重庆设第三分局，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的责任，分为中国政治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和国际研究组。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分为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和海外研究组④。《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要求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个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
　　中央调查研究局的成立是很及时的，但是，分局和调查研究室的成立参差不齐。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任局长及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任副局长兼党务研究室主任及根据地研究组组长。此后，华中局、晋西北区党委、山东分局等先后设立调查研究室。1941年12月4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在延安正式成立，设立了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和办公室等。贾拓夫兼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和边区研究室主任，欧阳钦(杨清)任副局长和友区研究室主任。其中边区研究室负责研究边区内部各种情况问题，分财政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群众三组进行研究⑤。财政经济研究组由柴树藩、彭平和于光远三人组成。1943年2月17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缩小为一个调查研究室，边区研究室改为一个组(边区组)。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边区研究室(边区组)成为边区经济社会调查最重要的常设机构之一，先后编撰了《“三三制”政权问题》、《士绅问题》、《有知识分子》、《南泥湾调查》、《关于边区减租运动的研究》、《关于运动中的两个不同典型的总结》、《关于靖边县新城区五乡合作社的调查报告》等。但是据于光远回忆，中央调查研究局的其他四个分局都没有成立⑥。
　　为检查地方对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的落实情况，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下发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通知中具体的问题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和经验作出总结电告中央⑦。
　　(二)以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高级干部为核心组建各种调查团。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的指示和决定指导下，中央及各部委办、群众团体，纷纷成立了各种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第一个大型调查团，是以西北局调查研究局为主的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任团长，主要成员有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四局)边区问题研究室的全体人员、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同志、中央统战部刘澜波和廖鲁言、经济学家王思华，以及江青等30多人。调查团在警备区(绥德、米脂、清涧、吴堡、佳县)考察三个月，搜集了约86万字的材料。1942年9月，柴树藩、于光远、彭平3人依据这些材料，写作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详细地介绍了这地区农业生产概况、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和农村阶级关系。
　　第二个大型调查团是由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领农村调查团，到神府、绥德、米脂和兴县等地，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他们采用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及实地调查三种方式相结合，了解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村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写出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报告，出版了《神府县农村调查》和《米脂县杨家沟调查》。1994年，他们的部分报告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为书名出版。张闻天的调查研究资料对学术界关于陕北农村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有国内学者认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是“一个具体充实的地主经济调查报告，在我国堪称是少有的”。1963年日本学者河地重造根据这份调查资料撰写了《中国地主经济：20世纪陕北马氏之分析》，1977年浅川谦次以《陕北的旧中国农村：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为名翻译出版了这篇调查报告，1995年深尾叶子发表《米脂杨家沟第一次调查报告书》，1996年美国学者周锡瑞撰写了《“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2008年张玮出版了《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2010年岳谦厚、张玮又出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等。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一贯注重调查研究。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下旬，以林伯渠为团长的20多人前往甘泉、富县进行了调查研究。1942年2月9日，在边区政府政务会议上林伯渠报告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赁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⑧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意见。1943年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又前往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调查。调查结束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农村十日》，文中进一步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
　　此外，还有很多调查团去农村调查，并取得了宝贵的成果。中央青委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材料。中央妇委组织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写出了《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调查报告。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100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中央党校也组织学员到延川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不少好的调查报告。除中央机关派出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外，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如绥德县农业局整理出《绥德县农业调查》、《绥德畜牧调查》等材料。一些调查人员整理出了部分调查材料，如李合邦的《警区土地问题报告》，李景波的《警区历史报告》，李涉的《印斗二保选举工作情形》等。高克林给中央写的运盐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并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
　　党在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具有其时代的特殊性。党中央离开延安之后，在不同时期对调查研究工作一直给予了强调。延安时期的调查研究对当前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纠正主观主义的认识，避免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闻天曾犯过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后，他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束缚，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张闻天主持的农村调查，有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斗争背景，正如参加此次调查的马洪所说：“这次调查就是在中央号召整风这样一个总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调查研究思想，具有了强烈地自省性。1942年他在《出发归来记》中说：“我这次所走过的途径或许是改造像我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不进行调查研究，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如果调查研究之前，就形成了观点，调查研究往往容易成为寻找支持观点的材料搜集而已，往往会忽视对不符合观点的材料，这就失去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将调查研究与党性教育结合起来，也是调查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原因之一。
　　(二)重视科学的典型调研，避免走马观花。张闻天也提出：“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经常的保持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从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
　　典型调研首要的问题是选择恰当的典型。典型的选择需要在全面了解全局工作的基础上，围绕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主题，选择存在突出问题或优秀经验的案例进行深入调研和剖析。典型调研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了解某一个村庄或社区中存在的特殊情况，而是需要深入分析它所揭示根本性的问题或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经验，进而制定科学的决策解决某一类的问题或推广具有普适意义的经验。进行深入的典型调查，避免走马观花，首先需要不怕麻烦，尊重群众。譬如，要“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请教。态度应不太庄严，使群众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调，使群众看不起。待人和气、亲热、自然，是最主要的”。
　　(三)建立相关制度和激励，营造良好的氛围。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成绩的取得与中共中央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1941年，中共中央不仅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而且同时出台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各个调查研究机构的成立，保证了调查研究的落实。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又专门发布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通知中的问题加以详细检查。1941年之后，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经常性的发表关于各地调查研究的成果和调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调查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当前部分地区领导干部往往以视察、考察代替调查，缺少真正的调查研究，这也与调查研究的激励和制度相关。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制度创新和氛围的营造在当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培训部干部、教学科研部干部)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79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802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74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8页。
　　⑤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4年12月，第229页。
　　⑥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357页。
　　⑧《林伯渠传》编写组编：《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