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壮大和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在这13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领导人才，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方面积极探索创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干部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从战略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在许多论著、电文、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都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完成“两次革命”的需要。延安时期，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办两件事：一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是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未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完成这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取得胜利，就要造就统一的、巩固的革命政党，就要培养一支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的干部队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是不行的。”①只有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其担当的历史使命。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把干部问题提到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是毛泽东在总结党成立以来多年革命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总揽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党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政策的依据，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因此，党必须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正确的政治路线要能够贯彻执行下去，就离不开党的组织路线的正确保证，离不开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骨干和保证。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11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②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党联系群众、战胜敌人需要。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取得革命胜利，单靠干部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没有干部也同样不能打败敌人。干部的重要性还在于担负着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③。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斗部队。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制定的方针、政策要依靠人民群众去实施。但是，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革命，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党要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④
　　二、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干部队伍建设在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尽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自己的骨干队伍建设，并且在不同时期也取得显著成就。但总的看，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党本身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加上形势复杂多变，党所处的环境也极不稳定，因此，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艰难的探索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党的组织路线被错误的政治路线所左右，在干部队伍政策上，大搞唯成分论，推行宗派主义，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当做“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致使党的干部队伍遭受重大损失。
　　党中央落脚延安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党成立以来在用人方面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下党所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明确提出并确立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首次较为全面地对干部标准进行阐述，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⑤毛泽东在这里所列举的七条干部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政治品质和工作能力。因而在1938年10月，毛泽东用更加简洁和通俗的语言将这两条标准概括为“德才兼备”。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⑥
　　毛泽东认为，要让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单靠确定了干部的德才标准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作保证。只有这样，干部的德才标准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为此，毛泽东指出：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要求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毛泽东联系几年来党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一些做法，指出，共产党应该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⑦
　　为保证党的干部标准和干部路线正确有效地落实到干部工作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干部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⑧二是必须善于使用干部。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而使用干部必须出于公心，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做到用人得当，适得其所。三是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对于如何爱护干部，毛泽东提出了要指导干部，即让他们放手工作，敢于负责，又适时地给以指导，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力；要提高干部，即给他们以学习、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工作能力上不断得到提高；要检查干部的工作，即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即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不是无耐心地轻易简单地给人扣大帽子和采取“开展斗争”的方法；要照顾干部的困难，即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的限度内给以照顾⑨。
　　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党自成以来经过艰难的探索，在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回答了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建设什么样的干部队伍，怎样建设干部队伍”的问题。正是由于延安时期党确定并实行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因而在实践中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优秀干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加强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延安时期，为适应革命和抗战的需要，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着力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一是积极倡导创办培养干部的各类学校。毛泽东指出，要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增强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⑩。他还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11)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先后创办了一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在内的各种干部专门学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除延安之外，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因地制宜，创办了多种形式的干部学校和短训班。这些学校都成为党培养和训练干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把此称为“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12)。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结合起来。”在教学内容上，各学校教育必须与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在教学方法上，要求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和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毛泽东不仅倡导干部学校教育，而且还身体力行，编写讲义，并多次到干部学校进行讲授。他曾亲自兼任抗大政治委员和教育委员会主席，主持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大问题。据统计，从1936年10月到1945年2月，毛泽东到抗大、陕公、党校、鲁艺、女大等学校授课、讲话和作报告多达100多次。其中，1938年3月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成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领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徐特立等也经常到干部学校讲课、作报告。
　　二是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在创办干部学校的同时，毛泽东又十分重视在职干部学习和教育，并把此视为“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3)。他要求党、政、军、民、学各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以使大多数干部能够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工作能力，解决“本领恐慌”。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干部要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14)。1939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开展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所具有的“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他不仅把在职干部教育称为是“无期大学”，而且明确指出，发起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是党的干部“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的需要(15)。他要求各级各类干部要用“挤”和“钻”的精神加强学习，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号召下，全党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以延安为中心全面开始，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学习领导机构，组建了一大批读书小组、学习小组、学哲学小组以及研究会等，制订了具体学习计划，不断健全学习制度，加强答疑辅导，开展检查和总结，形成了热烈的全党学习热潮。毛泽东还自己带头在杨家岭他的窑洞办公室组织了一个哲学座谈会，每周利用一个晚上漫谈各种哲学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0年10月)、《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40年10月)、《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以及《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2月)等一系列文件，对全党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工作做了规划部署和原则规定。中央相关部门还先后于1939年8月、1940年1月和1940年5月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总结检查活动，通过总结经验，寻找差距，进一步明确思路，保证学习运动的有序推进。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以及政策措施得当，因而延安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充分调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而且干部中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工作的效能也有长足进步。
　　三是创造性地运用整风方式教育培养干部。为加强党的建设，从深层次上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从1942年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一场全党范围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中央政治局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在总学委的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先后有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运动采取分层次、分阶段的教育形式，把教育对象分为党的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及普通党员两个层次，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的整风的内容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及普通党员整风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一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四、大量培养知识分子干部
　　知识分子是党的事业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创立与壮大的历史，都与知识分子问题联系在一起。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培养。193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曾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的“左”倾错误以及抗战初期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依然用“左”的眼光看待知识分子的现象明确指出，三年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是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创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为了正确地对待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反对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偏见。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6)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开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干部队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比重大大增加。以军队系统为例，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工作人员中，新吸收的干部就占了82.74%；在政治人员中，新吸收的干部占领55.1%；在指导员中，新吸收的干部占了56.46%。八路军一二〇师新干部占了56%。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到1940年下半年，在中下级党政干部中，新干部的比例占了85%。由于新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使得党政机关和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同时，毛泽东还注重对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以使他们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和骨干力量。培养的方式主要有：第一，创办各类干部学校和短训班。对知识分子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加强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树立起向工农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观念和作风，掌握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的本领。第二，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把从学校和各类短训班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分配到基层，分配到艰苦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际斗争的锻炼，让他们担任副职，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第三，从组织上加强教育培养工作。让党、政府和军队内的老干部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去影响知识分子，以诚恳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去帮助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传授给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尊重他们的意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善意地批评他们的缺点，帮助他们改进、提高。最后，要放手任用知识分子。放手任用知识分子，就是不拘一格，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长，做到人尽其才。在分配和安排工作时，知识分子应服从组织的决定，但对领导机关来说，则应掌握每个知识分子的特点，根据各自的长处和爱好来分配工作。
　　五、注重干部队伍的团结
　　延安时期，由于干部队伍的急剧扩大、来源的多样化和经历的复杂性等原因，使得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于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工农出身的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等方面。毛泽东对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影响干部队伍团结的问题极为重视，始终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17)，“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18)为了加强干部队伍的团结，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尤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刻分析干部队伍发生不团结现象的原因。毛泽东指出，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思想教育的缺乏，容易使得来自五湖四海，结构十分丰富的干部之间互不了解、产生矛盾，甚至产生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倾向。也容易导致矛盾的双方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主观主义片面性看问题。如知识分子干部以有文化和理论讥笑工农干部，工农干部以善于联系群众、有实践经验而瞧不起知识分子干部；本地干部以了解情况的长处轻视外地干部，外地干部则讥笑本地干部，“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军队干部常以自己会打仗而看不起地方干部，地方干部又常以自己巩固根据地政权的工作瞧不起军队干部；老干部参加革命时间长、斗争经历丰富，而新干部参加革命不久、缺乏经验，甚至有些人还不免拖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瞧不起新干部，新干部则以老干部对新事物缺乏敏锐的感觉、喜欢循规蹈矩的弱点瞧不起他们。此外，这一军队的干部常以自己胜仗打得多，斗争历史光荣而看不起那一军队的干部，那一军队的干部又以同样的原因看不起这一军队的干部；这一地区的干部与那一地区的干部，这一部门的干部与那一部门的干部，各自也常以自己的成绩作为瞧不起别人的资本等等。显然这些矛盾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也有现实的主观的原因。
　　第二，提出了正确处理干部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针对干部队伍不团结现象产生的原因，毛泽东指出，每一个干部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也正确对待别人的优缺点，谦虚谨慎、力戒骄傲，加强干部队伍的团结。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的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19)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20)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的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干部应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21)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上述几部分干部闹不团结时，外来干部、军队干部、老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责任的干部，一般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三，强调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毛泽东指出，宗派主义分为对党内和对党外的。对内的宗派主义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对外的宗派主义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只有“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22)。宗派主义者只看见局部利益，看不见全局利益，总是不适当地强调他们所管的局部工作，总是希望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闹名誉、闹地位，为此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毛泽东强调，为了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了干部队伍的团结，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倾向，“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23)
　　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山头主义。山头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是一种小团体主义倾向。1944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指出：“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毛泽东还指明了山头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思想教育的缺乏。”(24)这种山头主义严重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妨碍党的战斗力的增强。为了克服山头主义，必须加强教育，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同时，还要提倡同志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打通思想，搞好团结。
　　第四，对犯错误的干部，提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毛泽东指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25)对待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露，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于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都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毛泽东严厉批评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对待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手段是用来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的。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总之，在延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党的建设的实际，形成了一整套富有创造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并在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干部队伍的建设，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528页。
　　⑩《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4期。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5页。
　　(2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