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延安时期，党中央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而且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尤其重视党的干部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干部队伍，使党员干部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并成为后来党、政、军各级和各部门的重要领导者。因此，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是符合时代和党的发展要求的，也是党的建设中的重大而又正确的举措。
　　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的主要形式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形式，主要是高等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两种主要形式。
　　高等干部学校教育。高等干部学校教育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按照毛泽东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①干部的地位和作用要求他们应该比群众有更高的革命觉悟、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更强的领导工作能力。所以，中共中央在1942年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②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抗战的总后方，更需要培养大量的优秀党、政、军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创办了许多院校。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统区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冲破重重阻挠，来到延安。他们中的许多优秀分子都曾在这些学校学习，接受革命教育，许多人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还有部分知识分子成为学校的教员，给广大学员传授新的知识。1939年7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校的部分师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同年7月12日，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组成1700人的队伍，去敌后办学。不久，为了适应边区建设的需要又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直属中央文委领导。至此，延安大学成为文法理工农多科性综合大学，成为陕甘宁边区高等干部学校中学科设置最全的一所大学。从此，陕甘宁边区已拥有十余所高等干部学校的办学规模，形成较为完整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
　　边区高等干部学校在教育中始终重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进一步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③学校在重视马列主义教育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一系列的教学创新，不断地去发现问题，在1940年的时候，一些学校的教育教学出现了“正规化”的倾向，造成了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与实际情况的严重脱节的现象。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严重的毛病。”④边区各高等学校根据中央的指示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在相关的教学活动中，详细地重新制订实施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案，设置了抗战中急需的技能课程，如军事思想、射击、防空等，并在课堂教学中聘请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到各学校实地讲课。边区的高等干部学校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学校教育水平，广大的干部学员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才。
　　在职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教育制度。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陕甘宁边区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中开展了在职干部的学习热潮。1939年春，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专门负责在职干部工作。同时又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把参加学习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主要为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乙类主要为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丙类为政治、文化均较低的干部，他们分别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文化课。从此，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便开始普遍开展起来了，延安附近八十里方圆内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部以及中央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学习。从最初学习的2120人到1940年已有4000余人参加在职学习，在这种良好的在职干部教育发展势头下，为了更好地发展在职干部教育，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为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又改称为中央宣传部。从那时起，干部教育统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管理。为了进一步推进在职干部教育，提高在职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加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并且把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放在了所有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
　　为了扩大培养在职干部教育的范围以及进一步加强边区干部在职的实际教育，边区政府对农村的基层干部，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读报组、救亡室、民众教育馆自乐班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教育运动，同时边区政府还开办了各种干部短期训练班作为干部学校的一个补充。
　　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的特点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是在我党发展的非常时期开展的，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的，边区的干部教育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新型的，能适应当时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的需要，从而创造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干部学校教育，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教育办学形式的多样性。边区的干部教育采取灵活多样的方针，从而使边区的干部教育在多层次，多领域中开展，从上至下，边区政府一般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表现为学制灵活、形式多样，学以致用，急用先学。如学制中的修业年限，有的学校仅几十天，有的两三个月，有的则六七个月，也有的两三年；各个学校的修业年限不一样，不同专业也不同，学员来源也不一样。其中训练班形式是边区高等干部教育主要和多用的办学方式，也能比较有效、快捷地解决实际工作急需干部的问题。在教学上，教学的内容和时间也随着学员的学习情况而定，在教学形式方面有读报组、识字组，还有其他各种基本生活常识的教育。教学形式也比较灵活多变，课程设置也不断发生变化。高等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教育都有较好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教育的规模和形式不断变化发展，学员的构成复杂，来源较广，如抗大第一二期主要是工农干部，三、四、五期则以外来知识青年占多数，六七期又转为以工农干部占多数。即使在以工农为主或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状况下，情形也是相当复杂，从籍贯来说，学员除西藏、内蒙古外，其他省市(包括台湾在内)的都有，还有外国华侨；各学员的文化层次和身份也不同，学员有文盲、小学毕业、大学生、研究生及留学生，他们中有政府官员、商人、军人、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边区政府根据这些情况，对高级干部偏重于理论的提高和经验的总结；对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偏重于思想改造，转变他们的思想。边区的这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及好的教育教学模式适应了当时干部教育的需要，完善了边区的干部教育体制。总之，就是这些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活跃了边区的干部教育文化生活，提高了广大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第二，教育教学的实践性。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当地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都很低，对革命文化接受还较少。对此，边区政府开始逐步重视教育工作，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坚持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做到“教学做合一，”“学与用”一致，学习与生产相结合，劳心与劳力相结合。
　　抗战初期，边区各个学校都非常重视干部的实践能力培养和教育，重视把理论原则与具体的灵活性融于实际之中，如陕北公学则把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把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联系起来，等等。每个学校都根据自身的特点，把理论与实践很好的结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办学风格。边区政府根据当时战争环境的需要，切实地加强干部的教育，并在教育教学课程设置方面狠下工夫，如抗大的课程安排，既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中国革命史、战略战术、射击学、地形学和技术兵种等基本课，又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工作、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以及防空防毒等课目。再如，陕北公学培养的是行政、民运以及文化干部，学习的课目除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世界政治等外，还有战区各方面的实际经验报告等；鲁艺学校除讲授室内课外，还利用自身的专长，多次组织学校师生到各机关单位、学校、部队举行慰问演出活动，这种结合实际的课程教学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教育教学与实际结合中还有一个闪光点，即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边区组织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各个学校师生踊跃参加，他们不仅挖窑洞，开荒种地，喂猪养羊，纺线、针织、烧木炭，还办了一些农场、小工厂和作坊。边区的干部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做法在边区的教育事业中是成功的，正是这些好的举措才培养出了大批德才兼备，学以致用的革命人才和新中国事业的建设者们。
　　第三，教育的时代性。任何一种教育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是社会发展需要，每一个阶级或者政党都有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时代要求。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急剧地上升。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国难教育”的号召，从上至下开展了一系列结合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活动，并将爱国抗日的思想融入到各个学校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学校对在校的学员们都开展了抗战的宣传及战时训练的活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必需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这个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⑤。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广泛地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歌咏比赛、戏剧运动、俱乐部、墙报等活动，大大增强了干部的革命信念、革命情操、革命意志、革命精神。边区的干部学校培养和造就大批的适合抗战需要的革命人才，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指出的：“这些学校，有的属边区的，有的是中共中央创办而与边区互相合作的；它有来自东西南北海内外各民族的优秀青年，培养了成千上万分散在全国各抗日战线的干部”⑥。这些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干部学校培养出来的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华民族民族革命的栋梁之才。
　　边区干部教育的社会影响及作用
　　陕甘宁边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现状和国际国内环境，认真地广泛地开展了边区的高等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不仅为巩固和发展了边区的教育事业，而且为支援我国的抗日战争，培养新中国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以及推动社会的进步都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边区的干部教育，有利于抗战和革命建设中所需要的人才培养。边区干部教育在我党的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是高级还是普通干部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培养，在干部素质得到提高的同时，还为其他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林伯渠曾经指出：“值得提到的，在边区物力和人力支持之下，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⑦边区的干部教育事业蓬勃迅猛发展，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极大地满足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他们中有高级指战员、军事专家、医学专家、高级管理者等等，他们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革命队伍中去，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构成、知识层次、工作和业务能力水平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多人都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些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边区的干部教育推动了边区文化建设的发展。边区的干部教育是边区开展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在坚持抗日、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重视和加强边区的教育文化建设，以提高边区广大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科学水平。在教育方面，边区干部学校加强对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马列主义、文化知识和领导能力的教育培养，对知识分子则改造他们的思想，转变他们的立场，使他们都能够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强的革命战士。尽管当时边区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但这些新的文化人积极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们坚持到农村去，到基层部队去，发展爱国教育事业，掀起了一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运动高潮。边区经过不懈努力，干部教育不断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并且在教育当中进行了以边区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辅之以时事教育的改革：“彻底改革学校的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反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主义，反对惩罚主义与放任主义；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⑧这一系列的举措，极大地繁荣了边区的文化，使边区的教育与文化建设紧密联系，直接服务于民族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三，边区干部教育的开展是延安精神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干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它因抗战而产生，随抗战而发展，为抗战而服务的。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师生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踊跃加入抗日救国的队伍当中，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他们纷纷地加入或者支援了全国的抗日队伍当中。边区的干部学校大多在延安，干部教育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艰难困苦的岁月，广大师生不但最大限度地节衣缩食，而且还用最大的努力来参加生产劳动，从开荒、背粮、打柴，直到做草鞋，学员们还时常地去深入到农村，到群众中去，为老百姓服务，他们不断地得到了良好的锻炼，形成了艰苦朴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边区的干部教育使广大的干部成为延安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播者。边区干部教育中蕴含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延安精神是我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一种宝贵财富，它是中华民族爱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战争年代下的继承和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正是延安精神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我党干部队伍的素质水平，广大的党员干部无私奉献，参加边区建设，并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当中，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及随后的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同时它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人才。边区的干部教育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创举，它的许多原则和方法，对于今天党的干部教育和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延安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④刘宪曾、刘端棻编著：《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14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⑦《林伯渠在三届一次参议会上的报告》，见《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上)，第522页。
　　⑧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