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区外事活动在国内外产生的政治效应
　　(1)国民党上层的反响。积极的宣传方针与招待联络措施，获得了中外朋友热情赞舆，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俭以待已，优以待人的诚恳态度，进而认识到中共和边区政府是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中流砥柱，边区确实是民主抗日的模范区域。即使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只要他到边区来认真考察过，他就无法否认这个事实。
　　如国民党行政院考察团长王德圃在给孔祥熙的报告中说：“中共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是从拯救民族危亡出发”。“中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是有诚意的。党政军民的关系很团结，贯彻政策法令的态度上下一致，因而行政效能较高。”①有的友军说：“到了边区犹如到了自己的防地”，如马占山、邓宝珊、高双成、奇国贤等与中共的关系日益亲密。蒙古图王见了蒋介石也说：“延安很好”。边区的人员货物经过榆林蒙古地区也不受阻碍。边区的宣传品、书籍和信件能够发到榆林甚至西安。这样，边区的实况能够传播到全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者与资本家、看到陕甘宁边区的宣传品后，就积极组织厂商内迁，为前线捐钱捐物。
　　(2)陈喜庚为代表的华侨访问延安
　　亚欧美等洲的华侨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战，组织爱国人士到陕甘宁边区观光。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它的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国。
　　陈嘉庚是当时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他是第一个把东南亚华侨利益与祖国命运密切联结在一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40年5月31日下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驱车到达延安，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后，向毛泽东表致海外侨胞的慰问。毛泽东说：“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的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并请他向海外侨胞传达。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满口应承，并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同时希望陈嘉庚将在此所见到的一切如实地向侨胞转达。此后，陈嘉庚与毛泽东、朱德数次深谈，其内容在他写的《南侨回忆录》中。
　　6月4日下午，陈嘉庚由朱德陪同，参观第四军校。其间，学生们高喊：“朱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德即脱下大衣与学生们一起打了两场篮球。陈嘉庚又一次为这种领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所感动。5日，陈了解了边区财政贸易，察看了社会治安情况。他看到延安商店均由“商民私人营业，与政府无关”，“不论资本多少，政府均无抽税”，“且社会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蝥贼乞丐”，“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掩优容”。公务员每月薪水5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5元零用。至膳宿、衣服、疾病、儿童教养、应酬等概由政府供给”。
　　5日晚，陈嘉庚在延安戏院报告了南侨支援抗战的情况。6日，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陪陈嘉庚访问安塞县。7日晚，延安各界人士千余人召开了欢迎陈嘉庚大会。6月8日，惜别延安。他感慨地对团员们说：“我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来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45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他回去之后，在新加坡南侨筹赈组织召开的万人欢迎会上，激动地汇报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说：“延安城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家。”民众安居乐业，衣被亦颇整洁。”“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3年新垦荒地300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它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均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两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每天除工作外，须读党义书籍一点钟，每星期个人集合露天上课一次，听取名人演讲，闻其收取党员亦颇慎重。”他还向听众详细地描述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说：“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对他们上下刻苦耐劳的、努力求进步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边区党政为政清廉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败，恰成了一个鲜明对照。
　　外国友人在访问延安和边区返回后，给予了热情的称赞与殊舆。如旧金山电台广播延安近况时说：“边区解决吃穿问题，办好了几个医院，改造了旧军队，广泛地实行了民主”。《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美亚杂志》曾把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反攻基地的中国游击区”来介绍。后来，美军观察组谢维思的报告也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1936年6月，第一位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了红军指战员、解放区的群众等实况后，发出了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后来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一书。该书这样写道：“在许多书页里，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们告诉我的记录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现在他们每天正在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未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②毛泽东曾向干部推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说：“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③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区域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④另外，斯诺陆续写了《复始之旅》、《为亚洲而战》、《大河彼岸》、《中国巨变》等世界名著，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典的百科全书”。他的书，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和禁锢。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即海论·斯诺)也于1937年4月至9月住在当时延安最好的招待所桥儿沟天主教堂，访问了朱德、刘少奇、蔡畅、蔡树蕃、王震、关向应、何长工等，写了《续西行漫记》一书，并附86人略历，还写了《中国工人之命运》等，如实地记录了边区党政军民各方面情况。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到延安，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记述了朱德光辉的一生。抗战爆发后，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中国，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等书。记录了她在前线如何会见朱德、刘伯承、贺龙的实际情况。她在抗战相持阶段中第4次来中国时，在重庆与周恩来多次谈话。美国第一个军事观察员伊万斯。卡尔逊，于1937年到1938年，历时51天，行程千余里到达延安，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真实生动地记叙了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爱泼斯坦把他的见闻写成了20多篇报道，发表在世界各大报刊。福尔曼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对中国共产党奇迹般的创造作了客观、公允的描述。西方评论家认为，福尔曼的书和斯诺的著作一样，“打破了一些年来的封锁”。⑤爱泼斯坦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那里，“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⑥
　　国际友人对边区和中共的赞誉之声，形成了巨大的反响，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与外界的隔离，扩大了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内外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①见金城著《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
　　②③④《斯诺文集》第一卷第2页
　　⑤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0期熊建华《世界人民的眼睛—记抗战时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⑥转引自《党史资料研究》1985年第10期，熊建华《世界人民的眼睛—记抗战时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