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抗日援华运动的有力推进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是援华运动的主力军，遍及世界各国的革命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是援华运动可靠力量。1938年2月13日，在伦敦召开的有2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和平协会一致谴责日本侵华暴行。同时国内举行反侵略“国际宣传周”以与之配合。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陈铭枢为主席，宋庆龄、毛泽东、蔡元培，沈钧儒、冯玉祥等72人为名誉主席，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邵力子、郭沫若、李公朴、邹韬奋等139人为理事。
　　国际援华运动由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同情声援，逐步转变为人力、物力的实际援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援华运动的主要力量；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是可靠的援助者。
　　1938年9月，《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声明》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们，“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要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援华，要“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并特别指出：“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部门，是通过给蒋介石政府提供军事装备、军事顾问和飞行员的方式来援华的。1938年至1940年，苏联给中国贷款4.5亿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和抵押。充作贷款的是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及其它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等，这些物质的折价比市价还低20％，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先后援助中国1000多架飞机，2000余人的空军志愿队，有近200人为中国抗战牺牲，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美国共产党号召“要组织起来，断绝一切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与使用贷款的供给。”美国工人联合会组织“救护中国难民委员会”，募捐了数以万计的美元，开展拒运日货和抵制日货运动。英国伦敦市长发起为救济中国难民捐款活动，组织“援华委员会”。英国总工会决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码头工人和海员不怕失去津贴，拒绝替日轮装生铁，使其不得不空船返回。《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美英两国不但给我们以巨大的借款，不仅派遣军事使团协助我国抗战，不仅开辟中印航线以保证军需的源源来华，而且还派遣空军到中国战场，直接参加战斗。”“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国共产党分别以通电、宣言、号召、派医疗队等形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有日本、印度、犹太、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18国及国内的台湾、蒙、回、藏、彝、苗、满、汉等民族130余名代表出席，通过了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战线的决议。为了给中国抗战筹募基金，美国、英国还广泛开展了“一碗饭运动”，即每天节约一天碗饭，支援抗战和救济灾民。1941年9月8日，在宋庆龄的倡导下，“一碗饭”运动在香港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占全国人口4/5的新加坡侨胞热烈响应“九、八”一碗饭运动，三天之内筹募一万元，赈济中国灾民。新加坡《南洋日报》发起的要求团结抗战的签名运动，小商贩都把签名纸铺开在摊事上，让顾客签名，当时人们称“其力量之大，实在不亚于十万雄师”。①特别是1938年8月由艾黎、斯诺和胡愈之、陈翰笙等发起在武汉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对促进国共合作，争取海外援助起了极大的作用。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斯诺、艾黎、宋子文为委员。“工合”还在马尼拉、纽约和伦敦成立了推进委员会。在“工合”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以及斯诺、艾黎、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和华侨的支持下，1939年4月成立了延安“工合”事务所。陕甘宁、晋东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边区设立了“工合”办事处，为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基础、增强经济实力作出了贡献。
　　从1937年到1941年期间，“工合”给陕甘宁边区的捐款800,008,999万余元(法币，下同)其中，1938年为100,009,370万多元，1940年为500,005,000余万元。另外，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个月内，海外侨胞及后方爱国人士捐款共计1.30余万元，其中有香港汇款50万元，宋庆龄从菲律宾汇款6000元，西安1939年1月至2月汇款59万元。南洋筹赈总会，每月捐款700万元(抗战前每年为3万万元，后增到8万万)，该会输送了3200多机工归国，在滇缅公路及西南各省服务，他们光生产奎宁丸一项的价值就达250万元。路易·艾黎为创办“工合”曾3次到过延安，仅2年时间，从西康的松潘到山东的游击区，“工合”共建立了3600多个大小不同的工厂和作坊，安置了30多万工人，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了4万多名技工。从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比重，看国内外人士的同情和支援：
　　全部岁入 外援金额 外援占岁百分比
　　1937年 526,302,45 456,390,01 77.20％
　　1938年 907,943.31 468,500,00 51.69％
　　1939年 6,602,909,88 5,664,667,34 85.79％
　　1940年 9,750,995,31 7,550,855.04 70.50％②
　　其中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
　　1937年7—12月 36,254,20元 (法币)
　　1938年 1,973,870,97元 (法币)
　　1939年 604,207,53元 (法币)
　　1940年 5,505,901,69元 (法币)
　　1941年 779.106,20元 (法币)
　　合计 8,899,340,59元 (法币)
　　(《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0年)
　　从五个月海外及后方捐款统计
　　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
　　香港1938年11月—12月汇款 500,000元 (法币)
　　孙夫人菲岛汇款 60,000元 (法币)
　　重庆转来汇款 80,000元 (法币)
　　其他 70,000元 (法币)
　　西安1939年1月—2月汇款 590,948元 (法币)
　　合 计 1,300,948元 (法币)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日战争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③)
　　这一时期，边区财政支出，大部分是靠外来的援助，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国民政府应发的八路军经费，每月给后方一部分作为财政收入(如1939年的边区全年收入共为880余万元，中央协款占790余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中共中央感到外援不可靠，毛主席于1939年春，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运动，发动春耕秋收，动员各机关部队、学校参加开荒运动。这时期国内政治形热逆转，边区遭到封锁，不但国内外捐款不易汇到边区，外援逐渐减少。而且，国民党政府应发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也拖延不发，且为数很少，物价又上涨，故不敷甚巨。不过这时期边区所得到的外援在全部收入中仍占主要地位。1939年中央协款仍占790余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1940年的中央协款为726万元，海外侨胞捐款为30余万元，共占全年总收入的一半。④
　　国际援华运动成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白求恩、柯棣华、惠特尔塞等为援助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医药方面，边区一次得到奥国医生南道尔捐赠的一万美元的巨额援助。1938年4月初由白求恩率领的美国和加拿大医疗队先后到达延安，为边区输入三辆大卡车所载的医药和器械，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献身后，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补和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1938年，印度国大党派遣了以爱德华为队长、卓克华为副队长、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为队员的医疗队乘坐自己的救护车，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为边区服务，1939年3月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后来巴苏华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毛泽东送的挽词称：“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⑤同年9月，苏联白列斯托·马里果夫也来到延安，后来的美籍医生马海德一直留在边区为军民看病，他为伤病员及农民就诊达几万人之多，曾获得边区政府物质奖励；苏联阿洛夫亦被评为边区特等“模范医生”，任桐年率领的友谊救护队也曾送过两汽车药品及7吨之多的救济物品和医疗器材，这些可以装备一个急救医院。
　　总之，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外事活动贯彻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日外交路线与政策，坚持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独立自立与力争外援结合起来，打破了封锁；赢得了中外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对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共开展外交工作积累了经验。
　　①《解放日报》报道：《万人签名要求抗战团结》(1941年10月17日)
　　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42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财政经济史科摘编》第6编428页至429页
　　④《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区财政经济史实摘编》第1编73—74页《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
　　⑤《柯棣华书信选》《人民日报》编者按198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