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寺墕里会议提出的进行分配土地的任务，中共陕北特委开始在清涧县部分乡区进行土改。后来，特委总结了清涧县部分乡区土改的经验教训，由郭洪涛、马明方到清涧的袁家沟、圪垌坬村和安定的玉家湾村进行土地分配的试点工作。圪垌坬村、玉家湾村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做法是：1.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2.中农土地不动，欢迎富裕中农献出多余的土地；3红军、贫雇农分好地；4.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5.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6.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到以后成家)。陕北特委根据以上试点经验，举办了分配土地训练班，培养骨干，带动了整个陕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在特委的领导下，由各县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举办训练班，对各区、乡搞分配土地的干部分期分批进行培训，紧接着以区、乡为单位，先大村、后小村，逐步进行土地分配工作。1934年11月14日，中共陕北特委报告中央驻北方代表：“最近陕北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各县都进行着分配土地，计划明年春耕时将土地分配停当。”党、团特委在给各级党部、团部及红军游击队政治员的信中，要求“立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劳苦人民，反对因白匪‘围剿’而放弃或延迟分配土地的执行。”1935年1月24日，《中共陕北特委代表的报告》提出：“分配土地，原则按照土地法令执行。方法是拿五六个村庄合起来分的，把这些村子按上、中、下统计起来，把所有人口(豪绅地主、反动派、不劳动的富农在外)按壮年、青年(15—18岁)、童子(妇女、小孩、老年不能生产的)统计起来分配的，比例如童子分4垧，青年即5垧多，壮年6至7垧，劳动富农也是一样分的。”
　　当时划定的阶级成分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7种。在分配土地中，贫农会权力很大。通过贫农会把在各村的雇农、佃农、贫农和可靠的群众组织起来，划分阶级，丈量土地，划分土地等级，登记有权利分配土地的人口，然后根据分配土地的政策进行分配。首先张榜公布分配方案，然后颁发《土地证》，将土地分配到户。当时苏区内流传着“红色五月革命忙，分地分粮分牛羊，烧约账分衣裳，豪绅地主一扫光，群众喜洋洋”的革命歌谣，生动反映了当时分配土地的景象。到1935年初，清涧、安定(赤源)、葭县、吴堡、绥德南区、横山、安塞、神木、秀延等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分配土地运动。
　　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如“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等偏激措施，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但这毕竟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它彻底摧毁了剥削者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于人民头上的各种繁重负担。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衷心拥护党和红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工作方面，根据地在土地分配后，通过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以及部分人士的自愿捐献、组织群众“互济会”筹集经费。苏维埃政府支持商人到陕北周边地区进行商贸活动，组织群众“赶脚”、搞长途贩运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文化教育方面，在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抓了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干部每到一地，写黑板报、刻写油印传单、书写标语，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革命文艺工作者还用陕北民歌形式编写了大量拥护红军、歌颂土地革命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民歌，如《刘志丹》、《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工农群众都翻身》、《打土豪》、《斗地主》、《分土地》等，深受苏区人民的欢迎。在搞好政治宣传的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还注意抓文化教育工作，以创办列宁小学、编写新课本等为主要形式来开展群众文化教育，对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思想觉悟，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总之，苏维埃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巩固了陕北根据地。正如中共陕北特委1934年10月15日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中所说：“最近苏区的劳苦群众参加分配土地的斗争异常激烈。这些群众的斗争形势直接的普遍的开展了陕北的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红军与白匪作战时，经常有几百几千的农民武装配合，游击队、红军不论需要多少农民配合，随时就可以号召来，甚至农民一听见枪声自动的跑来帮助红军助战，这一顺利的客观形势直接地造就了陕北新红军与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