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等非战斗单位的同志北上到达瓦窑堡后，组成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在西北中央局的领导下开始了对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的解决。
　　在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前，先期(11月7日)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已开展了工作：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和肃反档案，停止了戴季英的工作。为了加速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董必武(中央纪检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张云逸(军委代表)、王首道、郭洪涛；书记：董必武。具体工作由王首道负责进行。
　　“党务委员会”很快查明了以下情况：错误肃反，是在中央临时北方局、上海临时中央局驻陕根据地代表团(称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进行的。后方(先是永坪，后是瓦窑堡)由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主持；前方(道左铺)由西北代表团成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主持。捕人开始于崂山战役前夕。在后方逮捕了蔡子伟(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在北平地下党工作时，与张慕陶有一面之交)、张文舟、李启明(均为从杨虎城部过来加入红二十六军的，后调任红军学校教员)，在前方逮捕了黄子文(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以政治上的动摇为由被开除出党，他认识张慕陶)、姜旭(西安市地下党员、曾任西安市委书记)、张文华(1934年由西安来到陕甘边根据地)，错误肃反就是从逮捕这6个人开始的。这些人被捕后，戴季英大搞逼供信，屈打成招，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张慕陶右派”、“反革命”。有的人还供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也是“张慕陶右派”。错误肃反愈演愈烈，到10月中旬，后方关押了高级干部三四十人，前线不但逮人，而且还杀了人。结果，把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逮捕了。
　　在逮捕刘志丹时，其手段很卑劣。刘志丹是红二十六军的缔造者，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对陕北红军的创立和发展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根据地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又是现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军委副主席，直接带兵，故不便随意逮捕，就假借调后方主持工作名义调离军队，并写信给前线，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此信，恰恰送到了正在返回瓦窑堡途中的刘志丹手里。他拆阅后，交给通讯员继续送往前线。自己坦然返回瓦窑堡，到后当即被戴季英逮捕。
　　“党务委员会”在基本查清事实之后，确认这次肃反是一个大错案，一致认为刘志丹等都是好同志，并报经中央批准，释放了刘志丹等三四十名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干部。
　　11月底，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了平反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出席，五人“党务委员会”全部参加。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会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撤消了戴季英、聂洪钧的职务；党内给予戴季英以最后警告处分，给予聂洪钧以严重警告处分。
　　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听取了“党务委员会”关于处理错误肃反问题的工作报告。随后，毛泽东接见了刘志丹。
　　至此，陕北错误肃反基本上得到了纠正。这次错误肃反的发生，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这条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它导致了南方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西北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长期抵制这条路线，从而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从1935年9月中旬“中央代表团”组成，掌握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到10月中旬，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几乎把根据地搞垮。庆幸的是，党中央长征到来，这才保住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