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破坏，加之连续遭受严重的旱灾、水灾以及虫灾的侵袭，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在1941年和1942年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兵力、财力不足的困难更加突出，日寇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又不放松在中国推行其“以战养战”的方针，更加强调以共产党为打击重点的策略，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推行其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相结合的“总力战”，向各解放区进行反复的“扫荡”，并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建立“无人区”，散布鼠疫病菌，施放毒气等毁灭性手段，来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对于陕甘宁边区来说，则突出表现在日寇妄图消灭延安这个抗日的中心堡垒，从而不断发动对边区河防的进攻。
　　第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严密封锁。对于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的政策一直是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企图消灭边区。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感到靠军事摩擦和内部搞颠覆的办法“根除赤祸”、“消灭边区”已不可能，于是从1940年起，便对边区采取严密包围封锁的政策。
　　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最多时总兵力达50万人)，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北边二道，南边三道)。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4500多个，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6300多个。仅洛川至黄陵间80华里的地段，就有518个碉堡。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后，又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胡宗南部30万大军分驻在同心、固原、镇原、西峰镇、宁县、正宁、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黄陵、洛川等地；马步芳部驻青海；马鸿逵部包围灵武、惠安、豫旺；邓宝珊部守榆林、三边一线；包围边区的总兵力达40多万。
　　除实行军事封锁外，国民党顽固派还政治、经济、文化、宣传、民运、特务等各种手段进行封锁，主要活动有：(1)建立封锁边区的领导机构。以天水行营所设的“党政军特联汇报”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并以行营名义指导陕、甘、宁、绥4省沿边区各专区、县党政军，进行统一封锁活动。(2)“党务”封锁。国民党在榆林、洛川、彬县分别成立党务办事处，沿边区各县设立盘查站，不断调整沿边区各县党部的人事，撤换反共不力的书记长，代之以清一色的中统骨干，大肆搜集情报，进行破坏活动。(3)行政“封锁”。在边区周围各县推行“中央”颁布的新县制，把沿边区各地专员、县长大都换成叫中统骨干分子。开办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对这些地区的各级和各方面负责人进行反共训练。(4)经济封锁。主要以盘查站为据点，查扣与劫夺进出边区的各种物资，妄图从经济上窒息边区。(5)宣传“封锁”。主要是张贴反共标语口号，控制舆论和加强报刊检查，对新闻言论进行严格控制，禁止报刊披露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打胜仗的消息和刊登进步文章。(6)“教育”封锁。在陕西省教育厅成立了“特教处”，开设“特种教育人员训练班”，并通过各种形式对边区政府和八路军进行诽谤和污蔑宣传。(7)特务封锁。在边区周围设立以中统为骨干的盘查站，禁止国统区的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学生奔赴边区。
　　第三，1940-1944年边区连续发生严重灾荒，其中1940年灾荒造成的损失是当地30年来最严重的，使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
　　此外，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为61144余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负担1升；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负担1斗5升。①
　　对这个时期的困难，毛泽东曾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