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瘠民贫生产落后
　　边区地处西北，土地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因森林砍伐过度，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雨少风多，常遭荒旱。横山西北靠近沙漠为沙丘地带，横山以南全部为黄土地带，因为雨季多暴雨，水土冲刷极为厉害，造成农地大部分贫瘠。“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经常受旱灾的威胁。“久旱必有涝”。由于雨量极不平均，边区一方面缺雨成旱，另一方面雨多而成涝，秋季是雨季，雨水很多，山地的小雨便可形成平原的大害，山洪暴发，冲毁农田淹没庄稼。此外如风、雹、霜、冻，经常发生，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边区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沿用相当原始的技术和工具。耕作方法，除绥德等地区比较好些外，其他地区则耕作粗放，尤其是山坡地带农民多用开荒丢荒的办法进行生产。“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冬小麦产量，关中每亩平均产量约3斗左右(每斗28市斤)；延安、陇东平均亩产约2斗5升；绥德、兰边平均亩产1斗5升。谷子、糜子为耐旱作物，但产量也不高，平均亩产在2斗至3斗5升左右。
　　边区经济落后的另一个表现是缺乏近代工业，只是在一些城镇有少数的小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人民生活极其简单，所需之工业品如锅、盆、碗、瓢都要靠外地输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整个地区处于封闭落后状态。
　　二、地主军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
　　边区在土地革命以前，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分散租给农民，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地租剥削。大约占总户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面积的55%，而占有总户数66%的贫农、雇农，仅占有17%的土地。有的地区土地更为集中，如淳耀县东部四个区，共有土地60423亩，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就有42974亩，占总数的70%以上。庆阳大地主李子良，占有土地7万亩，牛羊1000多头，华池县的悦乐川、二家川、柔远川等川地，几乎全为他家所有，每年收租约有四五千石。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则大地主更多，以致形成了如银城市、杨家沟、高庙山、刘家峁等几个地主占绝对优势的庄园和“据点”。陕北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要采取出租和伙种两种形式，地租剥削量约占总收获量的40%至50%。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租额既高，又因经常遭遇荒年，租子总是旧欠未清，新欠又增，凡是老佃户，几乎没有一家不欠租子的。偶尔遇着年成稍好，农民有点余粮，地主即以催欠为名搜刮而去。辛勤劳动一年仍然无所收获，故而流传着：“借着吃，打着还，跟着碌碡过个年”的俗谚。
　　农民除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外，还受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地租越重，农民越穷，高利贷也就越加活跃。高利贷有钱利和谷利两种。钱利有每元月利1角5分，有“大加一”、“驴打滚”等等。谷利是今年借麦1斗，明年麦收还1斗5升。或是借钱还粮，每元每年6升粮利息。农民背上高利贷，就是欠下“阎王债”，一连几代人都偿还不完。
　　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敲榨勒索也非常残酷。有地亩税、人丁税、牲畜税、棉衣捐、单衣捐等等，名目多达80余种。特别是军阀官僚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抽取“烟亩捐”，不种的则抽“白地捐”。官府衙门的搜刮也极为繁苛。1928年，佳县共有21639户，118374人口，而负担的“正粮”即达17450.84斗，加上其他“屯粮”、“民地丁正银”等等，共合银元169430.17元，大人小孩每人平均负担1.5元。再加上地主豪绅保甲长给农民直接派粮派款，派壮丁修堡寨、办民团等，落在农民身上的负担就无法统计了。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使广大农民陷于贫困境地，微薄的农业收获，还不够完粮纳税。
　　三、连年战争城乡遭受严重破坏
　　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消灭红军，1934—1935年，曾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反革命“围剿”。第一次“围剿”是井岳秀的第86师为主力，并配备大量民团，总兵力约万余人。第二次“围剿”是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纠集了第86师、第84师、第35师(马鸿宾部)、第42师(杨虎城部)、第61师(胡宗南部)等5个师26个团4万余人，实行“分区清剿”。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除命令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围攻红军外，还调集了东北军第105师刘多荃、第67军王以哲、第51军于学忠、骑兵军何柱国、第57军董英斌，以及国民党中央军第37军毛炳文，第10师谭自新与朱绍良、关麟征等部10万余人马，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不但要粮要草，派差拉夫，勒索敲榨，苛如猛虎；而且军队所至，烧杀抢掠，“十室九空”，人民群众惨遭祸殃。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田地大片荒芜。“那时的延安、安塞、保安、甘泉、华池以及东三县等，均有许多荒地。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地方有个长约200余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保安的鸟鸦市、张家岔，在同治年间已无人烟。甘泉的傅村川，延安的金盆湾及马市川一大半，皆成荒地。”①耕地大量荒废，粮食产量逐年减少，以致饥民成群，饿死病死日有所闻。
　　延长等东三县沿黄河地区气候比较温和，可以种植棉花，农家多从事家庭纺织，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县，能栽桑养蚕，远在数百年前农家就以蚕桑为家庭副业，特别是1928——1934年间发展很大。丝茧输往山西，价格较高，农家靠此收入垫补家用。可是在反革命“围剿”期间，棉花种植完全停止了，纺织几乎完全停顿。对蚕桑的摧残破坏亦非常严重，因敌人封锁交通，煤炭没有来源，兵马又多，“反革命军队到处以砍桑作柴用，而老百姓自己也无法，于是也砍桑作柴烧。如清涧当时被砍烧之桑树，约占原有桑树的80%左右，绥德枣联一带也仿佛。又如吴堡当时烧毁的桑树也在2/3左右”②因为桑树的破坏及战争的影响，到1934——1935年农民都不养蚕了。
　　牲畜本是边区最重要的富源，贫农、中农与富农的分界，不决定于土地多少，而决定于有无牲畜。养的牛羊多，不但可以多积肥，多种土地，而且可以多产皮毛，故农民向以畜牧业为家庭的主要副业。边区以往每年剪羊毛数百万斤，收皮子数十万张，许多城镇手工业多以皮毛为业，如制革、熟皮、织毛口袋等等。但在反革命“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把抢夺宰杀牲畜作为其掠夺的主要对象，以至牲畜数量大量减少。整个边区羊减少到四五十万只，牛马等大牲畜只剩10余万头。以前有养羊多达一二千只的，后来只剩几百只，而更多的农民不但没有牛马，甚至也没有羊了，使农村副业一落千丈。
　　土地革命前的边区，在以军阀官僚豪绅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城乡经济凋敝破产，农村阶级分化异常严重，中农数量日益减少，贫农、雇农迅速增加，手工业工人大量失业，加上荒年灾害，人民吃草根树皮，甚至以“观音土”充饥，或者被迫背井离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陕甘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糠菜半年粮，孩子饿断肠”。多数农民家中只有一孔土窑，两口破缸，没有被盖，没有衣穿，生活真是凄惨万状，苦不堪言。陕北的革命所以发展迅速，是与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异常残酷分不开的。
　　① 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2页。
　　②甘露：《蚕桑考察团总结报告》，194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