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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放农贷与实行奖励政策

星光 张杨


  一、农贷解决了农民生产中的困难
  抗战初期,“休养民力”的结果,边区的生产力发展很快,但是仍然有1/3的农民缺乏耕牛和农具,限制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以耕牛而言,边区牛的增加是很迅速的,甘泉、延安、延长延川4县,41个村1个乡,1361家农户,1938年有耕牛884头,1940年增加到1516头,几乎增加1倍。但安定、延安、甘泉、志丹、华池、新宁等6个县中,还有36%的贫农没有耕牛。据当时估计,一个最强的劳动力依靠双手,一年最多耕种10垧地,而增加一头牛,至少耕种30垧以上,一年可增产10石粮食。因此,要使农业得到发展,增加农贷,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是边区又一个极重要的农业政策。1941年12月15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议组织农贷委员会,以高自立为主任,朱理治为副主任,负责筹划农贷工作。
  农货资金主要由银行拨款,由县政府发放。其基本项目有耕牛,农具、植棉、运输及农业副业等项。
  贷款的任务是迅速求得生产实效,增加粮食和棉花生产,并规定以耕牛、农具贷款为主。农贷的主要对象:第一是贫农,他们急需耕牛和农具,他们有部分的生产基础和高度的生产积极性,解决贫苦农民的困难,帮助其发展生产,是提高粮食生产的当务之急。第二是中农,他们有较好的生产基础,是边区农村中最多的农户,是生产的主要力量,但其中一部分缺乏耕牛和生产基金,需要贷款给予帮助。第三是移民与难民,他们急待从事生产,但90%缺乏耕牛,甚至还没有农具。在政府已经安置了生活以后,则贷给以农具①。为了发挥农贷效益,发放贷款采取比较集中原则,即放款额数能解决农民最低的要求,避免平均主义,把贷款视为施赈或平均分配。贷款主要集中在有人力有土地的地区,以及可以修水利收获更大的地方。
  农贷利息较低。为使农贷不因物价的波动而使农民受到损失,并且帮助农民推销农产品,规定不论贷款是货币还是实物,均按贷款时市价折成实物,到期以粮食或棉花偿还。
  1942年边区银行在延安、甘泉、安塞、子长、志丹、富县、延安市等7县市,以及南泥湾垦区与裴庄水渠的农户中,发放耕牛、农具贷款1579393元,加上农民自己筹资1036921元,购买了2672头耕牛、4980件农具,解决了8025户农家耕牛、农具不足的困难,增加了108780亩耕地,多打了3万石粮食。以1000元1石折算,在国民经济方面,估计可能增值将近3000多万元的财富②。
  农贷在稳定生产情绪,抵制“探买”(买青苗)等高利贷剥削方面起了相当作用。
  二、奖励植棉,增加棉花生产
  边区有植棉的历史,沿黄河的延川、延长、固临等县,气候比较温和,雨量适中,很早以前就种植棉花。但民国以来,由于兵匪骚乱与干旱等原因,植棉逐渐减少,1928年大旱以后,植棉完全停止,棉花布匹全靠输入。土地革命以后至1938年期间,主要是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吃粮问题,对植棉注意不够,因此棉花布匹仍然是边区最大的入境物资。1939年以后,边区在日寇及国民党封锁下,棉花布匹供应极为困难,为了解决军民穿衣问题,边区政府大力提倡植棉,并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之一。
  1940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推广棉麻的训令。训令指出为要达到边区的自给自足,1941年凡适宜种植棉麻的区域,大量推广种植棉麻,增加边区的棉麻生产,以解决工业的原料问题。划定延川、延长、固临、延安之甘谷驿、绥德、清涧、吴堡、安定等县之部分地区为推广植棉区域。为了鼓励植棉,训令规定:愿意植棉而无种籽者由建设厅低价供应或借给,收新籽后归还;如果1亩地收不到10斤棉花,由政府弥补损失;如果10斤棉花的价钱,少于种粮收入,由政府予以赔偿;如果棉花卖不出去,由政府承买。并且规定所种棉田3年内免收救国公粮。根据边区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规定以延安、安塞、甘泉、固临、靖边、志丹、富县、合水、庆阳等县为植麻中心,各县也都有推广植麻的责任。对于亩产超过10斤和领导推广棉麻有功者予以奖励;对推广不力或是敌意违抗的,予以惩戒。
  1941年,边区建设厅成立了工业原料推广委员会,专门负责推广棉麻生产工作。购进棉籽解决了棉种的困难,编印了《怎样种棉花》的小册子发至各县,并经常派人了解与指导植棉。原计划18个县植棉5万亩,实际植棉39087亩,收棉508131市斤。
  边区植棉的推广,以旧棉区恢复为最快。例如固临、延长、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等县棉区,以前只是沿黄河或靠近大川地区种植棉花,自1941年开始,这些县已经普及到每个乡村。如延长三区四乡20个村庄统计:1940年只有3个村庄植棉,191户中只有3户植棉9亩;1941年植棉村数增加到12个,植棉者50户,植棉147亩;1942年植棉村数18个,植棉户163户,植棉732亩,各村约78%以上的农户种植了棉花③。
  植棉所以很快恢复和发展,与奖励兑现有很大的关系。奖品多为锄、铧等农具,给奖多选择在开参议会、村民会或集市时。如延川县以红榜张贴于市集上,固临、清涧则以县长名义致函得奖棉农加以鼓励。1942年边区共用奖励费1590520元,奖锄119把,铧214页及部分奖金④。奖金及奖品,虽然数量不多,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植棉贷款及棉花青苗贷款对沿河三县恢复植棉起了很大作用。贷款由边区银行各县办事处直接办理,农业局派驻三县人员进行协助。1942年沿河三县共放植棉贷款约100万元,棉花青苗贷款原定60万元,虽因放款太迟而未放完,但对植棉也起了推动作用⑤。
  为了推广植棉,政府还采取措施稳定棉花价格。延川全县人口6万,每年需花约12万斤,1942年收花329922斤,供过于求209922斤。为了调整供求关系,不使棉花跌价,延川县政府除了扩大对外输出外,并大量承购棉花。结果棉花价格不但没有跌落,而且有些上涨,甚至比粮价涨得更快些,农民植棉比种粮更有利,因此,延川县的棉花生产能够获的飞速的发展。
  ①参见《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实施方法》,1942年11月2日。
  ②边区银行:《1942年边区农贷的初步总结》,1942年11月2日。
  ③参见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2年2月10日。
  ④⑤边区建设厅第一科:《1942年植棉工作报告》。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星光 张杨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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