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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凤翔师长应召

李上林 李元超


  事变前张学良的苦闷情绪
  1936年11月间,傅作义部发动百灵庙战役把日本建立蒙疆政权的据点摧毁,全国人心大为振奋,当即引起抗日高潮,因此国内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到绥远慰劳。张学良特派他的机要秘书苗勃然到绥远慰劳傅部,苗到归绥后感觉带的慰劳品很少,临时请李上林在归绥百货店代赊毛衣200件。苗系李三十多年的老友,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多年阔别相见之下欢然道故,谈到张学良的问题,苗说东北军的内部不久可能发生变故,李问为什么呢?苗说东北军各将领以及士兵,根本不愿打共产党,而中央非强迫让他打,张认为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有亡国的危险。他最痛心的是1928年6月间,他父亲张作霖的被炸,他痛心疾首认为东北东北已面临危机,为了报父仇和挽救东北必须维护国家统一,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一致抗日。所以在1928年秋,竭力主张改变青天白日旗,交还京奉铁路车辆,实行国家统一。因杨宇霆和常荫槐的阻挠,忍痛的把他两人除掉,目的在维护国家统一竭力对外。九一八事变时,张担着不抵抗的罪名,忍受国人的唾骂,而维护蒋的尊严。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时,张即准备抵抗,而蒋又制止,结果日军只有128个人先进承德,当时全国舆论沸腾,对张攻击得体无完肤,蒋一面为平息人民的气愤,一面为掩饰他不抵抗的企图,使张放弃军队而出国。
  1948年秋,李上林在天津东北大学生补习班肘,见到张学铭(系张学良二弟)提起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他说当九一八事变时蒋委员长先后给家兄13份不抵抗的电报,而令家兄将日军强暴占领的情形报告政府,再转报国联,由国联最后制裁。家兄为了保持委员长的威信,对他不抵抗的电报始终没有发表,丢掉东北的罪名完全由他一人负担,所以中外人士都知道是张学良不抵抗,而不知道是蒋的命令不让抵抗。
  在事变前高福源给李上林的信内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误国和祸国的决不是共产党,而救国的也决不是单纯的国民党所能办到的,我们今天要想不做永久的流浪者,只有停止内战,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有希望。”他的信最后又说:“我们虽不是英雄,但也决不是个狗熊,虽然当不上一个最强大的国民,但也决不愿做一个亡国的奴才”等语。所以高福源自被红军放回,对于西安事变所起的作用很大。
  张、杨的结合和白凤翔师长的应召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主要目的是先把共产党消灭了,同时再以“剿共”作号召,对各杂牌军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使其自相消灭或利用“剿共”的机会直接把他们消灭了。当1934年红军经过贵州、四川北上时,蒋以追攻红军为名,让他的部队乘机进入四川,把刘湘盘据四川的政权消灭了。他令东北军和杨虎城部对陕北红军作战,也可以说,系一石两鸟的政策,把共产党消灭了,而张、杨的实力也就削减了。同时又借机把胡宗南部开入陕西,在表面虽系参加“剿共”,但无形中还系监视张、杨两部的一切行动。胡部开入陕西后,即将夺取杨虎城的政权。同时对西安城内的治安,由蒋派的宪兵和军统特务等取而代之了。
  杨对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是基本反对的,又加胡部开入陕西后,在各方面给他很大的威胁。张、杨两人曾多次向蒋建议停止内战,都被拒绝,因此杨对蒋介石亦极端不满。蒋在王曲军官学校对东北军将领训话大加训斥一顿后,张很痛心地和杨说:“我们的兵不用等着抗日,就打红军也打光了,等着当亡国奴吧!”杨说:“让红军消灭,还比我们自己互相消灭好得多了。”张听到杨的话感觉非常诧异,遂问杨怎么能这么讲呢?杨即把蒋给他的电报交给张看,电中主要意思让杨对东北军相机处理,必要时亦可采取断然行动。张看完后笑着说:“这有什么可希奇的呢?我到西安不久他给我的电报说:如感到各掣肘时,可酌量情形取而代之。”他两人对蒋的电报被揭穿后,又恨又气,认为蒋用这样的挑拨离间阴险毒辣的手段,既让人伤心,又令人痛恨。由此,张、杨两人更进一步的密秘合作,立即促成他们对蒋施行兵谏办法。
  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原系热河大土匪头,被张作霖招降后,给他编一个骑兵旅,让他任旅长,以后又改升为骑六师师长。白当土匪时的外号叫白三阎王,抗战开始后白被任命热河先遣军司令。1939年冬,白由绥西五原准备东进时,在李上林家住有十几天,他和李的私人关系很好,西安事变到临潼扣蒋介石就是白率领他的团长刘桂五和孙铭九等办的,他将一切经过的情形都很详细的和李上林说了。
  12月9日晚11时许,张汉卿(张学良)即把白找到他的公馆,让所有的卫士都离开了,张和白坐在客厅东北角上,张先问白前天委员长在王曲给你们讲话,你有什么感想。白说:“我感觉咱们的发展,对打共产党都没什么兴趣,我看委员长的神气非让我们把共产党消灭了不可。”张问白:“你看能不能消灭?”白说:“我看不大容易。”张沉思了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又问我:“你自从到东北军以来,感觉对你怎样,你不要客气,好就是好,不满意就是不满意,毫无关系。”白说:“大元帅对我天高地厚,一上来就给我个旅长,像我这样的出身,斗大的字认识不到一口袋,就让我当旅长,这恩德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张又说:“我对你怎样,有哪些不满,你尽管说,我决不在意。”白说:“副司令对我更厚,不但一向没有错看我,而且对我比一般学生出身的还好,像这样的高看,使我终身难报。”张说:“我原知道你很忠诚侠义,才找你来说一件事情,不知到你能不能办和敢不敢办。”白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又说:“大元帅和副司令待我恩重如山,我正想感恩图报,有什么事,请副司令尽管指示,我绝对可以照办的。”张说:“你真能这样的忠心耿耿,有决心有勇气,我算没有错看你。”白说:“请副司令放心,只要给我任务,我牺牲一切,再所不辞。”(此时白的内心想大概是让他带上骑兵袭击红军的高级指挥部)张稍沉一沉说:“我让你把杨虎城杀了,你敢不敢?”白说:“那有什么不敢的呢?”张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杀他,需要用多少人?”白说:“那很简单,利用一个机会,有三五个人就行。”张又稍沉一沉说:“我不让你杀杨虎城,我让你把蒋委员长杀了,你敢不敢!”张这一句话不要紧,当时把白说愣了,头发根也立起来了,张看他的神气不对,当即指着他说:“你看害怕了吧,不敢干了。”白说:“我并不是害怕,也不是不敢干,我要明白为什么要杀他?我几十年来都是过着死里逃生的生活,我是不怕死的,但须要死个明白,请副司令把杀他的原因告诉我,以便作个准备。”这时张站起来,围绕客厅走有十几圈,此时白的内心忽上忽下地想着,为什么要杀委员长呢?难道说张想要当委员长吗?那怎行呢?这么多的中央军不就把国家都闹乱了吗?张走了十几圈后,又坐下了,笑一笑对我说:“我让你杀委员长你不敢杀,现在咱们不是要杀他,是要用兵谏的办法把他扣起来,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后,再把他放回去。”白说:“副司令可以把要扣他的原因说一说,也让我明白明白。”这时张沉闷了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很沉痛地向白说:“现在东北军的命运和东北四千万父老子弟的命运以及全中国的命运,并我个人的生死,可以说完全都操在你的手里,也可以说这些命运只决定在短短的时间内。”白听到这两句话后,不禁毛骨悚然,又惊慌又兴奋,好像要发疯的样子。张又极沉痛地说:“我对于国家和东北的父老是不忠,对先大元帅是不孝,家仇国难,不忠不孝,集于一身,生前难辞其咎,死后难以瞑目。日本炸死了大元帅后,为了挽救东北危局,为了报先人的仇恨,不惜牺牲一切维护国家统一,杀了老帅的谋臣杨、常。九一八事变又背着不抵抗的罪名,忍受国人的责骂,最后热河失守,又为保持领袖的威信,放下兵权毅然出国,东北军根本想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我和杨虎城将军几次建议,均被拒绝。目前又在王曲把东北军将领大加训斥,必须贯彻他们‘剿共’亡国主张,像这样的相互残杀,除给敌人可乘之机,加速我们灭亡外,又有什么收获呢?我们的东北军如不打回老家去,生无以对东北父老,死无以入祖宗的坟墓。一年来,我们因‘剿共’损失了两个完整师,阵亡军官有四五百人,枪支损失有二万多支,阵亡官长眷属嗷嗷待哺,几次请求补充抚恤,根本置之不理,其目的不仅反对抗战,且让我们在‘剿共’中自消自灭。最痛心的让我和杨虎城之间互相火拼,这样的挑拨离间卑鄙阴险的行为实令人寒心。今天惟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挽救了东北,挽救了全中国。因多次建议不听,最后不得不施行兵谏,把他扣起来,强迫他接受,现已到紧要关头,东北的命运,国家命运以及我个人的生死祸福,指在目前,也就是只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决定了。”
  白听完张这沉痛的话后,又伤感,又气愤。他向张说:“我听完副司令的话,内心特别难过,拍拍良心我们如不打回老家去,实在对不起任何人。现在我们不打敌人来自己打自己,真是令人最痛心的事,一定把他扣起来,让他停止内战,共同打日本。”张说:“我们主要目的,不是想伤害他,仍然是劝导他放弃内战主张,共同抗日,你的忠勇侠义,我是深知,所以特找你担任这救国救人的伟大事业,我相信你绝对愿意做,也绝对能胜任这神圣的任务。我明天打算和你一起到临潼见蒋,我和他已说过你在热河很有威望,并在地方很有势力,将来中日战争爆发时,你回到热河,对抗战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你回去要准备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和我说。”白说:“我没什么意见。”张说:“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方才说的事情,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但不要太兴奋。”白起身要走时,张最后又说一句,“我们全东北军的命运可都看你这一回的了!”
  白到家后已夜两点钟了,躺在床上反复思索,想想东北军所处的环境和张副司令的痛苦,想想蒋的“安内攘外”政策,以及挑拨张、杨的火拼,越想越气,实认为有扣蒋的必要,又想假如因扣蒋而牺牲,也是光荣的,一直想到天亮也没睡着。
  12月10日午后,张同白一起到临潼见蒋,并让白对沿途的道路和华清池的环境以及蒋的住室都要特别注意。到了临潼张引白见蒋说:白师长要将最近到热河一带的情况,向委员长报告一下,张说完后即行退出。蒋把白过去的情形简单地问一问后,白即开始向蒋虚张声势的大吹一阵。主要说自己过去有许多同伴,在热河地带经常盘据,不时给敌一个袭击,日军无法大部队进攻和重武器无法使用,小部队不敢进攻,一旦全面抗战时,他们群起响应是不成问题的。蒋听完后点点头鼓励了他两句,最后说很好,你回去和张副司令好好地计划,将来对国家一定有相当的贡献。白离开蒋后,即找张一同回去,此时张正与钱大钧谈话,遂向白说不要等我,你先回去吧!白即自己回到西安,但没有到家一直回到张的公馆等候,到深夜11点多钟,张见白还没有走,遂问他你怎么还不回家呢?白说:“恐怕副司令有事情,所以等着没有回去。”张说:“我没事,快回去休息吧!”白把见蒋简单的经过报告了张,即回家了。白后来说我由临潼回来没有到家而到张公馆的原因,恐怕张多心,所以未敢到家。白对张的胆大和对自己的信任,实万分感佩!白说:“我和副司令见蒋时,他只说了两句话就退出去了,也没有和我在一起听着,难道说不怕我利用这机会告密吗?我见完蒋后,怕他多心,才找他一同回来,结果他竟让我先回来,我又怕他多心,所以没有直接回家,仍到他的公馆等候,我的意思如果副司令不让我回家,我就住在他的公馆里不动了。”白又说:“我听说清朝时康有为变法,西太后反对,想要利用西太后到天津阅兵时,让袁世凯借机把她扣住,当时袁很慷慨地答应了,紧接着,他又偷偷地告密了,结果康有为逃跑了,很多人被杀,变法也失败了,而袁世凯从此之后,大阔特阔起来。我如丧尽天良,当时告密,升官发财那还成什么问题,我想到这里,越想副司令越胆大,像这样的心胸开阔,豁达大度,能认识人能信任人,焉有不成功的道理呢?”
  白凤翔到临潼扣蒋的经过 
  12月11日上午,张、杨对于扣蒋的具体问题已协议好了,关于西安城防及驻在西安的各高级将领和直属各机关,由杨虎城负责处理,到临潼扣蒋的事情,由张负责处理,两人协议完,张即回家午睡。到午后一时许,张的随从副官报告说,街上有杨的部队出动,看情形就像有什么事的样子。张听后很惊讶,也没有敢用电话询问,当即驱车问杨:“为什么这么早部队就出动呢?我的一切还没有准备好。”杨说:“先开始布置一部分准备就位,以免临时出动很多部队而暴露了企图,同时也有距离较远的,恐怕临时不能一致行动,反误了事。”张说:“这么多的机关,白天像这样的活动最易泄露,没有出动的赶快停止。”张遂和杨决定在11日半夜开始发动,如再迟误,恐怕消息泄露,而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
  12月11日晚张找白说:“今晚必须动手,上午我和杨协定后回来午睡,结果杨竟令一部分部队出动准备就位,我当即让他停止,幸而各机关没有发觉,现在我们不要迟延,马上就要行动。人已由特务团准备好了,你看需要带多少人?”白说:“有五六十人就行了,太多行动不方便,也引人注意,武器都拿着手提式和自来得比较灵便,有三辆大卡车就行了。”于是在十二时左右即由西安出发。张说:“我已另派好部队去协助你们。”白在第一辆车和司机并列坐在前面,他对司机说在路上遇到哨兵拦阻,不要停车,由我来处理好了。出西安约二十华里,即遇到两个哨兵在公路两旁,上着刺刀,横在公路上大喊站住。白坐在车前面,穿着中将制服,一语未发仅用手左右摆动了两下,哨兵即自动退回,汽车未停就开过去了。每隔五华里即有一组哨兵拦阻,白都用摆手的方式闯过去了,最后距临潼约六七里地方,(白在十日午后已侦察好了,此处是块空地,路旁又有许多坟墓,同时又在两组哨兵中间),白当即令车停止,自己先下了车,手掐着腰喊着弟兄们醒醒吧!此时半夜三更士兵们都不知是什么事,上车后差不多都瞌睡了,听到白的喊叫才清醒过来,白首先问弟兄们是来做什么的?大家说:“不知道。”又问:“你们的职责是做什么的?”回答:“我们是特务团保护副司令的。”又问:“近一两天你们看到副司令了吗?”回答:“没看见。”反问:“上哪去了。”答:“我们不知道。”白说:“我们的副司令已被中央扣起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回抢。”白又说:“中央既把我们副司令扣住,我们也要设法扣住他们一个大官,把副司令换回来,你们看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极啦!白接着说:“你们既都赞成,咱就开始抢他们一个大官,到时候都要听我的指挥。我是骑六师白师长,有个外号叫白三阎王,到时候不准随便乱跑,不准装孬,必须把他们大官扣住一个,才能把我们副司令换回来。”白又和刘桂五、孙铭九等对解决门岗的办法作一个简单的商议后就上车了,向临潼飞奔而去。
  临潼的华清池有内外两个院,外院由宪兵第一团的一个连守卫,里院系蒋的卫士守卫。白坐的汽车距外院大门约二百公尺时,守门的卫兵即大喊站住,而车仍继续前进,卫兵即开始射击。白想把车直接开进外院,见哨兵鸣枪,遂命停车。士兵很安然秩序地下了车,站好队,报了数,很整齐地向第一道大门前进,白想以严整的队形堂堂正正地把队伍一直带进院内好便于下手。到第一道大门前,门岗六个人,即阻止进入。白说:“我是骑六师白师长,见委员长有要事报告。”卫兵长说:“见委员长师长自己进院好了,其他的人不必进去。”白说:“天气很冷,让他们进院避避风休息一下。”卫兵长说:“上级有命令,任何武装部队不准进院。”白又再三说,始终不准,此时又不敢多耽误时间。白遂先一拱嘴,随后喊着弟兄们干吧!立即把守门的六个卫兵打倒了,紧接着进了外院。而院内接班的卫兵正打瞌睡,听到门外的枪声,由梦中惊醒,不知所以,跑的跑,战的战,把这一连卫兵打死过半,接着向里院冲进。因二门紧闭一时不能打开,白即命越墙而人,此时里院的卫士听到外院激烈的枪声,在深夜中亦都惊慌失措,无所是从,仅一部分在院内抵抗,其余的人也多半东逃西窜了。最初爬墙的士兵,被蒋的卫士打下来有七八个人,情形立即陷于混乱,纷纷地退回。白看情形不好,双手拿着两支手枪喊:“赶快爬墙,谁退下来我枪毙谁,我们的大部队都到来了,已把他们整个的包围了。”白这样一喊,退回来的人都怕阎王枪毙,于是一鼓作气,又都爬过去了。而院里的卫士在惊慌应战下已惊恐万状,又听到大批部队已包围上来,更无心抵抗,遂都纷纷地鸟飞兽散了,跑到厕所里的人最多。有人说蒋孝先也跑到厕所里边了,在他的身上打有100多枪,蒋孝先系蒋的本家侄儿,当过宪兵第三团团长。1933年在北平驻防时,把东北青年和学生逮捕和屠杀了很多,所以对他恨之入骨。李元超当时在西安知道的情形是12日早,蒋孝先知道临潼发生事变,由西安坐车到临潼打算营救蒋介石。走到半路正遇见张以前的卫士长谭海,后任一○五师刘多荃部旅长。谭问他到什么地方?蒋孝先说:到临潼。又问他是谁,他自说我是蒋孝先,谭听说他是蒋孝先,即命部下就地把他打死了。
  白进入里院后,立即到蒋的卧室,见蒋不在,而床上的被褥和穿的衣服以及鞋等均在原处未动。白知道蒋是偷自走了,当即打电话报告张说华清池已打进去了,蒋的卧室被褥衣服及鞋等均在,而人没有,大概是逃走了。张说:“他不会走,你可在院内好好地找。”回报的结果仍未发现。白又报告了张,张说:“他决不会跑远的,可派人到后山搜索,我派的部队现在即可到达。”原来外面的枪声爆发后,蒋恐怕是共产党的袭击,遂惊慌之中仅穿上一个棉袍,由两个卫士从后墙把他搭过去了。后墙的外边就是山根,所以这墙里面高而外面低,这山虽不是断崖绝壁,但攀登亦相当的困难,又值暗夜,山上满布荆棘,无路可走。蒋爬到山腰距他住的卧室约二百公尺恰好有一个凹窑,长约三四公尺,高约二公尺,深有一公尺多,而凹窑前面并有一块长方形大石头,长约三公尺,厚约一公尺高,高约二公尺多,对这凹窑形成一个天然大影壁。在1943年春,李上林同朋友到临潼住在华清池,看蒋住的卧室窗框和柱子上还有许多弹痕。同朋友沿着小路走到蒋在的那个凹窑,还累得气喘,途中休息了两三次,这位委员长竟在暗夜满布荆棘蓬草的山上而能找到一个避弹避风的凹窑,真是非常难得的安全之地。
  张派的部队到达临潼后,即沿山开始搜索,士兵们一面搜索一面喧嚷。有的士兵故意装腔作势地说:“蒋介石你藏的地方我已看见了,你赶快地自动出来吧,不然我就要开枪打啦。”这时士兵已有距搜索的凹窑仅一百多公尺,同时天也快亮了。蒋听说要开枪,遂大声地喊着,我在这里。士兵们听到蒋已答话,许多人大声嚷道蒋委员长在这呢,我们已找见了,遂一拥而上。这时蒋连气带冻鞋也跑丢了,脚也被荆棘刺破了,声音颤抖地说:“我是蒋委员长,你们是哪个部队?”回答:“我们是东北军。”蒋问:“你们由哪个官长带来的。”回答:“是骑六师白师长。”蒋说:“你们可找白师长来。”说话之间白即到来,先很恭敬地给蒋敬个礼,说:“请委员长不要惊慌,也不要生气,张副司令派我来请委员长到西安有事相商。”蒋气愤地说:“你们还知道有国家有委员长吗?我死在这里也不走,最好你们把我枪毙了吧!”白说:“我们对委员长决无恶意,请委员长放心,到西安商议国家大计。”蒋气愤地说:“你们这样的举动,就是请我商议国家大计吗?我是甘愿死在这也不走的。”这时孙铭九、唐君尧等到来,硬把蒋架下山来。蒋当时要进屋把衣服穿好,白同意,而孙铭九等坚决不同意,立即把蒋架上汽车开到西安,住在杨虎城的新城大楼里面。 (1962年12月)
  *作者李上林曾在傅作义部任职,李元超系国民党军统局派到西安的情报人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