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捉蒋回忆
张化东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当时在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第七连任指导员，亲身参加了攻打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战斗，虽已事隔42年，情景历历在目。现就回忆所及，追述如下，供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参考。
西安事变爆发以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共产党的争取和协助之下，为了实行联共抗日，积极进行改造部队、培养抗日力量的工作。他们除了共同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东北、西北两军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军官之外，东北军还成立了一个学兵队，这个学兵队大约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我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大队长孙铭九，副大队长康鸿泰(现名康博缨)。队员经政治和军事训练后，分别派到东北军各部队去担任政治教育工作。该学兵队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为了严格保密，防止受到蒋介石的阻挠、破坏，受训青年一律不准随便下城门楼，我当时是学兵大队一连的一名队员，从8月到10月一直在城门楼上受训3个月。
10月底，我被派到张学良的卫队营第七连当指导员，公开名义是副连长。卫队营是张学良的亲信部队，装备比一般部队好，每人一支盒子枪，一支马枪，每班一挺轻机枪。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以及东北军的所有机要处所，都由卫队营担任警卫。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事先，组织上交给我一项任务，由我带领五六十名士兵，装扮成学生，参加游行队伍以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捣乱，保护青年学生的安全。这天，请愿队伍先游行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要求省主席邵力子出来接见。邵力子派他的秘书长代见，讲了一套敷衍门面的话，请愿学生坚持要求邵力子亲自接见，邵不得已，才走了出来讲了番话。他虽然表面上赞成青年学生抗日爱国的要求，但是他说：“我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要抗日，请大家去找张副司令和蒋委员长。”
邵力子的答复既然不得要领，请愿队伍便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随即冒着凛烈的寒风徒步向50里外的华清池进发。下午3点多钟，当队伍走出十几里路时，张学良得到消息，立即乘车赶来，在十里铺追上了请愿队伍。他身着便服，站在路旁一个三四米高的土台上向游行学生讲话。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请愿学生听了张学良如此恳切而又充满激情的讲话，很受感动，便高呼“拥护张副司令抗日救国”的口号，整队而回。
第二天(10日)下午，党小组长富纪纲通知我(当时我已是预备党员)，我们部队要准备出发，参加战斗。我问什么事，他说，这是机密，一二天内可能发生事情，要绝对保密，要我把部队掌握好，到时勇敢投入战斗。当晚，卫队营全副武装，分乘几辆卡车开往灞桥，住在镇中一所小学校里，全体和衣抱枪而卧，准备随时作战。
11日，我们在灞桥等了一天，整天没有动静。到了12日凌晨4时左右，孙铭九、白凤翔、刘多荃突然乘车来到，命令部队紧急集合，由孙铭九讲话。他说：“现在西安城里已经开始行动，西京招待所里的南京将领都被我们扣起来了，我们张副司令也被蒋介石扣起来了，东北军的命运非常危险，张副司令如果不能恢复自由，我们东北军也就垮了，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到临潼把蒋介石捉起来，大家一定要英勇作战，各连长更要带头冲锋，把蒋介石捉住，来报答张副司令。只有这样，张副司令才能恢复自由，东北军才能够生存，否则我们一切都完了。”
孙铭九讲完了话，立即下令出发，同时命令我带一个排留下，坚守灞桥1个小时，不许任何人通过，我已听到城内枪声四起。部队出发后，约过了半小时，一辆小车从西安飞驰而来。我喝令停车，见车里坐着两个人，都身着便服。我叫他们下车，他们不肯，并拿出两张名片来。我一看才知道他们是蒋介石跟前两个最坏的坏家伙，一个是蒋介石的中将侍从副官长蒋孝先，一个是宪兵三团中将团长杨国珍，他们态度傲慢，坚持要通过灞桥。我坚决不答应，对他们说：“这里是由我指挥，要听我的。”随即吩咐士兵把他们拉下汽车，押在一间小屋里。
到了5点钟，我因留守灞桥1个小时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命令两名士兵把蒋、杨两人押上汽车，前往临潼，并下令说，这两个家伙要是动手，你们可以开枪打死他们。汽车快开到临潼时，前面一○五师刘多荃部队不明究竟，向我们打枪。我就命令停车，吩咐战士隐蔽在路旁沟里，自己走去找一○五师的负责人说明情况。不料蒋、杨两人却趁此时机下车逃跑了，我立即率领战士跟踪追捕。他们逃到临潼城门口，就被一○五师士兵捉住，押在一个连部里，当我赶到连部说明情况后，他们就把蒋、杨两人交还给我。我找到七连连长王协一，向他要了一个班看守蒋、杨，随即和王协一一道投入了攻打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战斗。
这时，华清池内外一片枪声，我们已经打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结束战斗，蒋介石的卫队还在顽强抵抗。我和王协一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一面顺着围墙内投手榴弹，一面与营指挥部取得联系，调了一个连到后山坡上居高临下，向华清池院内施加火力。这样一来，很快便结束了战斗，冲进了华清池内院。
我和孙铭九、邹业顺、王协一冲进大门，首先看见钱大钧、蒋孝镇两人受伤躺在院内的走道上。我们从一排五开间的大厅进入蒋介石的卧室，发现蒋介石已经不见了，床旁桌子上放着一副假牙、一只武装带，还有一套特级上将军服。摸了床上的被窝，还是热呼呼的。我们断定蒋介石不会跑远，便走出卧室到院内搜索。邹业顺顺手取走了蒋介石的假牙和武装带，我也拿了一颗刻有“蒋中正”三个字的图章。
我们发现一处围墙上有一道人爬过的痕迹，便向躺在走道的钱大钧说，蒋介石是否从此处逃出去的?钱不答话，只用手指指蒋孝镇。我们便问蒋孝镇，他不肯说，经我厉声喊了一声“打”，他才开了口说他一听到枪声，忙去报告蒋介石说：“不好了，出事了。”蒋介石吓得全身发抖，问他往哪儿跑，他背起蒋介石就跑，跑到后墙根蒋介石踏着两个卫士的肩，从围墙上逃出去了。我们问他自己为什么不跑，他说他受了枪伤，跑不动了。
这时，张学良打电话给孙铭九，了解到蒋介石没有捉到，便命令孙铭九迅速分兵搜山，务必捉到，紧接着又来电话催问，并对孙铭九说，如果捉不到蒋介石，我就要你的命。于是我们便把部队摆开，从山下到山上，进行紧张的搜索。我问孙铭九对蒋孝先、杨国珍这两个犯人如何处理?孙铭九叫我自行处理。我就吩咐两名战士把他们押到附近一家老百姓的菜地里，命令他们跪下，宣布处以死刑，随即拔枪把他们打死了。
我带着排长陈孝宽和两名战士搜后山半山腰一块大石附近时，突然有人从大石后面的乱草丛里打了一枪，我忙说：“有人!”立即喊话：“快出来!”果然，一名蒋介石的卫士爬了出来，我问：“还有人吗?”他指着大石的背后说：“先生(指蒋介石)在里头。”接着蒋介石从乱草丛里小石窟爬了出来。他身穿一件绛紫色夹袍，下身只有一条白色单裤，光着双脚，哆哆嗦嗦，缩成一团。他还强作镇定，装腔作势地说：“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们是东北军，我是奉命而来的。”他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我说：“我就是长官。”叫他跟我下山去，他越发抖得厉害，不肯走，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他还是赖着不肯走，我火了，踢了他两脚，这才把他死拖活拖，架下山来。
恰在这时，张学良打来电话说：“所有在临潼捉到的人，不许就地处理，要一律带回西安。”孙铭九问我：“那两个人(指蒋孝先、杨国珍)怎么办的?”我说：“已经枪毙了。”白凤翔、刘多荃也在这时赶来，大家研究结果，决定只推说此两人中流弹而死，回西安时就这样向张学良报告。
我们遵照张学良的命令，把蒋介石送回西安。蒋介石还不肯上车。孙铭九、白凤翔无奈，便向他行了一个军礼，请他上车。谁知这么一来，他反而更加拿起架子，说什么也不肯上车，僵持到最后，他又说要把他的军服和假牙拿来给他，才肯走。孙铭九便叫我去取，我说军服、假牙都被人取走了，向何处去找。在这个时间里是找不到的。结果，还是由孙铭九、白凤翔、刘多荃三人把他拥上了汽车，送到西安。
蒋介石被送到西安后，先把他安置在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的新城大楼，后又搬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卫队营胜利完成了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任务，受到了张学良传令嘉奖，我也因捉蒋有功，被提升为副营长，蒋介石在西安的守卫工作，也由我负责。
(1979年3月) * 作者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卫队营第七连副连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