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之旅——追忆西安事变前後的经历与见闻(节录)
张玉荪
六、双十二之前夕——最後一次宴会
十二月十一日晚间，那是在重来华清池之後，大约七八天光景，委员长忽然约请了几位高级官长来潼宴会，记得当时被邀的有：总司令陈辞修、蒋鼎文、卫立煌；主席朱绍良、于学忠暨张、杨二人，一切进行如常，没有感觉有任何异样，宾客陆续到达，都先在钱主任处休息。临时，杨虎城和于学忠来电话请假，说家里正有宾客，无法赶到。因为，这次宴请原也由钱主任临时电话去分别邀约的，所以对于杨、于的缺席，也并无使人有特别惊异之处，因为那时在西安的军政要员，实在不少，除了被邀的都是总司令之流外，西京招待所还有不少的军政大员，如陈调元、邵元冲、万耀煌、陈继承等，可能杨虎城早已有了约会作东，主人临时无法分身，亦属情理之常。
据说，在宴会进行快终了时，委员长忽然发表了三位总司令，那是陈辞修、蒋鼎文和卫立煌。这三位每人都拥有三十万左右大军，而发表这三位的防区，又都是与当时的陕甘豫三省剿匪总部的防区接壤。听说(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场，那是後来别人告诉我的)当时在座的张副司令学良一听见了该项口头宣布的命令後，面色立刻大变。隔了半晌，就起立报告，他说：「刚才委员长发表的三位总司令，他们的资历和身分都和学良不相上下，他们的防区，又都在现在三省剿匪总部的防区，紧密接壤，在这小小的三省之间，竟有了四个总司令，将来作战的时候，如何配合?由谁指挥谁呢？」照当时实际情形，三省剿匪总部的总司令原是委员长兼任的，因为委员长不能坐镇在总部，所以，所有总部所发布的公文，都由总司令蒋署名，由张代行。照一般推测，三省剿匪总部的东北军部队，对於剿匪任务，因有「联共抗日」的建议，已属斗志不坚，而当时共党实已势穷力竭，局处弹丸之陕北「瓦岗寨」，势将可全部歼灭，故有此调动各路大军围剿之必要，以期一举歼灭。至於全局部队之调动，自将仍以剿匪总部之命令行之，因总司令即系委员长也。那时，如果委员长对於张的询问，立即加以解释或说明，依私人的揣测，历史可能就要重写，或者「西安事变」，就会消灭於无形，亦属可能。但是据说当时委座听到张的询问，并没有直接予以答复，反而，大为震怒并痛加斥责的说：「屡次训示，你是军人，只要服从命令，不要问为什么?怎么？你又提出问题了？!」要知道历次训示，都是在单独接见的时候，虽然，词气严厉些，只有张自己知道，比较还能忍受。这次当场斥责，在场有许多高级将领，确使张羞愧无地，无以自容。(按：这次调兵遣将，表面上是加强剿匪，集中兵力。但张认为委座显然对于东北军已缺乏信心，事属至明，况且委座自来西安，历次都对张严加斥责，不稍宽假，使张疑惧益深。此次数十万大军云集三省周围。焉知不是造成包围形势，目的还是在消灭东北军。所以张要提出询问，将来由谁来指挥调配，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陈、蒋、卫三位，都是嫡系，只有张是客军，虽然，张自东北易帜，归顺中央之后，深受器重，且以父执事委员长，委员长亦视如子弟。据说，张之私人财产，在海外者，且均委托宋子文代为管理经营，交谊益深，但无论如何，总是客军地位，是任何人所能了解的。委员长对此问题，未加答复，在张心中想起来，自然认为这是解决他的第一步，因为内有隐情，所以自然不予答复，反责以大义，这一番误会，张在后来翻阅委座私人日记和一切军事计划之后，自然幡然大悟，感到委座对于他过去胡作非为，虽然备受各方指责，但仍多加隐忍，未予明令惩罚，更无解决东北军之意向。至抗日一点，中央亦属早具决心，只以共党未除，准备不足，不敢贸然抗日，以待时机，与张的初愿，并无二致。所以在大彻大悟之后，深感后悔，此次发动兵谏性的变乱，实属孟浪，力求补过，这是后话。)因此，便心怀怨懟，益以杨在旁，冷讽热嘲，一再挑拨，益增愤恨，因而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私人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樁突然偶发事件，而不是一件早经安排的有计划的行动。依事後各种迹象和进行情况而观，亦可窥知其一二。例如：(1)事变之初，中共方面，事前一无所悉，虽然事发之後，张曾以飞机迎周恩来来西安会商，并组织团体，提出八项主张，但据各种第一手资科显示，当时周亦不赞成劫持委员长，认为此系失策，并且认为要抗日，在当时中国，委员长是唯一领导人物，必须予以支持，此其一。(2)据说，事发後，张曾电饬洛阳炮兵旅长，令其迅即占领机场并将军官分校，予以缴械。孰知该旅长竟不知就里，反持电向当时的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求教。祝颇机警，见电後，即了然委员长在西安可能已遭遇意外，东北军必已有异动，则绝无可疑。因此即将炮兵旅长好言予以稳住，并立即集合洛阳分校全体官生，截留火车，抢占潼关，而潼关守军亦因当时局势，全无所知，措手不及，反为祝部所乘。潼关遂入中央军之手，因此中央讨逆令下，得以迅速推进至华阴，威胁西安，可见事前一无策划，事发，亦无安排，其非预谋，至为明显，此其二。(3)同时，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时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自己写的，或是夫人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己目睹的，张对於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著，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穴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之一切安危毁誉於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自愿接受处分，如属预谋，何至如此进退失据，此其三。(4)且在当晚席散时，各将领应钱主任邀，在办公室小坐时，张独匆匆往外走，我照例追上去，恭送如仪，以往每次送张，他都礼貌的敷衍几句，有时还嘱咐，有困难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临上车，还会挥手示意。当晚可不同了，他只是低头急走，全不理会我在送他，我偷窥他的脸色，满面怒容，临上车，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我回头报告钱主任，今天张副司令面色不对，不知道为的什么?钱主任还说，今晚他也作东，家里还有客，所以急著赶回家，招待客人。
这些事多表现著张的东北人的火爆脾气，老羞成怒，冒失从事，事前既无考虑，事後又被怒气冲昏了头，要是预谋的事，一定策划周详，何至如此无头无尾，如此鲁莽灭裂，一至于此!
七、双十二之晨——事变发生时情形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天光还没有亮，大概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枪声，霍然惊醒，沉寂了一、二分钟，又听到枪声紧密了一阵、又沉寂了。那时，我住在华清池小学内，同房还有二位秘书，萧化之(赞育)和葛武棨兄，他们都是黄埔一期同学，此来专责办理同学会的连络事宜。本来我因职司行馆筹备事宜，住在华清池内冲要的池亭上，便於照料，随从人员安顿方妥，萧乃华秘书来言，他专管宾客接见时的速记工作，必须随同来客晋谒。分配的住处太远了些，要是有我这个房间便方便多了，用不著每次派人去通知他赶来了。我一听这话，立即告诉他，筹备工作已告一段落，我没有再留住园中的必要，为工作方便，请他搬过来住。我则移入小学校裏去住，和萧、葛二位合住一间原属教员办公的房间裹去，谁知这一好意，却反把他的性命送掉了。因为该房地处冲要，叛兵进攻时，池亭首当其冲，先遭袭击，黑夜中，萧闻枪声，方出房门喝问，便遭枪击，倾跌入莲池中，殉职了。
(1)卫士求救 误信人言
当时我听到枪声，立即起床披衣，这时一片漆黑，天光尚未发亮，正想点灯，被萧兄阻止，他说不能点灯，显露目标。我正想开门出去，观察情势；这时，忽然有人敲门，呼声甚急，口内叫著：「张干事救命，张干事救命!」我刚打开房门，就有一个便衣卫士跌进门来，倒在我的身上。我立即扶住他，扶上我的床，他说：「我受了伤，请给我一些茶喝，渴死了!」武棨兄就说：「不能给他喝水，否则血会流得更多的，你先忍耐些。」我急着问他：「谁开枪打你的？」他说是宪兵。我说：「宪兵如何会打你?」他说：「我听见枪声，就出来查看是什么事，前面一个黑影，就打了我一枪，走近时，才知道是宪兵，所以我就冲出来了。」这时，我觉得安心了一些，因为，我们布置的警卫，原来分为三个层次，委座休憩房屋周围，由侍卫官和便衣卫士日夜轮流值班警戒；华清池大门和围墙四周，分派宪兵负责守卫，宪兵总数只有八十名，因为洛阳来的专车还停留在临潼火车站，需要守卫，所以留了四十名在车上守卫，其余四十名则在华清池守卫，除此以外，就把警卫责任，交给张的卫队团，由林团长驻留负责指挥，并在骊山山顶，驻扎了一个连的兵力，支架著十余个蓬帐住宿，以确保山後的安全。至於临潼大道上，则亦分派了几个警卫所，沿途警戒，兵力大约有一个营左右。当时，我认为宪兵叛变，人数只有四十人，充其量亦不过八十人。而外围东北军卫队团的兵力，沿途合计至少近乎千人左右，彼此兵力悬殊，宪兵叛变，实不足为虑，心中宽慰了一些，谁知却误会了。
(2)同房忠告 倖逃一死
这时，枪击断断续续，夹涉有连发的枪声，可能是机枪，也可能是驳壳枪(即盒子炮)，所以我决开门入视。刚把门打开，葛秘书就过来拉住我，问我往那裏去?我说，到华清池去。他问我，有没有武器?我说没有。他说，我们都没有武器，所以，无法出去，现在，情况不明，天色又没有亮，你要是接近华清池，自己便衣卫士，就会打你，这不是去送死吗?我说，卫士都认识我，东北军卫队也因为我经常出入，都熟悉了。他说：「黑沉沉中，谁知道你是谁？他们要防卫自己被袭击，只要有人接近他，他就会开枪，以便先发制人，此刻，千万不能出去!等天色亮了，我们一起进华清池去。」我仔细一想，这话也对。这时还是有枪声，疏疏落落的，不像初时紧密。我猜想，大局不妨了，宪兵兵力不足，无法持久。又经过紧张的几十分钟光景，受伤的卫士在呻吟，我是绕室徘徊，不知如何是好?古人所谓「度日如年」，我那时，真可说是「度分如年」，思潮起伏!
(3)山上追击 奋勇入内
天色濛濛的发亮了，正照在骊山上，忽然间，隐隐约约闻到枪声，看见後窗的山上有人在奔跑，仔细看去，是兵士在追逐，前面有兵在逃，後面有兵在开枪射击。更仔细辨认，跑逃的竟然是宪兵，後面追击的却是东北军，因为服装显然，我便告诉萧、葛两兄。不幸而言中，现在张的卫队已在追击叛变中的宪兵了，可能事件立即就会平息了，不会再有事了，他们两人还是将信将疑。我感到自己的责任，决定立即出门，向华清池前进!走不了几步路，就在华清池门口，碰见了指派在华清池警卫的林团长，他手中提著一枝盒子炮，向我走来，林团长和我先後相处近一个多月，尤其在洛阳祝寿那一段的待命时期，可以说几乎天天同在公共温泉浴室洗澡、聊天，有时还一同剥花生米喝一、二杯，暖和身体，虽然谈不上交情，相处很熟，却是事实。因此，我就和他招呼，并问他究竟是什么事情?现在情况如何?他望了我一眼，便开口说：「你回去!没有你的事!」这时，我感觉有些奇怪，便脱口说：我有责任，你也有责任，怎么能说没有我的事!究竟情况怎样了?」他连说：「回去!回去!不要进出!」说完，回头就走。我觉得有些气愤，便不再理会他，自顾自迳自直入华清池大门。刚进大门，走不了几步，便有几个张的卫队，由假山边转出来，举著上了刺刀的枪，向我逼过来，这时，我还没有感觉到危险，情势不好，而且因为彼此都是相熟的人，所以便自我报名说：「我是这里的张干事，你们难道还不认识我吗?」这几个卫队可能还认识我，但是都没有开口，只用刺刀逼上我的身来，摆摆头，要我向华清池大门口的门房里去。这时，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我只能走向门房，刚踏进门，赫然就看见俞国华兄和所有随同来的侍从们，大约有一、二十人都举著双手，挤在坑前，我立即挨近俞秘书走过去。他悄悄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时方才恍然省悟了。我说：「张学良叛变了!外边都是张的卫队。」他听见我如此说，便说：「那我们都完了!」并且问我看见委员长没有?我说：「没有看见，刚进门，便被他们逼到这里来了。」当即问其他几位侍从，也都说，没有看见，就是贴身的侍从和卫士也没有看见一个。这时门口架著二、三挺机枪，枪头正对著门口，可能是防备我们有人溜走的。张的卫队一批一批的进来搜查，高声询问：「有没有武器？有武器的马上缴出来!」虽然，我们一再回答没有武器，但是，每个人还是被全身搜查了，所以身上的钱包、自来水笔、手表都一次一次的被搜查去了。这时候，我才发现，全身穿著整齐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有些人尚穿著卫生衣裤，有些人穿了上衣，却没有外裤，显然的，是从睡被中拉出来，真是狼狈不堪。西安的十二月中，已然是寒冷得很，又是在凌晨，没有穿好衣服的人，都禁不住冷得发抖，直打哆嗦，我原穿著呢大衣，因为我当时蓄有日本式的短胡，这是在南京患猩红热後，理发匠误以为我要留胡，给我留的纪念，依稀有些像委员长的模样，这时东北军正在各处找寻委员长，并查询下落，有一个东北军看见我，便问我是不是委员长，我回答：「我不是委员长。」他又问委员长在那里？我说：「不知道。」他指著我的小胡髭说：「你不是明明留著小胡髭吗？」我说：「我不是，你们的卫队都认识我的。」正在纠缠不清时，却有个张的卫队走近来，说「这个人不是。」原来那一位感到有些气恼，打了我一下耳光，怒吼著说：「去你妈的小胡髭!」回头就走!我惊慌了一阵，知道这是祸根，留著，早晚要惹祸，便在门房中，找了一把剪子，悄悄的自己把胡髭剪去了，以免再引起误会。
(4)「三番号」响 领袖下山
我们正在华清池门房内，惊疑不定，忽然听见门外吹起「三番号」来了。在军队中吹「三番号」，是大敬礼，是迎接最高长官的一种号声，谁听见了，都会立即注意，准备立正敬礼的。我们都以为张学良来了，从玻璃窗口向外张望，忽然看见委员长由二名卫队扶持著，踏进门来，似乎是负了伤的样子，正走过华清池上石板桥，向内行进中，这时，有当时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从後赶来，口中连说：「请委员长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但是委座却仍然挣扎著，往内走。卫队听见孙的命令，便想强力挟持委员长往外走。委座这时非常愤怒，环眼圆睁，指著孙铭九斥责：「不要叫我委员长!要叫我委员长，便应当听我的命令，让我到裏面去!你是在把我当俘虏!」声音非常高昂，孙在旁边，口中呶呶不休的说：「请委员长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彼此争持了一会儿，这时有人在偷偷的说：「委员长还没有穿好衣服哩!」当时委座只穿白色的卫生衣裤，披了一件丝棉袍，赤脚穿著一双皮鞋，显得单薄了一些，又从我们窗前走过去。这时，外边又响起「三番号」，可能是委座坐车走了。俞秘书对我说：「只要委员长还在，我们还有一线的生机。」隔了一会儿，我们看见钱主任由里边走出来，随著一大群人，经过我们的窗口，向外走，似乎也有些负伤的模样，但是人还走得挺直的，只是用手捂著肩膀，我们这时候都抱著万一的希望，因为我们看到领袖，也看到了钱主任，都喘了一口大气，随後，我们也被送去西安了。
(5)蒋孝先之死 蒋会计幸免
在这段短促的时间内，我们亦曾听见当时叛军中的一些对白。在我们刚被囚禁在门房中，我们亦曾听见叛军中有人进来报告说：「蒋孝先被逮到了，还有另外一个人，一起解来了。」只听见有人传令说：「把他毙了!」随后，就听见枪声，隔了不久，蒋会计被人押进来了。他说：「我和组长在一起，蒋组长被他们枪毙了。」我们都为之惨然!後来据有人告诉我，蒋孝先以前在北平，担任过宪兵第三团团长，执法很严，当时东北军在北平，军风纪不很好，常常滋事，孝先绝不宽假，往往绳之以法。因此，和东北军中有些人难免发生不愉快，甚至结下若干怨仇，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一听见蒋孝先逮到了，自然就要公报私仇。除了蒋组长以外，当时虽然侍从人员颇多伤亡，诸如毛区分队长，萧乃华秘书及若干卫士的死难，以及负伤的钱主任和竺侍卫官培基等等，大部都是在黑夜中，互相格斗或流弹误伤的，当时尚没有平白无辜的加以残杀的情事发生，这是尚称万幸的。可见张的所谓「兵谏」，尚非虚言，而不准伤害委员长，也属事实，其与一般所谓的叛逆与兵变，情况也确然不同，只是他不知道，「兵凶战危!」当时，纷乱扰攘之中，谁都有随时被误伤的危险，真是惊险万状，委座之倖免厄运，真是天佑!
八、临潼道上和杨虎城的卫兵室
自从委员长被挟持著离开华清池以後，隔了大约二三十分钟，忽然，卫队进来，持著上了刺刀的枪，胁迫我们出去，一时间，大家都觉到非常紧张，不知这一出去，是祸是福？只能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中向外走。到了门口，看见有几辆军用卡车，就要我们上车。大家彼此相顾黯然，不卜是凶是吉?在寒风里，衣衫单薄的几位，禁不住有些战慄!我们被分配著上了车，每车大约十几人，既没有点名，也没有计算人数，乱糟糟的，车上除了驾驶室两旁分站著二个卫兵外，车箱四角也各站一个兵，用枪尖比著我们。在华清池到西安道上，沿途只见部队络绎不绝，有骡马驼著重机枪和迫击炮的，都在向华清池方向前进，为数至少也在千人左右，而且行色勿促，似乎都是临时调派的。这时候，我心忐忑不安，时时呈现趁机跳车逃跑的意图，回想派来西安，为时仅将二个月，各方联络，不可谓不多。目前西安学生请愿，提出的抗日要求，张学良还亲自到灞桥，向学生劝告，不准他们到华清池来，各方消息，也对张并无不稳的任何消息。委员长重来华清池，只带了十八名卫士，连侍卫官在内，持有武器的至多不会超过二十五人，而我和秋参谋布置的警卫人员，都是东北军张的卫队，山上山下至少已有一千余人，想要解决华清池，这些人已绰绰有余，似乎用不到再向临潼增兵。所以对於这次事变的杂乱无章，真是猜疑莫定，使人无从捉摸其真意所在。
车至东门，城上枪声大作，押车的卫队们大喊「是自己人，从华清池来的。」交涉了许久，才算把城门叫开，真是莫名其妙，经过城门时，才知道守东门的是杨虎城的西北军，所以要办交涉，才能通过，可见西北军和东北军还是互分畛域，各自为谋，并不能沆瀣一气，打成一片。我们一路直开进西安的「新城」，亦即是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的所在地，我们被带进杨的卫兵室，在新城的城门口附近。这是一间大约有四五十尺长、二十尺宽的长形房屋，室二旁铺著稻草，以土砖为界，中间留著二尺的距离，作为人行道，我们全部二、三十人都安顿在稻草堆上，后来又陆续送来了好几批人，都很陌生，相互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各位高级长官的随从们，由各处搜捕而来的，其中还有一批人，却是中央派在西安的情报人员，有几位是马局长志超的部下，当时据传说，马局长已经被剥了皮，挂在西安城头上哩!稻草堆虽然暖和，但所有被拘的人，衣衫单薄，穿著不全的，在此寒冷的西北寒风里，过了漫长的一夜，当时真不知是如何才能挨过来的。好在人类的忍受力，颇富弹性，只能互相依偎著取暖，拉近了所有人与人间的一切距离。
(1)懦怯的人性表露
第二天清晨，好不容易挨过了一个饥寒交迫的晚上，阳光普照，我们集体被唤出草房，到院子里去，院子里分别摆著六七堆瓦盆装著的酱油汤，汤上飘著三五根葱，和一些油花，瓦盆内另外装著有白饭，四五只粗碗，四五双筷子，把我们全体分成七八组，每组大约九、十个人，嘱令就地蹲踞著吃饭，这是牢饭吧!在万分饥寒中，得此汤饭，至少可以使你稍解饥渴之欲，使你温暖些。有些人不免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因为碗筷不够分配，所以有几位只能等候先吃饭的，把饭吃完，再使用别人用过的碗筷，就著添饭喝汤。在那时我真是忧心忡忡，连饭也不想吃，实际也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如此者，凡三天，有人劝告我说：「张干事，你不吃饭，身体会支持不下去的，万一我们徼天之倖，还能有机会回去，你也会没有力气支持著回家。只要委员长还活著，我们还是有一点儿希望的。」经此恳切劝告，又经过了二、三天，当时激动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我才能适应这恶劣的生活环境，开始吞一些饭粒和酱油汤，以苟延残喘。在卫兵室的第二天我发现那些卫兵在休息时，把全身的披挂都解下来了，包括手榴弹和子弹，至於枪支则搭成枪架，所有手榴弹就都搁在我们的窗沿上，西北的窗，都是用纸糊的，所以手榴弹放置的位置，透过窗纸历历在目。四个窗沿上总计约有二、三十枚手榴弹，要是难友们能团结一致，起来反抗，这些武器，真是唾手可得，而且火力也并不小。但是，人们顾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七十余人，竟然就如此的束手待毙，受制於二十多位全无戒心的卫兵，真使我万分感慨，认识了人性懦怯的另一面!
(2)同袍情殷 免於冻馁
张的副官长马处长，忽然来到，那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原由张派给我们合作筹备行馆的，过去曾帮助我不少的忙，相处近二个月，他是回教徒，虽然说不上深交，但诚实坦率，合作得很愉快。他一看见我，便再三道歉的说：「打听到你在这里，特地赶来看望你们。这是上命差遣，只能委屈你们在这里，暂住几天!委员长现在新城，离此很近，安全无虞，只是摔了一跤，身上有一些不舒服，可能摔伤了，正在医治，有三五天就会痊愈的，请不必挂念，事情就会解决的，请放心!」我谢了他看望的友情，但请他看看这情形，许多人衣衫不全，晚上冷得都快冻死了，请他帮忙设法。难友们也纷纷要求说：「上命派遣，要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也无话可说，不能怨你，但是也不能把我们就这样冻死、饿死呀!」请他帮忙发一些军毯和衣服，以免寒冷受冻。他立即答应，回去之後，立即送些军毯和棉大衣来，每人一份。有了军毯和有风斗的灰布棉大衣，才算幸免於冻寒之苦。为了保暖，我们每二人成为一组，一条军毯作垫，一条作盖被，连同大衣，足够御寒了。後来有人来找俞秘书国华出去，一去之後，杳无音讯，大家都非常挂念，深恐其或遭不测之祸，直到释放之後，才知道他是被囚到西京招待所去了，而葛、萧二位当时究被禁何处，则初无消息，可能亦在西京招待所了。
(3)花生米内的乾坤
在卫兵室内，消息沉沉，究竟人间今是何世?也茫然不知不觉!心中的焦急和沉郁，真是无法以笔墨来加以描写，唉声叹气的有之，谈笑自若的有之，昏睡终日的有之，嬉笑怒骂者有之，静坐沉思者亦有之!千奇百怪，象徵着芸芸众生，惟赖我佛慈悲，早日超度耳!约有三、四天之后，有一位卫兵进来，呼唤著某一位难友的姓名，(姓名忘却了，是中央情报人员。)手中拿著几包花生米，说是他家里的人送给他的。当他打开纸包吃花生时，发现这包纸就是当天的「西京日报」。上面报导著西安政治和军事的情形，尤其这几天来，东北军、西北军和共军联合组织成立的委员会，并举行群众大会，提出了所谓「八大政治主张」以及杂乱无章的各种新闻。以后，每天都有花生米送来，当然还是报纸包著的。只是报头和日期都已经剪去了，以免引起检查人员的注意，由此，我们每天虽然在缧絏之中，尚能知道一些外面政军发展情形，都抢著吃花生米读报，轮流传递，以求了解世事的变迁，沧海桑田，不堪回首。
(录自《革命文献》，第九十五辑)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