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及其走向西安事变之路
(日本)寺广映雄
杨虎城及其走向西安事变之路(日本)寺广映雄
前 言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事变的当事者大多数业已作古。然而，这次事变不仅在中国现代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厉史意义，即使是在30年代的世界史，特别是在近现代的日中关系史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①。
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因为已有种种的论述，故不重复。但是，这次事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就其背景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以及杨虎城和西北军酝酿事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此外，以当时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是国内外矛盾的集中之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及其推行的华北分离活动，特别是以日本扶植内蒙傀儡政权的绥远事件为契机，使抗日意识在这个地区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迅速高涨起来②。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事变的爆发当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以前的日本和中国，大多数的研究是以张学良或东北军为重点，而对事变中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的作用以及杨虎城与西北军为什么要站起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然性则未必明确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是对杨虎城的经历和行动，因过去资料不足，而不十分明确。故对他来说，作为陕西地方军阀实力人物的形象是很强的。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杨虎城既然是率领保守、反动军事集团的军阀，因此，就不可能期望他有什么进步的或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即关于他同张学良一起成为西安事变的首谋者和发动者一事，迄今为止，主要是从地方杂牌军对蒋介石中央集权的抵制和反抗这个视角来考虑的。但是，对杨虎城来说，除此之外，果真没有奋起抗日的思想背景或原因吗?第二是由于张学良在其《西安事件忏悔录》④中曾说：“公平地来看，在西安事件中，杨虎城是受了我的牵连，也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个配角”，所以一般来说，总是顽强地主张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是主角，而杨虎城只是张学良的追随者。
而且，与杨虎城相比，张学良或东北军决心起来要求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理由是非常明白并容易理解的。即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因其故乡被日本侵占而移住西北，故其官兵们怀着望乡的观念，把夺回东北(打回老家去)当作自己悲壮的决心。加之，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由于日本的阴谋而被炸死。他对日本侵略东北所进行的抵抗又受到蒋介石的压制，所以张学良终究是丧失其土地的“悲剧的贵公子”。这些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迫切希望停止国共内战、一致抗日，并进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对此，一般人在心情上也是能够产生同感和理解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过去的研究未能站在杨虎城的方面，说明西安事变的过程和必然性。但是，在经过“文革”挫折的中国，以西安事变50周年的1986年为契机，有关事变的著作、回忆录，连同有关张学良、杨虎城的传记和资料也一同被重新出版了。此外，还出版了有关从20年代到30年代在陕西或西北的民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资料以及在这些地区从事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的传记等⑤。下面拟根据这些文献，对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的思想和行动加以考察。
一、军阀对抗时期的杨虎城
杨虎城(原名*(左虎，右冬)，字虎城)，1893年11月(清光绪十九年十月)，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渭南地区)甘北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在他十四、五岁时，其父因受有关哥老会的株连被处刑。父亲的葬仪是依靠村民的援助而办完的。此后，他不但要供养母亲和弟弟，而且还必须承担父亲遗留下来的债务。如此贫穷的生活，再加上当时在西北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以及义和团运动后清朝的残酷税收与政治腐败相结合，作为敏感少年的杨虎城逐渐对旧秩序产生了反抗的思想。那时，他曾诱导村里的小伙伴们以应付不时的葬祭为借口而组织了名为“孝义会”这样的互助组织。此后不久，他又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号称中秋(同志)会这样的团体⑥。这个团体正如其口号“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所表示的那样，是萌发着“侠义”精神的单纯性格的组织。但这时通过陕西同盟会的宣传，反满风潮已经逐渐广泛地蔓延起来了。不久，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烈火波及这里时，他便率领集结在中秋会组织中的几百名群众参加了陕西民军(即后来的祭陇复汉军)，并同清军作战。新政权成立后，他返回故乡，并加入各地的抗捐扰税斗争。然而，在1914年，他因杀死在蒲城县被称之为“大恶霸”和“黑豆虫”的农民仇敌李桢，而在这个地区名声大振。但是，他也因此事而受到官宪的追究，故逃至渭南东部。当时，以这个地方为地盘的彼称为“刀客”的反清秘密结社正在进行活动⑦，于是他就成了这个集团的有力的首领之一。
1914年12月，在中国因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发生了护国运动(第三次革命)。这时，陕西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井勿幕(旧同盟会员)率领国民党为反抗袁世凯部下、陕西将军陆建章而掀起了反袁斗争⑧。杨虎城参加了这一斗争并转战在朝邑、华阳一带。1916年6月，因袁世凯突然死亡，这个斗争才告结束。此后，他担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营长。
另一方面，此间为镇压白朗起义而进行活动的陕北镇守使陈树藩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趁反袁斗争之际宣布独立，自称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并从陆建章手中夺取了陕西都督的职位。但是，当袁世凯突然死亡后，他又立即取消独立，并因他表示效忠段祺瑞政府，而成为陕西督军兼省长，从而掌握了陕西的军政大权。陈树藩为强化其独裁统治，大肆逮捕原陕西的旧同盟会会员，而这些人在潜逃中，因得到杨虎城的保护，才免遭其难。此后，陈树藩直到1921年垮台时为止，在长达6年中，一直实行随心所欲的专制军阀统治。就这样，在民国初年全国的反动化中，在陕西，孙中山率领的国民党势力也迅速衰落了。
但是，在1917年9月间，当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呼吁打倒北京军阀时，陕西的国民党人于右任、井勿幕等与之相呼应，并组成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靖国军，反对陈树藩⑨。靖国军决不是具有坚固的统一指挥系统的部队，而是一个由国民党指导、在北方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唯一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在此后的5年中，一直在北洋军阀的包围中进行反抗斗争。杨虎城率部队加入了这个集团，并被编为第三路军第一支队，而移驻临潼。从此，他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事民主革命斗争。但为对抗靖国军，陈树藩将驻扎在河南省西部的刘镇华的部队(镇嵩军)引进陕西，企图镇压靖国军⑩。1918年4月，杨虏城以当时不足千人的部队，为在临潼迎战镇嵩军而进行苦战。他很快就成功地阻止了镇嵩军的入侵，并提出了持久战。
另一方面，在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取代皖系军阀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开始抬头，并控制了华北及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即使是在陕西，直系的阎相文在取代陈树藩之后，通过对靖国军实行分化、收编政策池将其各部队改编并置于吴佩孚的指挥之下。但由于杨虎城拒绝改编，故在直隶军3万名部队与物质力量的攻击下，蒙受很大损失。后来，杨虎城部队为了“保存西北革命的种子”于1922年5月，经过艰苦的行军转移至陕北，并抵达在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井勿幕之兄)势力下的延安。但杨虎城本人暂时离开了部队，滞留在榆林。
杨虎城在榆林期间(1922——1925年)，陕西的革命形势虽未好转，但在南方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新局面陆续展开了。众所周知，1924年1月，实现了国共合作。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杨虎城从其部队中抽调数人前往广州，到黄埔军官学校进行学习，以便为以后的部队训练作准备。另外，他还派姚丹峰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并会见了孙中山，从而正式办理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手续。
与南方这种态势相对应，冯玉祥也同国民党的胡景翼、孙岳等进行联合，并于1924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混政府，点燃了反对北洋军阀的烽火。与此同时，在陕西则成立了以井岳秀为总司令的陕北国民军，并以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率部从陕西南下，击败了作为直系军阀的陕西督军吴新阳的部队此后。杨则成为国民军第三师师长。但1926年11月，张作霖、吴佩孚的奉直联军进攻国民军，并进而在次年4月，吴佩孚让刘镇华率镇嵩军8万大军侵入陕西，包围和孤立西安(11)。这时，杨虎城与李虎臣(云龙)一起，依靠仅1万兵力决心死守西安。另一方面，在包围西安中期的1926年7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9月，迫近武昌的划时代的事态陆续展开了。
另一方面，在1925年4月至8月的南口战役中，被直鲁联军击败的冯玉祥，于1926年1月，宣布下野，并出走苏联。这时作为中共北方地区委员会书记的李大钊，通过于右任劝说在苏联的冯玉祥回国参加国民革命(12)。其结果，冯玉祥同于右任、刘伯坚(13)(中共党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一道，于8月17日从莫斯科踏上归国之途，并于9月17日在绥远省的五原县向国内外发表了著名的“五原誓词”(14)。他在该誓词中，明确表示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组织国民军，参加北伐，并举全体部队加入国民党。进而，这个国民联军接受了李大钊以前建议的“进军西北、解放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或“固甘(肃)、援陕(西)、联晋(山西)、图豫(河南)”的策略，决定了南下陕西、解除西安的包围、进攻河南并同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合流的战略(15)。
其结果，南下陕西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从11月26日起，向镇嵩军发起总攻，经过长达8个月的战斗，终于解除了西安的包围。西安解放后，因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甘肃省天水人)等人的邀请，杨虎城就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军司令(后改为第十军军长)，加入冯玉祥的麾下。为了参加北伐，他率部出潼关，向东部进发。
西安的死守及其解放，固然是周为镇嵩军遭受由苏联武器援助的国民军的攻击，同时也是由于以杨虎城和李虎臣为中心、魏野畴等中共党员坚持国共合作方针所显示的群众强有力的团结和抵抗所带来的结果。另外，由于国民军在西安解放后同北伐军合流，迎来了人们强烈期望的“结束北洋军伐统治中国的时代”与统一中国的划时代的局面(16)。
但是，在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政变，接着经过徐州会议、郑州会议后，冯玉祥高唱“宁(南京)汉(武汉)合作”，并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为了打开局面，根据在汉口召开的中共“八·七”紧急会议的决议，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在安徽北部发动武装暴动(“皖北暴动”)，企图同杨虎城建立合作提携关系。但是，由于双方的意见不一致，故杨虎城于1928年4月末，以“因病疗养与研究军事”为名，前往日本，直到同年11月归国为止，一直滞留在日本东京。
二、在杨虎城身边的西北知识分子——魏野畴和杜斌丞
从上述杨虎城作为陕西地方军事集团首领，而其势力逐步增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在参加辛亥革命以后，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拥护国共合作的方针，反对同北洋军阀实行勾结的陕西军阀势力。这些是他同一般地方军阀所不同的特性。作为陕西最大的军事实力派而决非革命家的杨虎城的这种举动，究竟由来如何，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但这是否可以说同他成长的环境和他独自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榆林滞留的近3年中，同两位优秀的民主知识分子——当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和该校教员魏野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他们的思想给予杨虎城以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后来，他们在杨虎城身边时，对杨的政治行动也提出了有力的建议。这一点在考虑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的行动时，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关于魏野畴的经历和活动，通过最近在中国出版的由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五卷及其底本《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已经能够知其大概(17)，在这里拟以他的活动与杨虎城的关系为中心加以叙述。
魏野畴于1898年，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的贫农家庭。他在艰苦地度过了在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的学习生活后，于1917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进行学习。不久，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后，他由于受到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还担任了平民夜校和夜间补习学校的平民教育工作。就这样，他在北京学习期间，很早就敏感地认识到新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他企图根据新思想改变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陕西闭关自守的封建状况。他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陕西同乡杨钟健、刘天章以及李子州等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并在1920年1月发行子名为《秦钟》的月刊。在该刊第一期发表了笔名魏风标的题为《潼关外之新思想》(18)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向陕西青年诉说的内容，特别是号召陕西青年加入支援王绶金等人在1920年8月拒绝陕西教育厅长郭希仁“拜孔子”的抗议运动。1921年夏，他在高等师范毕业后，担任华县私立咸林中学的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面对当时笼罩陕西教育界的封建保守的状况，他企图首先刷新作为社会改革根本的教育，并将热情倾注于培养创造新时代人才的事业中。因此，他主张对学问、课程和教学内容等一切方面，进行改革，并亲自加以实践。特别是在讲授内容方面，他对依然使用陈腐的旧教材的现状深感不满，故他用自己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进行讲授。另外，他还在教育方面提倡男女平等，并竭尽全力在陕西设立最初的女子师范学校。其他方面，根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奖励学生学习外国语、使用白话文、创造新体诗等。他为了推进学校的民主建设，使学生代表得以参加校务会议，他还指导学生，成立自治会、读书会等组织，上演了话剧和新戏剧(19)。然而，他在咸林中学的改革试验，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故他在该校仅停留一年多就辞职一。从1923年春起，他转至陕北的榆林中学。这所中学在陕北23县中，以唯一的中学而著称。他是应当时任该校校长杜斌丞的聘请前前去任教的，而杜是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兄，比他早6年(20)。
杜斌丞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高等师范毕业后，返回陕西，曾任榆林中学的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18年就任该校校长。他为配合当时学校针对“读经尊孔，校园死气沉沉”、“学生暮气沉沉，只知读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状况所进行的改革，从北京请来了先进的优秀教员，对校长以上的外来人员给予高薪(从每月70元至130元)。另外，他还招聘在当地有声望的学者来校任教。这样一来，榆林中学的校风为之一变，很快就使“全校生气勃勃，面目一新”，并成为与绥德中学齐名的陕北教育中心，与此同时，杜斌丞也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信赖。在该校，魏野畴担任国文和历史课教员。他把国文课的教材，由过去采用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改为采用《新青年》、《独秀文存》、《响导》或者李大钊、鲁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在历史课的讲授中，他在使学生理解社会发展史、文艺复兴、产业革命或者明治维新的同时，还采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文献。但这些做法被当时作为陕北镇守使而与当地旧势力(土豪劣绅、封建官僚)相勾结的军阀井岳秀所知，致使杜斌丞受到非难。在此情况下，魏野畴一度离开榆林，到北京从事新的活动，但从1924年春起，他再次就任于西安的省立中学。他在榆林中学任职前后，既是他的活动更为充实的时期，也是他从教育活动转向社会、政治活动的转变时期。即在1922年夏，他在刘天章、杨钟健、李子州等陕西旅京学生中组织“共进会”，并将在前一年发刊的《共进》作为其机关杂志。他本人也在该刊上发表文章10余篇，同时，他把过去的发刊趣旨，即“提倡桑梓文化(陕西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企图摆脱以前的陕西地方的色彩，而将陕西的改革放在整个中国政治构造之中加以实现。即为了改造陕西社会，首先必须打倒陕西军阀。为此，他主张把被压迫人民组织成为民军，推翻全中国的军阀统治。这种思想，意味着《共进》已经基本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21)。据说，在共进社员的核心人物中，有同中共党员相联系的人，魏野畴也是在1923年初，通过李大钊、刘天章的介绍而入党的。这就是他由过去作为教育者而热心于陕西的教育改革，进一步转变为以基本的政治变革为目的的革命家的背景。
而且，如前所述，魏野畴在榆林时期，通过杜斌丞的介绍而与杨虎城结成深交。此后，他们3人为发展陕西的国民革命，结下了密切的互相配合关系。即杨虎城把因国共合作而在广州设立的黄埔军官学校作为模特儿，于1925年7月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任命魏野畴为政治主任，而当刘镇华包围西安时，魏野畴则协助杨虎城死守西安。西安解放后，杨虎城就任国民联军第十一军军长，魏则成为该军的政治处长。“四·一二”政变后，魏也留在杨虎城的部队中，并受到杨的庇护。后来，魏到了皖北，在苏维埃建设中牺牲(1928年4月10日)31岁)。
另一方面，杜斌丞作为非党民主人士而受到杨虎城的信任，并成为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的参议。另外，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杜则成为杨的秘书长等，长期留在杨虎城的身边，并且如后文所提到的那样，从1933年起，杜强烈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并向杨虎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发挥了促进作用。此外，在杨虎城的部队中由于魏野畴的关系，拥有相当数量(一说约200人)的共产党员。其中有颇受杨虎城信任的南汉宸(山西洪洞县人)(22)和杨虎城的表外甥、从欧洲留学归国的王炳南(23)。后来，这些人也都作为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中介，从事统一战线的地下工作。这说明杨虎城在用人方面，没有受到其政治背景成封建乡党意识所限制，而是把人的才干放在首位。
三、在西安事变前同蒋介石的对立
如前所述，1928年4月，杨虎城东渡日本。杨虎城抵达日本后，起初住在大冈山附近，后来移居东中野。在大冈山时期，他常在附近的代代木练兵场周围散步，观察日本陆军的训练状况。另外，在这时，他就日本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和妨害中国筑一的侵略行动，同日本留学生交换意见。或者通过新闻媒介不断注意国内和日本的形势。当时的日本，在田中义一内阁统治下，经济状况不景气，并处在向法西斯体制转变的时期。这使他对今后的日中关系，怀有敏感的认识(24)。
另一方面，他在日本停留时期，国内的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开始恶化。在此形势下，对于蒋、冯两方面来说，杨虎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不用说杨虎城本人，连他的部下也都敦促他早日归国。于是，在同年11月，即他在日本停留半年多时间后，复归部队。并在第二年，投归蒋介石，成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井移驻河南。从此，他处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对立混战的局面中。12月以后，他击败并赶走了继续从事反蒋活动的唐生智时部队。进而，从1930年4月起，他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联军作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而于10月占领西安。这次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了收抬西北的局面，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此后，杨致力于部队的整顿和扩充，并掌握陕西的最高地位和实力。然而，另一方面，冯、阎两大军阀反蒋战争失败后，形成为当时最大新军阀的蒋介石，当然把杨虎城视为新的威胁。因此，杨在今后，如何对待这种事态，不用说对他本人，就是对西北军也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蒋、杨之间的对立和倾轧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的具体情况如何?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军政方面：第二是教育和文化方面。
第一，在军政方面形成对立的很大原因是由于杨虎城把陕西作为基地，并将其势力向西北方面伸张，企图抵抗蒋介石。这就是当时在一部分人中所流传的“大西北主义”或“西北大联合”的构想。杨虎城从日本归国后投靠蒋介石，对冯玉祥来说是一种背叛行为。但另一方面，对杨虎城来说，蒋介石许给他在陕西的最高地位和权力，只不过是利用他而已。蒋介石或早或晚是要吞并西北军的，这是很显然的。因此，杨虎城为了构筑西北军同中央军对抗的势力，故以陕西为根据地，将其势力向西北伸张，企图成立联结新疆、甘肃、宁夏以及青海的大同盟。并且，这种构想如下文所述是基于同杨虎城有密切关系的杜斌丞的思想而建立的。杜斌丞曾说：“以杨虎城一个人或十七路军的力量对抗蒋介石，即使在一开始不会被消灭，但终究必然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实行西北各省大联合后，才能促进南北站在对抗蒋介石的立场上”(25)。另外，这个计划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24字的具体体现，或者更简明地说，这个计划是把“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的话，具体表现出来了。采纳这个方策的杨虎城，同杜斌丞、邓宝珊(甘肃行署主任)一起，确立了联合甘肃、新疆、宁夏，并进而与苏联提携的战略(26)。
但是，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并采用一切手段妨害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行动，阻止其计划的实现。兹缕述其梗概如下(27)：
(一) 杨虎城入陕后的1931年春，蒋介石任命顾祝同(江苏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潼关行营主任，让自己的嫡系进驻陕西。这种做法意味着蒋介石要遏止连结陕西与河南的要冲。此后，杨虎城曾一度担任潼关行营主任，但不久，蒋介石又撤销这个职务，改任杨虎城为西安靖绥公署主任。这些做法是蒋介石企图把杨虎城的职权与行动封锁在陕西范围内的表现。
(二)1933年，蒋介石让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以进攻红军为名，进驻甘肃省的天水。这是从背后监视杨虎城在陕西和甘肃的行动。
(三)旧直隶派军阀吴佩孚因在北伐中受到打击，故仍然在四川省进行暗中活动。1931年11月，吴进入甘肃省，企图依靠当地军阀雷中田的支持，恢复其势力。为此，杨虎城让孙蔚如军入甘，击败了雷中田的军队，并于12月，进入兰州。于是，吴佩孚和雷中田经宁夏逃走。如果根据以前国民党政府的惯例，应当任命孙蔚如(陕西人)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但与此相反，蒋介石却迫使孙的部队退去省外，而于1932年4月任命其秘书长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通过这种措施，蒋介石将其势力逐渐渗透到西北地区。
(四)孙蔚如军进入兰州后，杨虎城新任马仲英为第三十六师师长，并帮助他进入新疆。马仲英占领新疆后，杨虎城通过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同陕北苏维埃进行联合，开创了新的局面。但由于马仲英的失败和孙蔚如被命令从甘肃退出，“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蒙受了重大打击。
(五)杨虎城入陕后，蒋介石唆使陕西地方武装集团反对杨虎城，企图限制其行动。1932年，蒋介石让回军的反动派马鸿逵率部进入宁夏，并任命马为宁夏省政府主席。这种做法也是蒋介石阻止杨虎城向西北发展的准备手段。
(六)最后于1933年5月，蒋介石突然剥夺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让他担任西安靖绥公署主任，而以甘肃省政俯主席邵力子继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综上所述，蒋介石不仅要把杨虎城的行动封锁在陕西的范围之内，而且因为事先洞察杨虎城为寻求活路，而向西北发展、建立“西北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的意图，故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使杨的计划遭到挫折。
第二，围绕教育、文化政策方面的方针问题的对立。《杨虎城将军传》的作者米暂沉曾说：杨虎城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期，为了安定民生，以振兴实业、经济为首，对医药卫生事业、水利建设或交通事业等，进行广泛的改革(28)，其中特别对通过振兴教育来培养人才和尊重学术、思想的自由，颇为关注(29)。他认为陕西落后于其他省的根本原因是教育的萧条，因此即使是消减军费也要努力确保教育经费的独立和教员的薪俸。他还增设或扩充以小学为首的各级学校，创办了在陕西作为唯一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另外，在他的故乡蒲城县设立了以沿用清末在当地设立的尧山书院之名的尧山中学，并招聘进步的教员。与此同时，他还亲自为该校书写了“教育救国”四字作为校训。在该校内，模仿北京图书馆的样子，建立了图书馆，并以推进陕西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蒲城县人氏井勿幕之名，命名为勿幕图书馆。此外，他也有建设乡村师范学校的计划。这是他以曾经参观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所得到的感受为理想的产物。此外，他还派遣陕西出身的人到海外留学。这些人归国后，对陕西的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上述杨虎城的教育观和教育政策方面，杜斌丞、魏野畴这样的民主知识分子或共产党员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同蒋介石对立的教育内容或教育方针的方面。即蒋介石当时推行法西斯教育，与此相反，杨虎城以五四时期的蔡元培的民主教育作为理想，尊重学术和思想自由。因此，他在学校允许讲授马克思主义，允许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特别是视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正是在这种教育方针指导下，围绕陕西省教育厅长的人选问题，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对立公开化了。
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就向南京方面提出让共产党虽南汉宸为秘书长，安排李百龄为教育厅长。然而，蒋介石却把C·C分子李范一安插到陕西教育厅长的岗位上，李为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反动的教育政策，封闭了绥德师范、安康中学等5所学校，撤换了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100多人的黑名单，并要求逮捕杨虎城。杨虎城则拒绝这种做法，并且掀起驱逐李范一的运动，要求李范一辞职。后来，李百龄成为教育厅长。他推行提倡学术自由的教育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宣传抗日，实行任用进步分子为校长等教育改革。对此，蒋介石非常恼怒，并于1932年再次任命C·C分子、特务周学昌为陕西教育厅长，以推行其法西斯的教育政策(30)。
就这样，在教育方面，杨虎城的方向与蒋介石的方向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与前述在军政方面的矛盾一起，使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升级。而且，1933年冬，蒋介石罢免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至此杨虎城的政治生命已濒临危机。这时，对他来说，剩下的道路，或者是宣誓绝对服从蒋介石，或者是走反蒋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四、“三位一体”与“兵谏”的发动
所谓“三位”是指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三者。当然，“三位一体”是中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定，呼吁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是在这三者之间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结成的，并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条件。
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命令他同西安绥靖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率领10余万兵力，向红军在陕西和甘肃的根据地实行包围和进攻。蒋介石把张、杨2人置于剿共的最前线，旨在通过卑鄙的手段，使“地方杂牌军”从事讨伐活动，以打击红军。反之，如果“地方杂牌军”受到红军的打击，而逐渐削弱，蒋介石的中央军则趁机强大起来。总之，蒋介石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果然，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开始进攻红军时，就惨遭失败。即1935年初，徐海东率红军第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达陕西南部之后，杨虎城以大军袭击之，结果却损失3个旅团。同年9月，东北军动员10万兵力，企图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包围作战，然而却受到了徐海东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第十五军团的回击。在劳山战斗中，东北军一一○师大部分被歼灭，在l0月的榆林桥战斗中，东北军一○七师又损失4个营的兵力。在11月的直罗镇战斗中由于受到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包围，东北军一○九师被全歼，一○六师之一部也败走。这样，经过约3个月的围剿作战，东北军约丧失兵力3个师团(31)。在这种形势下，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之中，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高涨起来了。中共中央在分析了这种形势后，开始探索同这两军之间为抗日而联合提携的头绪。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时中共中央首先直接开始对杨虎城工作的事实，重要的是要弄清同前文所述的他的经历和政策以及围绕他的状况有深刻关系的事情。这里仅就前述米暂沉所记关于西安事变前的西北军和西安的状况，叙述如下：
1930年，杨虎城成为陕西军政负责人之后，以他所实行的人事、行政、释放政治犯、教育方针等具体政策，与国民党所控制的其他黑暗统治地区相比，当时的西安显然是开明的。在那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或开明士绅。“九·一八”事变后，在杨虎城控制地区，可以自由地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有关进步的出版物亦不被禁止。与此同时，同这种民主主义思想相关的是，杨虎城也制定了同蒋介石进行政治斗争的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在当时的西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徐彬如曾说，他在1932年接受党的命令，进入西安，感到这里的气氛异常活跃。因此，他能够随心所欲地会见进步的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同武念堂、韩望尘、刘文伯等陕西的大绅士，谈论反蒋抗日问题。另外，他还援助这些人开展工作。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在同地下党的联系、教育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成为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的一部分(32)。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判断，首先呼吁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具备了有利条件。而且，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发表不久，从1935年11月起，开始直接同杨虎城进行接触，协商联合抗日的具体策略。其主要活动有四次。
(一)南汉宸接受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于1935年11月，在南京会见杨虎城并转达《八一宣言》的同时，还就有关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此后，他在天津向杨虎城的代理人申伯纯提出实行合作的6个条件。其结果，杨虎城赞成《八一宣言》，并同意“双方停战、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开放交通、购卖物资、设置秘密交通机关”等6项。
(二)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派遣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汪锋至西安，并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西北军第一军军长)以亲笔书，传达“抗日讨蒋的大计”。而且，汪锋在西安滞留一个余月间，曾3次同杨虎城进行会谈，并说明西北大联合的意义。
(三)1935年北月下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会谈，并出示合作的具体条件。
(四)1936年9月，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在西安同杨虎城会谈，最后双方在口头上对协议取得了一致意见。
另外，王炳南从欧洲留学归国后，亦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杨虎城的手下从事合作工作。
通过以上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谈判、协商，最后双方同意并决定以下4项(33)：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炮，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进行抗日准备工作，首先从部队开始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另一方面，在东北军方面，1936年1月25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明希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宗旨。与此同时，对东北军的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同年2月间，亲赴洛川的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并交换了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初步意见。并且，根据张学良的希望，周恩来于4月8日，从保安秘密进入延安，从9日至10日天明之前同张学良进行了秘密的会谈。这次会谈对决定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具有重要的意义(31)。
通过以上概括的经过，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首先同杨虎城，其次同张学良进行个别接触，在合作抗日问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在最初的阶段，在东北军与西北军双方的团结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即西北军原来是以陕西为地盘的地方军事集团，因东北军移驻这里，西北军产生了其地盘被东北军占据的忧虑。另外，蒋介石通过分化政策，故意挑拨破坏二者之间的关系。再者，在以居住为首的生活问题方面，两军士兵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或感情对立。然而，这些问题，通过杜斌丞、南汉宸、王菊人、王炳南、高嵩民等人的努力，逐步被解决，因此所谓“三位一体”的态势也就逐渐得以巩固。剩下的事情可以说就是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文字上变成现实的方法和时间的问题了。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2月12日早晨通过政变的方法把为督促剿共而来陕的蒋介石监禁起来，并迫使他承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原则的事件。
然而，关于兵谏的方法和实行问题，是在12日早晨发动事变之前就被决定的，这是一般的常识，勿庸置疑。即采取“兵谏”这种非常手段是迫不得已的。这是在事前考虑的事。兵谏的方法决定后，就应该考虑坚决执行的时间了。关于这一点，在当今中国，最有力的说法是12月8日(或9日)，在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确认了采取兵谏的手段，而最后决定发动政变和具体准备是在10日(或11日)深夜。关于这个最后决定的日期恐怕没有异议，但关于最初提出“兵谏”手段的“最初”是指何时？最初提出兵诛手段的人是谁?是有不同说法的，例如，在依·斯劳的《中共杂记》中说，劝说张学良拘禁蒋介石的是苗剑英和宋庆龄两人。苗剑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是在西安事变前1个月，而宋庆龄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上海英租界张学良作为其邻居的时期(35)。但是，作为证明这两件事的资料，在别处却未曾发现。另外，波多野善大氏曾记述，“张学良侧近的建议，也是他决心兵谏的因素”，其时间“为十月末庆贺蒋介石50岁辰后，比较妥当”，兵谏“是以12月3日张学良在洛阳会见蒋介石、12月9日的学生示威游行为契机而决定实行的”(36)。总之，在前述记载中,说张学良是“兵谏”的发起者是共通的。但是，关于这件事，张学良本人的看法却并不明确。事变发生后，他在对东北军将士的讲话中曾说，他决定的原因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考虑了三个方法”。所谓“三个方法”，“第一是辞职，第二是从口头上，进行最后的谏言，第三是现在实行的兵谏”。“如果第一、第二种方法不行，只好采取第三种方法”(37)。但是，这一讲话是在事变后讲的，他是从何时开始考虑这三个方法?亦未说明。
如前所述，同站在张学良方面考虑“兵谏”一事相反，张学良本人在所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则记载最先提出采用“兵谏”的方法是杨虎城。以下是张、杨二人之间的会话：“……由于没有抓住向蒋先生进言的机会，我从洛阳归来后，大失所望。我曾对杨说：‘对蒋委员长来说，接受我们的意见是困难的’。这个意见表露出我对蒋先生的怨言。我对杨这样提出问题：‘迫使蒋委员长停止内战，实行并指导抗日，有无什么高明的策略?’杨反问道：‘你真的决心抗日?’我发誓说：‘完全如此’。于是乎杨就说：‘蒋委员长如果来西安，我们可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我感到愕然，暂时闭口不说了。他的脸上浮现恐怖的神色。我为了安慰他，说子这样的话，让他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追求荣誉之辈。不用担心。但是，那种做法我是办不到的。’于是，他责难我说：‘君是过分受感情拘束。醉心于私情，就会忽视公事’”。
这里所记的内容虽有几处不明确，然而，张学良赴洛阳向蒋介石诉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事，我认为是有两次，即第一次是10月末到11月初之间，第二次是12月3日。假如在前者的场合，则属于事变前1个月的事。总之，根据这里所记，在最初，而且以强硬的口吻提出监禁蒋介石的是杨虎城。当然，可以推测，张学良也有自己的政治困惑，因此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记述。但是，他的话的内容写得非常具体，从这一点来看，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记述。而且，大体上根据这个记述，断定“兵谏”的主角是杨虎城的，还有司马桑敦著的《张学良评传》(38)和S·西柯莱朴所著的《宋王朝》(39)。
笔者也同意这种见解。但在这篇文章生动地描写张、杨两人的心理动摇并判断他们的临场盛和逼真感的同时，笔者认为通过比较两人的经历、思想、立场，估计还有如下理由：
第一，张、杨两人对蒋介石的认识不同。即两人虽然都是强有力的军事集团的首领，但张学良是作为张作霖的贵公子，而杨虎城是出身于贫农的陕西实力人物，其间，在激烈的军阀对抗中度过艰苦的生活，而在最后又因蒋介石采取巧妙而阴险的手段，阻止自己的出路，其政治生命也危在旦夕。通过这些深刻的体验，杨知道蒋介石独裁的本质，而且比张学良更早地明确意识到以通常的方法是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的。即12月7日，因几次劝说蒋介石均遭失败，张学良从华清池回到西安，从“先礼后兵”的立场出发，就企图再度说服蒋介石一事，征求杨虎城的意见。杨则立即拒绝说，用口头的方法早巳不适用于蒋介石。但据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所记，在最后他不得不接受张学良的强烈要求(40)。
第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程度。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自愿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而形同人质一事，可以反映他的忠诚心之高。这说明，他对拘禁蒋介石一事，无论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在表面上都存在着很大的踌躇和心理纠葛。从这一点，可以说，前述《忏悔录》可以反映他在那种场合的紧迫状况。由此亦可见，促成他最终决定实行“兵谏”的是杨虎城。
第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两人的处置。众所周知，赴南京的张学良立即被置于监禁状态，直到现在(41)。另一方面，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6月，被迫以视察欧美军事为名而出国。因同年7月日中战争的爆发和扩大，他为了参加抗日战争，于11月抵达香港，并经武汉进入南昌，然而，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投入监狱。此后，他在狱中遭到多年的虐待，并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9月，他和他的家属、秘书等(共7人)一起，惨遭杀害(42)。这种处置与对张学良的处置是很不同的，在这里难道没有包含着杨虎城强硬主张“兵谏”论所留下的痕迹和蒋介石对此进行报复的意味吗?
总之，张、杨两人实行“兵谏”的想法，产生于何时的问题，是极为内部的、主观的问题，要明确划定这个时间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断定，最初在口头上提出这种方法，并积极促成实行的是杨虎城。但那又不是他灵机一动的冲动行为(43)，而是同当时他的行动和思想以及围绕他的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张学良终于也“坚定只有走兵谏这条路(捉蒋)的决心，二者意见完全一致是在12月8日午前杨虎城最后说服蒋介石终归失败之时。”(44)另外作为与此有关的依据是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当张学良劝止说服向临潼进军的学生请愿示威队伍时，曾向学生表示：“一个星期内，我一定以事实答复你们”。这表明，这时张学良“兵谏”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结 束 语
以上追寻了西安事变前杨虎城行动的轨迹。他从20年代起在全国军阀对立和抗争中，垒起陕西地方军事集团，在维持和发展这个军事集团方面，他具有大大小小军阀的特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陕西辛亥革命，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另外，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为了拥护陕西的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进行彻底的斗争，都应予以充分评价。作为这样一个“开明军阀”，在其政治行动的背景中，有着以魏野畴、杜斌丞为首的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西北地区很多民主知识分子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同企图实行中央独裁的蒋介石之间对立的加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面临穷途末路。而且，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杨虎城和西北军企图独自开展西北大联合，但这种构想又因蒋介石的阻挠而遭受挫折。在这种形势下，他企图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寻求新的活路，这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正是保证西北军生存的决断。因此，他积极建议处于同样境遇的张学良，监禁蒋介石。同时，他们也都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然性。
注释
① 长野广生：《张学良的轨迹——写在西安事变50周年——》，《世界》1986年12月号。
② 关于绥远事件，参考拙稿《绥远事件与西北抗日形势的新开展》，《中国革命史的开展》，汲古书院1979年版。
③ 在日本的研究，有波多野善大《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国共合作》(中公新书1973年版)、长野广生《西安事变》(三一书房1975年版)等。
④ 《中国》，“中国之会”编集第103号。
⑤ 在杨虎城的传记方面，有他的秘书米暂沉的《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及其英译本(1981年版)。本书后来增补为《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再版。本文参考这两本书之外甚多。其他，有陕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在杨虎城将军画册》(1986年版)、《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1986年版)中，收集了丰富的照片。关于西安事变，有李新《西安事变初探》(《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中州编《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为纪念事变50周年，出版了《西安事变筒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西安事变亲历记》(同上)等。关于陕西的革命运动，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⑥ 蒲城县政协《杨将军初期革命活动座谈记录》(前记《回忆杨虎城将军》)。
⑦ 关于刀客及陕西辛亥革命，参考拙稿《辛亥革命时期的陕西》(大阪教育大学历史学研究室《历史研究》24，1986年版)。
⑧ 关于陕西的护国运动，参考王劲、王向《陕西护国运动述评》(吴雁甫、路文彩主编《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明年版)。
⑨ 关于陕西的靖国军，参考马凌浦《陕西靖国军始末》(政协江苏暨南市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
⑩ 所谓镇嵩军是指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张钫率领的东路征讨军的刘镇华部队。因驻防在河南省嵩山附近而称镇嵩军。最初只有4千名部队，因汲收了豫西地方的土匪，实力得以充实，并作为一封建领主压制河南人民(前记《大事记述》第37—41页)。
(11) 关于镇嵩军包围西安，参考前记《人事记述》第112—115页、杨伯超《1926年刘镇华包围西安城纪实》(政协西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虽会编《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
(12) 关于冯玉祥与李大钊的关系，详见阎稚新《李大钊与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13) 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刘伯坚，四川人，从1919年起为作勤工俭学生，赴法国、比利时，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同冯玉祥一起归国，并在冯部任总政治部主任。
(14) 关于“五原誓词”，见布施胜治《中国国民革命与冯玉祥》(大阪屋号书房1929年版)六、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德育书店1948年版)第35、36章、简文义撰《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社民国71年版)第250—252页、《冯玉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18—22页。
(15) 参考高兴亚《冯玉祥将军传》，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前记《李大钊与冯玉祥》第175—201页。
(16) 关于这一点，例如陶菊隐在其《北洋军阀史话》(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册第89页中，有如下叙述：“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后，冯玉祥所属国民军也由甘肃开入陕西并向河南进军，形成了南北大会师消灭北洋军阀的一种新的局势，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变化。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代即将告终”。
(17) 其他，有李力果《皖北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前记《大事记述》第7页、19页。
(18) 前记《魏野畴》第154—156页。
(19) 同上书，《回忆魏野畴烈士》各文章。
(20) 关于杜斌承或者他与魏野畴、杨虎城的关系，参考马文瑞、王炳南等《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新华月报)1980年10月、前记《杨虎城将军传》第12—13页。另外，菊池一隆在其《陕西的青年运动》(《历史上的民众与文化》，汲古书院，1982年版)也提到有关杜斌丞的情况。杜斌丞在抗日战争燎发时，在昆明、重庆等地参加民主运动，战后作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而进行活动。但在1947年于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21) 《共进》半月刊和以前的《秦钟》一起，现在被全部影印，特别是《共进社和(共进)杂志》还作为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被出版。有关《共进》问题，有必要作为专题加以考察。
(22) 关于南汉宸与杨虎城的关系，有前记《杨虎城将军传》第49页、秦明《杨虎城与南汉宸的友谊》(《人物》总第5期，三联书店，1981年版)等。关于南汉宸的活动，有前记《中共党史人物传》笫26卷、陈必*(左具，右兄)《回忆南汉宸同志》(《西安文史资料)笫1辑)等。
(23) 王炳南(1908-- )陕西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4) 参考王惟之《回忆杨虎城将军在日本》(前记《回忆杨虎城将军》)。
(25) 前记《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
(26) 前记《杨虎城将军传)第54—55页、武志刊回忆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始末》(前记《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70--171页)。
(27) 关于以下诸点，参考前记《杨虎城将军传》第52—60页、陈子坚《对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回忆》(前记《回忆杨虎城将军》)、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前记《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15—120页)。
(28) 前记《杨虎城将军传)第66—71页。
(29) 同上书，第71--75页。
(30) 同上书，笫73--74页，前记李志刚论文。
(31) 魏宏远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6页。
(32) 前记《杨虎城将军传》第104—105页。
(33)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第80——91页、《西安事变简史》第18—21页。
(34)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35) 埃德加·斯诺著、日泽《中共杂记》(未来社，1965年版)，第22—23页、30页。
(36) 前记波多野善大：《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
(37) 前记杨中州编：(西安事变》第30页。
(38)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6年版)，笫240、359--362页。
(39) S·西柯莱朴著、日译《宋王朝》下第169页写道：“假若张学良将军与当地实力派人物杨虎城在大事变中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他们的主张也将归于失败，而到南方去又无人力和财力。在此情况下，杨虎城发现了突破口。实际上，他在几周之前就说，突破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40) 王菊人在所著《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前记《回亿杨虎城将军》)一文中写首：“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起先不赞成这个办法，张坚持这样做，杨只得答应，并约好次日上午张先去见蒋，杨后再去。”
(41) 《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2) 前记《杨虎城将军传》第236—247页。
(43) *(上宀，下六)户宽在所著《中国红军史》(河出书房新社，1979年版)第509页中曾说：“提出兵谏方法是在11月中旬。杨虎城的发言不能被看作一本正经的提案。作为久经锻炼的军阀杨虎城提出‘挟天予以令诸侯’这样的手段，只是他灵机一动地随便在口头上说的”。“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单独提议云云”，然而，这是作者的主观臆断。
(44) 前记《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5—206页写道：“杨鉴于上述种种状况，从华清池见蒋回来后，立即去见张，商量怎样立即行动，不能再失时机，不能失去人心。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捉蒋)。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前记《西安事变简史》第34页也有同样的记述。
(叶昌纲译)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