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张学良、杨虎城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范克明
众所周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在寇深国危、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主张团结抗日，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的结果，这原是很清楚的史实。但长期以来，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比较流行的是：一是说什么西安事变是“受反动派煽惑”，而张、杨是被共产党“利用”。二是把国民党的失败归罪于张、杨和西安事变，即所谓西安事变使“中共坐大”，由此形势急转，中共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或谓蒋介石斩草未尽，最终断送了大陆上的基业。
这些看法原先主要在海外部分人当中比较流行，80年代以来国内也出现了，见诸于书刊和有关资料者也不少。但笔者认为这些议论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西安事变的爆发，虽然较为突然，但它决不是什么权利之争与个人恩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疯狂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犹豫观望相领导不力引起的。应该说，“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加深，已严重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危及到了他们的统治，所以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已经有了变化，国共合作的谈判也持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但是当国民党政府看到“和平改编”红军的计划落了空，便不惜再度诉诸武力。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30万军队，100多架飞机入陕，催逼张、杨部队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对红军作战，而让“中央军”在后面督剿。在蒋看来，能一举消灭红军，消除心头之患为最好；若不能，也可削弱张、杨与红军的力量，甚至两败俱伤，也都对南京有利，然而这却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无法接受的。为此他们多次向蒋进谏。劝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拒不接受，声称：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改变剿共的政策。并向张、杨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一切服从“剿共”命令，进攻红军，要么准备将他们分别调往福建、安徽。张、杨不愿再打红军，也不愿离开西北而为蒋各个击破。这才不得不“速起图之”了。张学良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谴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更有价值。”还说：“中共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土，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都生动表明，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由要求抗日发展到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严重不满，并跃跃欲试，必欲有所行动了。而这次兵谏的时间，又偏偏选在蒋氏来陕督战的12月12日，亦乃形势所迫，即所谓“如箭在弦，机不可失”。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张、杨兵谏都是势所必然，是他们自发地联合起来并完全是亲自组织、指挥和领导的，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是奉命行事或受人指使。这个问题在后采南京“军法会审”中，李烈钧也曾向张学良提出过，即所谓“你胁迫统帅，是受人脂使，还是自已策划”等，张学良当即回答：“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张、杨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军心民心而毅然采取的行动，中共并未参与其事。中共中央也是在事变发生后，才获悉此事的，更不可能会有什么预谋。至于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曾派以周恩来为首的红军代表团去西安，那是应张、杨之邀前来“协商大计”的，这已不是秘密。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响，南京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武力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形势十分危急。周恩来等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来到西安的，当时他一面对张、杨的爱国热忱给予充分肯定，一面阐述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通过各种形式，对要求杀蒋以谢天下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将士进行说服工作：使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这不等于说在那时中共就包揽一切，或者。周恩来已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者和凌驾于张、杨二将军之上的人物。有人认为西安事变爆发时，张、杨是主角，而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已是事实上的“谋主”，言外之意，就是周已成为中心，而张、杨已无足轻重，或无所作为了。实际显然并非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的远见卓识以及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做的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对张、杨是千有力的影响，这是事实。但周恩来并没有喧宾夺主，他明确表示他是前来与张、杨及有关各方共商国事、是来协助工作的。但凡大事都倾听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商量，是非常尊重他们的，从不盛气凌人，主宰一切；另就张学良而言，这时他在政治上比过去也成熟得多了，从1936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促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便一直是张学良所奉行的重要方针。他由苦谏、哭谏到兵谏，始终顾全大局，十分重视确保蒋的生命安全，以利于实现团结抗战的大目标，这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并不仅仅来自外力或别人的劝说，而是在发动这场事变之前他就早已成竹在胸。当然，他对周恩来也很佩服，周恩来称赞张、杨为千古功臣，他也差不多同样评价周恩来，但对周恩来他又不是言听计从，有些他听，有些他也不听，他是有主见的。把这场事关重大的事变说成是张、杨受了某个党派的“煽惑”、“利用”，是由某个党派密谋策划，而他们只不过是别人操纵的工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至于所谓西安事变使“中共坐大”，而国民党蒋介石则因西安事变“斩草未尽最终断送了大陆基业”等观点，显然也失之偏颇。西安事变之前，由于蒋介石对中共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曾一度处于极其艰难和危险的境地。但自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后，中共和红军又乘胜前进了，红军在长征中虽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但却历尽艰险而不散，还为革命培养、锻炼了一批真正的革命骨干，长征是以红军取得战略转移伪伟大胜利告终的，这个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剿政策的破产。长征的结果，不仅撒下革命火种，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还使红军的战斗力更为增强。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的几个师的丧失，胡宗南几个旅的被歼，不都是在这个时期吗?如果像某些人所说的中共红军已到了绝境，危在旦夕，哪里还会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呢?
至于所谓西安事变造成国民党失败，而张学良、杨虎城则为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立了大功，所以对国民党是“叛变”等说法，更是难以成立。尽人皆知，西安事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内战阴谋，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而中共由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并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这是事实。但中共力量之所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了内战，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但把它说成是中共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因素，则似欠妥。退一步讲，中共是西安事变的受益者，而“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①，“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②。
提出这个论点，有人也许会感到惊讶，西安事变不是使蒋介石裁了个大跟头，还有什么实惠和福分可言?从表面上看，这话当然也不错，但深入一步来看，就不这么简单了。如西安无变，内哉必然难停，打的结果，只会形成内耗，更加激起民怨。而这对蒋也是不利的。发生了西安事变，停止了内战，也为南京政府“全国统一、一致对外”提供了有利条件，全面抗战提前发动了，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打过一些胜仗，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抗日爱国将士，蒋介石的声望也提高了，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③。从这种意义上讲，完全可以这样说，张、杨二将军的壮举，不仅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民族，对国民党来说，也是有功的，它给南京政府带来的决不是祸，而是福。可惜国民党的抗战热情未能持久，一两年后又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威信随之低落。八年抗战后，国民党本当团结全国人民和各个政党和平建国，可是，为了消灭共产党，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由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违背人民愿望，不得人心，经过3年的时间，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怎能把这个帐也算到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头上呢?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代抗日爱国名将张学良、杨虎城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所谓西安事变便使“中共坐大”“绝处逢生”，把这场震惊中外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说成仅仅是对某党某派有利，甚至连国民党大陆政权的丧失，也归罪于西安事变和张、杨二将军，显然是不恰当的。
注释
① 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序)。
② 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序)。
③ 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序)。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