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
金冲及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西安事变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简单地说，就是西安事变的历史变地位。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战争发动了。周恩来同志说：“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两段话的共同点，都把西安事变称为一个历史的转变关键，或是转变的枢纽。转变什么呢?就是转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导致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就此可以再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共两党经过十年内战，可以说有着血海深仇，为什么又能够重新合作?第二个问题，如果说是因为当时民族危机的加深，因为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使蒋介石感到要停止内战，甚至和苏联、和共产党之间已经有了一些联系和接触。那么，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前夜，他还要调动那么多军队想来消灭共产党?为什么张杨都去“哭谏”，他仍断然拒绝，逼使他们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第三个问题，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蒋介石并没有形成什么书面协议，张学良到南京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把他扣起来，杨虎城将军后来还被杀害。那么，为什么他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在看起来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还是停了下来，从而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导致全民族抗战的形成?应该说，西安事变是在一个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当然，历史一般讲起来，多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但西安事变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枢纽时刻，矛盾的复杂性、突发性表现得更加突出。
一、为什么国共两党在经历了十年内战的对峙仇杀之后，能够实现第二次合作?
对历史事件的研究，离不开大的历史环境。没有这种大环境，历史事件为什么能够发生和这样发生就无法说清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时间相隔13年。在此13年间，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情况非常不同。它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是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改组国民党，欢迎像共产党这样新的血液输送进来。从共产党方面讲，它成立只有两年半时间，是一个非常年轻、幼稚的党。双方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旗号下汇集在一起，密切合作，总的说来关系是比较融洽的。而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时候，情况大不一样了，从蒋介石来说，把共产党看作最大的心腹之患，一直要把它斩尽杀绝；对共产党来说，这10年中间，在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下，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就拿1927年以后一年左右看，被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有30多万人，这种伤痕是不容易淡忘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非常困难。
第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有一个政权，在广东主要是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的韶关。国民党还有自己的军队，最初是5个军，到两广统一前有6个军。而共产党最初虽然在群众运动中有很大影响，但没有军队，后来从“铁甲车队”开始发展到叶挺“独立团”，才有了很少一点自己能掌握的军队。而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双方都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是两个政权、两个军队在那里对峙。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平等，无论军队还是政权，国民党都大得多，所以，它很自大，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比较小，但很有力量，而且在向上发展。面对这样的状况，两党在合作中间，包括形成和整个合作过程中，军队和政权始终是它们之间矛盾和争论的焦点。
第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单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概从1920年开始，刚刚缓过一点气来，到1924年，他们的统治秩序才相对稳定下来，在远东又卷土重来，但毕竟力量还弱，所以，那时国共合作面对的斗争对象主要在国内，是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而第二次国共合作面对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了，正像毛泽东所说，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话成了中国民众共同的呼声。无论是国民党的主流，还是共产党，在这个形势面前，首先要考虑的都是民族矛盾。
第四，1924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很幼稚的党，不怎么懂得如何去驾驭复杂的局势，陈独秀是个书生，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和蒋介石固然很有政治经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也已积累起丰富的经验，能够驾驭这样一个复杂的局势。
从这四点不同，回到所讲主题：后两个特点，说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民族抗战是可能的，因为民族危机那么深重，而且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已经积累起较丰富的应对和驾驭局势的经验。而前两个特点，说明要国共合作非常困难，军队和政权问题更是争论的焦点，中间会经过许多曲折，甚至会出现常人不容易理解的一种复杂局面。这是整个大环境、大格局决定的。
现在，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共两党在经历了十年内战的对峙仇杀后，能够实现第二次合作?前面说过，关键是中日民族矛盾急速上升。这个问题远一点可以从1927年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讲起，也可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讲起。但谈到西安事变这个转折，更直接的还得从1935年下半年发生的变化来说。
大家知道，“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已极为沉重，上升为中国社会面对的主要矛盾，而且在一步步加深。但1935年下半年以前和以后，仍呈现出明显不同。从国民党方面来看，1935年下半年以后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是1935年9月中旬(有的地方说是10月，但9月中旬的说法比较可靠)，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要中国同意三点，以后称为“广田三原则”。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是这样讲的：第一，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第二，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第三，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谈判时说这三句话太空泛，很难谈下去。其实，它的内容非常清楚：第一条，所谓让蒋介石放弃“以夷制夷”的方针，也就是说让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从英美寻求援助、从国联寻求援助，要把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切断，让南京政府只听日本的话。这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第二条是要承认满洲国。这一条，蒋介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在以往很多电报(主要是内部电报)中一再表示：事实上尽管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绝不可以做出正式的承诺。你要是承诺从中国割去东北的话，是要留骂名于后世的。蒋介石也有个好处，他还有一点民族主义。第三条是中国北部防止赤化，冲着谁啊?这里还不是指中国共产党，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到陕北，力量很小。日本所指是要共同防苏，而苏联那时在远东同日本有矛盾，几乎是蒋介石对付日本惟一能得到援助的对象。所以。掂量广田三原则，它的分量很重。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这本书里讲了一句话：“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所以，1936年国民党，包括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好多次都坚决拒绝川越提出的要求，这在以前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日本把蒋介石逼到了那样一个地步。所以，蒋介石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
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之解决。”
1935年下半年以后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事件，就是华北事变。大家都知道，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虽然存在争议，但大家都承认日本事实上是照那样做的。其中有两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里说的满蒙，是指东北和内蒙古的东部和中部(更重要的是内蒙古中部)。日本的侵华野心是无限的，但实现的步骤只能一步步地走。它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力终究有限，想一口把东北吞下去、消化它、站稳脚根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是它多少还要考虑到英、美等国家的反应。所以，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它的目标基本上是先控制到长城一线。这不是说日本人发善心了，它的方针是在1935年前先解决“满蒙问题”，把东北、察哈尔和绥远控制在它手里，再走下一步。它在1935年曾越过长城，威胁平津，但目标还是在那里形成一个缓冲区，一个进一步向华北前进的基地，还没有要立刻做到独占华北，所以在签订塘沽协定后把军队撤回长城一线。但1935年的华北事变中，他们发动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即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实行自治，那就大大跨前了一步，实际上是要在华北制造第二个脱离中国的傀儡政权。11月中旬，关东军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去见宋哲元，提出限令宋哲元在11月20号以前，宣布华北自治，否则，日本就要出兵占领河北和山东。关东军立刻出动军队开往山海关和古北口，日本的飞机在北京和天津上空经
常盘旋，日军在平津一带大搞军事演习。可以看出，为什么“一二·九”运动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爆发，同样，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贤二限期到达的前一天)，蒋介石要在国民党五大上说“和平未到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这是一句双关语，一方面表示我们现在还不能“轻言牺牲”、“放弃和平”，另一方面也表示，如果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就只能决心牺牲，如果和平到了绝望之时就只能放弃和平。当时的形势确实非常危急。12月9日，北京的学生们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大众生活》写到，天上时刻看到日本飞机在盘旋，地上到处是是日本军队在耀武扬威地演习。学生们自然要说我们还能安心读书吗?民族危亡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严重了。蒋介石在1937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讲的一段话也很能反映前一阶段他的心情。他说，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日本人确实逼得太狠了。蒋介石一步一步退让，希望能避免全面战争。但到1935年下半年以后，局面无法再让了。那时，在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它充分表现出中国的民气。“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民众运动有起有伏，逐渐从低潮走向高潮。“一二·九”运动就是在相隔了4年以后，形成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如果拿在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相比，它又有很多新的特点。“一二·九”运动主要是学生运动，当然还有少数教授参加。但救国会成立后，参加者已不仅仅是学生，教育界、文化界、妇女界、银行界、工商界、职业界等等都参与进来，成立各界的救国会，而且非常鲜明地提出要建立联合战线。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提出了许多救国主张，应该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1935年下半年以前，也发表过宣言，提出愿意和一切抗日反蒋的阶级、阶层、党派联合抗日，但那时“左”倾错误在党内处于支配地位，宣言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宣传的意味，对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没有很好联合起来。从1934年10月开始，红军长征，在国民觉军队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摆在共产党面前最重要的是生存问题，各方面能得到的信息也很少，这种状况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才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前，国际上法西斯势力兴起，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用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影响非常大。中共中央到陕北后，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主张反对关门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它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来对待。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到1935年下半年，这几年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是不能小看的一个重要关头。不从这里看起，就不能说清楚西安事变怎么会突然发生、又怎么会和平解决。它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愿望，或者说是共产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工作，当然，这些都极其重要，因为西安事变最后要靠这些来实现，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至于到1936年，形势发生了更大变化。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官发动“二·二六政变”，军部更牢固地控制了日本政府，战争气氛更浓了；而共产党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密切联系也建立起来了。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杨奎松同志的文章，不赞成过分夸大地说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决定了中共中央联蒋抗日主张的形成，是有道理的。因为从4月9日延安会谈到9月1日中共“逼蒋抗日”指示的发出，中间差不多隔了五个月，而且9月1日文件里还没有提到“联蒋抗日”。第一次出现“联蒋抗日”的提法，大概是在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里。当然，张学良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共中央下决心“联蒋抗日”，还需要有一个过程。9月1日的指示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方针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毛泽东在1937年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对国民党的估计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自9月起，所以，在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这是建立在对国民党的新的估计上，这种估计是从9月1日开始的。
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是一步接着一步推进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民众运动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一步一步变化的。这些事件之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确实已派人同苏联和中共联系。这个联系通过四个渠道。一是派陈立夫去苏联，希望能够与苏联达成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这次行动是极端秘密的。陈立夫用化名护照到了德国，然后准备再到苏联。但他到德国后，消息泄露了，所以没去成苏联。消息怎么会泄露？在日本的一位中国籍教授鹿锡俊从日本外务省档案里查到，是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向日本当局告的密，他生怕国民党和共产党接近。何键，从1927年的马日事变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多次镇压，共产党，是一个反共非常坚决的人。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到这次去苏联的事。二是派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和中共代表团谈，这也是很重要的接触。但苏联和中共代表团说，国民党中央在国内，共产党中央也在国内，这个会谈只能在国内谈。三是蒋介石让陈立夫在国内找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夫交给他的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找到两条路，一条是与中共北方局有关系的吕振羽，一条是上海地下党的张子华，但这两个人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四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才真正和中共中央接上了头，她找到以牧师身份出现的中共党员董健吾(他曾经抚养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拿了孔祥熙签证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到瓦窑堡去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因为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在山西，董健吾见到了博古。会谈以后，博古拍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他们三人复电给博古转交董健吾说：“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且提出五点要求。董健吾拿着复电到宋庆龄那里去复命，复命时，发现孔祥熙也在座。这样，国民党中央彻底知道了。国共两党的正式接触开始了。但是，这种接触毕竟是初步的，双方都在相互试探摸底，不太清楚对方的底细。还有，南京政府要董建吾通过封锁线去陕北，得经过张学良。这使张学良觉得，既然你们也在同共产党联系，我自然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同共产党联系了。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有由来的，而不是偶然的。
第二个问题，既然国民党已经在同苏联和中共联系了，为什么还要调动那么多军队去打共产党，而且逼张学良、杨虎城也要出兵打，连他们两个哭谏都无法阻止，逼得张学良、杨虎成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
这两个现象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当时蒋介石所谓同苏联和中共联系，重点在联苏，寻找苏联的援助。这也容易理解。这以前，蒋介石总是把希望放在英国、美国、尤其是国际联盟身上。但是，蒋介石对它们寄托了那么多希望，最后等待着他的是一切落空，李顿调查团只说了些表示同情的话，并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当时在欧洲，德、意法西斯势力已日益抬头，英、法当局非常紧张。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大量人员伤亡，国际地位大幅下降，损失惨重。从1918年到那时，相隔只有18年，就像我们今天讲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一样，好像就在眼前。英、法实力也不够强，内部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才会有慕尼黑的绥靖政策。它们自顾不暇，哪里还谈得上在远东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只能是步步退却。连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被日本飞机打伤，大英帝国受到如此耻辱，都不吭气 中国怎么能靠得上它们?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当时占压倒优势，中国也得不到它的援助。只有苏联，看到德国法西斯日益抬头，担心德国和日本从东西两翼对它夹击，所以，希望中国抗战能拖住日本，减轻它的压力。因此，给了国民党政府相当多的援助。这些援助都交给国民党，并没有交给共产党。因此，在整修国际大格局中，蒋介石看来看去，重点要联苏。这是局势逼得他如此做的，而要改善对苏关系，也要解决国内的中共问题。所以，蒋介石要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之解决。”
“中共问题之解决”，是随着前一个问题来的。蒋介石对对苏交涉和中共问题的关心程度和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对中共问题怎么解决？在他看来，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投降，让共产党军队接受国民党收编。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他说：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蒋介石的上述方针，当然是做不到的。共产党从以往血的教训中懂得：一旦交了枪，等待着自己就是灭亡。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如果能用武力来解决中共问题，还是“上策”。至少他还要试一试。)
而且，从当时情况看。蒋介石认为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红军到达陕北后，最初确实相当困难。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又被胡宗南军队从中截断。留在陕北的红军有4万多人，而被切断的西路军有21000人，也就是说，会师后1／3的红军被切断，留下2／3，后来西路军的结局很悲惨。国民党方面认为，陕北就只有4万多军队，而国民党在东边、南边、西边都有重兵布置。
东边是汤恩伯和关麟征的部队，从山西渡过黄河后到达绥德、清涧，同时蒋介石又任命陈诚为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准备调动更多部队从洛阳西进，进攻红军；西边，在甘肃天水一带，有国民党三个军：胡宗南、王均和毛炳文的部队；南边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所以，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消灭共产党。
而且，从蒋介石的政治性格来看，他历来非常敢冒险，一旦下了决心，就会不顾一切。当然，他后来也因此碰得头破血流，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蒋介石不受到重大打击，他是不可能放弃原来打算的。12月7日，张学良“哭谏”，蒋介石却拍了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这样，就逼得张、杨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发动西安事变。
第三个问题，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留，为什么蒋介石就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了呢？
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大段内容，如果没有这个大背景。就不可能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无论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内心深处其实都有矛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也不等于它对中共没有别的想法。
这里有两个具体问题先要说一下：一个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是不是主张杀掉蒋介石?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有两个根据。第一个是毛泽东说过：“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第二个就是当时电报所写：“紧急状态下，诛之为上”。这两点看起来都有档案根据，但都值得推敲。
先说“把蒋除掉，无论从哪方面都有好处”。对这句话的引用和评论，主要是1988年《党的文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我签发的，但我对作者的分析和看法是有保留的。既然有保留，为什么还要签发？因为对于学术问题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能因为有不同看法就不让他发表。为什么对它又有保留?因为我怀疑作者对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读得不仔细。这句话确实有，并且是毛泽东说的，但问题是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讲的，有个语境问题。它并不是在讨论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时候讲的。那时，还谈不上讨论处理蒋介石。这个问题。因为12月12日突然接到西安电报，事情来得很突然，许多情况还不清楚，13日政治局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如何表明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
豫的”，这是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对事变必须马上表态，不能拖延。苏联对张学良一直持保留态度。现在西安事变发生了，中共要不要鲜明地表示支持张杨的行动?当时中共中央看到的是张学良于12月12日5时前发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称为“文寅电”。电报的第一句话是：“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接着就说已经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毛泽东所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是对张学良电报中所说的这个行动的表态，那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并不是在讨论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他的上下文是这样说的：“他们(指南京政府)蛇无头，形势是他们处于恶劣地位，”“一定要影响他们，因为失去头脑而无办法，打破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自然，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这一次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我们对西安事变说明是革命，但不是共产党干的，是他们(张杨)自己的英勇”。因为蒋介石这时仍坚决要剿共，不肯停止内战，连张、杨“哭谏”都没有效用，难以改变，现在把他扣起来了，把这个头除掉，事情就好办了。我看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并没有主张杀蒋之意。毛泽东为这次会议作结论时又说：“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的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我们对这一事变要领导，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会议第二天，毛泽东等十人在给张、杨的电报中提出十大口号，口号中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连一条也没有。因为这在当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
“紧急状态下，诛之为上”这句话第一次被引用是张魁堂同志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传》里。此书出版后，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同志(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给胡耀邦写了封信，批评书里引用这句话，认为张学良那时还没有获得自由，公布这种材料不利于保护张学良。耀邦同志严厉地批评了这本书。确实，这句话很容易被人断章取义地引用，只引“诛之为上”四个字。其实，什么是“紧急状态”?指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潼关进来，打到西安，可能把蒋介石救出去；二是内部不稳，看守的人靠不住，可能把蒋介石放了。当时，蒋介石坚持“剿共”、扩大内战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如果发生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局势会更加恶化，那就不得不把蒋介石杀了。周恩来在给国民党的电报中也明白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国民党的军队只要不打到西安来，委员长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我想，这句话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打到西安来，那就对不起，蒋委员长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这都是公开说的。对于这句话，一定注意、不能只把“诛之为上”四个字单独引用，否则将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第二个具体问题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不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从大的方面讲，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和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确实不是中共本来主张不和平解决，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才主张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共中央就报告了共产国际，但没有立刻得到回音。共产国际在16日发来电报，因密码错乱翻译不出来，18日中共又打去电报，希望他们重发，20日电报才来。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的。那时，日本说西安事变是苏联造成的，苏联则说是日本造成的。从当时的会议记录看，包括博古、凯丰等留苏的人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意见总的是好的，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那么了解。可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像十年内战期间王明路线支配全党那个时期，也不像它之前的中共中央那样，一切惟共产国际之命是从。12月19日当天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会议记录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方针是如何制定的。会上，毛泽东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问题。”他在作结论时又说：“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的战争。””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顾及到这次是有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停两天再发。”那么，19日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通电究竟是当天发的，还是20日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才发的?其实，18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提出：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明白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还有一个内部给潘汉年的电报：“请向南京政府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这些都在20日共产国际指示发来之前。所以说，从大的方面讲，固然不能说和共产国际无关，但具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的。
也还要注意到，在谈判中间，蒋介石前后的态度确实有变化。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到，蒋介石最初的态度很强硬，后来就软化了，尤其是宋美龄和宋子文来后，就更明显。陈布雷事后为蒋介石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材料是靠不住的。近几年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有一部分比较接近事实，但也没有提他和周恩来见面等情况。最能说明这一变化的是去年公布的《宋子文日记》。其中12月22日的日记，记录了当晚蒋介石和他的谈话。他说，委员长说一定要周(周恩来)同意：1、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停止阶级斗争；4、愿意接受委员长之领导。他(委员长)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1、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
他们服从总理(孙中山)；2．抗日、容共、联俄；3．同时，他愿意给汉卿(即张学良)收编共产党的手令，而收编进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宋子文25日的日记，又记录了当天上午周恩来去见蒋介石，两人谈话的内容。这些事情在国民党文献中连影子都找不到，却在原来不准备发表的《宋子文日记》中找到了详细的记录。当时，蒋介石对中共提出了4项要求，而共产党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里提出了5项要求和4项保证。这4项保证即：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城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共这4项保证就是回应蒋介石22日提出的4项要求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既然没有有协议上签字，回南京后又背信弃义地扣了张学良，为什幺对共产党停止内战这一条却接受了，使中国能从内战走向抗战?
在12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里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如此评价：“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逼着它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结束了它的动摇。西安事变开始了这些任务的完成。”“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这两段话讲得很透彻，其实，蒋介石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他内心有两个东西在矛盾：在日本对华侵略的形势发展到这样地步的情况下，看来抗日是非打不可了：但能不能试试看先把中共消灭掉，这对他似乎更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出乎他意外，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转变的影响，至少有两点：一是经过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强烈感觉到，不光是全国人民，就是他自己依靠的军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张学良对他实行“兵谏”，而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靠得住吗?西安事变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暴露出国民党内部存在的强烈不满，如果他不改变，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这促使蒋介石下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另外一点，在西安事变与中共的接触中和前不久与红军的较量中，使蒋介石感到，虽然红军的军事力量比较小．但要消灭它并不容易。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又感到共产党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共合作是真诚的，尤其是周恩来两次与蒋介石会谈，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现出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蒋介石本来已开始在动摇．内心是有矛盾的。西安事变和它的和平解决，这样的大刺激，使蒋介石最后下了决心，解决了这个矛盾。所以说，有了前面这么多因素和这么多积累，才有西安事变，才有蒋介石对共产党态度的转变，这以后才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因此，称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两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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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2006年12月在延安举行的西安事变学术研究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