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杨奎松
在传统的中共历史研究中，人们固然也看重西安事变，但却更多地是把它视为一段新的历史的起点。即相信通过1935年秋在陕北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1936年秋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胜利会师，从而奇迹般地扭转了此前“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失败局面，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西安事变，则是中共中央推进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一段历史的开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解读，红军长征与西安事变之间，除了中共中央因长征而到达陕北，得以就便展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以外，两者之间并无特别的关联、谈红军长征，不必谈西安事变；谈西安事变，也用不着与红军长征相互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每每都只是以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作为标志。相信长征到这个时候历经艰难困苦的三支主力红军从此就“尽开颜”了。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会进一步考察一下，看看三支红军何以会在西安事变之前一个半月前齐集甘肃北部，而西安事变又为何会在红军三支主力到达甘北不久即迅速爆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内在联系，而其交互影响和作用又是如何？实际上，正是这种有意无意的研究上的疏漏，使得大陆的研究者多少年来极大地忽略了西安事变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革命的命运，及其对整个中国现代史进程所具有的重大历史转折意义，没有能够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性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评价。
三支红军为何齐集甘北?
研究西安事变，必顺要研究红军长征。这不仅仅因为只有中央红军1935年北上进入陕甘地区，才有了蒋介石在西安建立西北“剿总”和派遣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进入陕甘这一重大军事部署的出笼，因而也才有了中共中央得以与张学良东北军，包括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就近接触，展开统战工作，进而推动张、杨走向联共抗日，最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的可能与前提。而且还因为，只有西安事变才是根本上结束红军长征，从而改变国共两党关系，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转折点。换言之，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三个方面军1936年10月下旬在甘肃北部的会师，不仅不可能结束长征，而且还将不得不再度跳出陕甘，开始新的更为危险，多半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新的长征。
要清楚地了解这里面的关系，我们在这里至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在1936年秋天这个时候，远在西南地区的二、四方面军会奋力北上，来与甘北的红一方面军合为一股?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的情况。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达到陕北的，虽然这里的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大小军阀多求自保，不能真正威胁到红军的生存，但是，久已习惯于南方水土，一向就地取材以解决粮食被服问题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官兵，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自然条件与他们过去长期生长的环境，几有天壤之别。为了解决兵源、粮食和被服等基本生存条件问题，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就不得不开始实施“东征”山西的作战计划。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大举“东征”山西，一度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获取了大量的资源。然而，此举却迫使有“山西王”之称的阎锡山，被迫将国民党中央军引进山西，从而使红军陕北根据地原本相当安全的东线很快被打破，中央红军从6月起即不得不开始放弃陕北根据地，“西征”甘肃北部，计划向河西走廊乃至于新疆方向的发展，试图与张学良东北军暗中配合，“打通国际路线”，接取到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①
无论是红军这时的“东征”，还是“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与敌数月之久的周旋期，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是中共中央这时与张学良及杨虎城部队之间所建立和保持的某种秘密的统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拖延和消解国民党军事“围剿”的作用，再加上蒋介石这时—方面着力于西南地区，以中央军主力胡宗南等部用心防堵西康地区兵多枪多的红四方面军；一方面不得不分兵应付5月底开始爆发的“两广事变”，因此，其虽有汤恩伯一部中央军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占了陕北相当地区，却因兵力不足，无法进一步跟进追击向甘北西去的红军部队。
但是，甘北的自然条件同样恶劣，中央红军的生存危机依旧十分严重。虽有张学良在暗中几度接济钱款、弹药、粮食、药品等，长此亦难支撑。由于以中央红军此时两万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单独实现向西“打通国际路线”军事计划的，因而必须要等张学良揭旗反蒋。而按照双方商定的方案，张学良最早也要到11月才能发动②。故中共中央虽然于5月下旬就将红军和东北军这一合作计划通报给了在西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劝说两部合力北上，但具体行动时间，依旧定在12月黄河冰冻之后。
没有想到的是，当莫斯科方面7月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关于与张学良东北军建立统战关系，并且准各吸收张学良入党，共同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军事计划，成就“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详细报告之后，却于8月15日来电紧急叫停。除了莫斯科这时已经改变了对蒋政策，因而反对在中国制造新的分裂局面以外，它还特别反对中共过分依赖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做法，坚决不同意吸收张学良入党，要求中共要把统战重心转移到南京蒋介石方面去。③
莫斯科方面的这一指示，毫无疑问使中共中央马上感觉到了下一步生存方面的更大的压力。原本就已经开始依赖于张学良提供物资接济的两万红军，很可能会出现物资极度匮乏，包括难以过冬的严重生存问题。而不靠东北军，要想靠自己装备简陋、枪弹不足的部队，独力完成西渡黄河、冲破甘青宁回民地方军阀“马家军”骑兵的围追堵截，穿越上千公里人迹罕见的河西走廊，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在反复研究之后，于8月25日联名致电莫斯科方面，要求莫斯科准备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批准集中红军三个方面军主力，进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行动。
该电报指出：“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不能进占甘肃宁夏绥远一带，接近苏联外蒙，势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转向东南方面人多粮多的中国中心地区发展，从而进一步引发内战。而要想占领甘宁绥一带地区，则非克服黄河、沙漠、草地及堡垒围寨等种种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障碍，即非请苏联方面帮助解决飞机大炮等项技术问题不可，“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谟，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④
让中共中央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半月之后，莫斯科方面就发来了电报，声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进而并指定了绥远临近外蒙古边界的定远营为接取军援物资的具体方向。据此，中共中央迅速拟就宁夏战役计划，并通知了二、四方面军领导人。9月中旬，中央红军全部两万一千人，除少数地方武装留守苏区外，其余一万八千人全部开始向盐池、定边至同心，豫旺堡一线集中，准备向南推进。二、四方面军合计五万六千人也迅速北上甘肃通渭、陇西方向，红军三支主力会师甘北已指日可待。
三军会师后的严峻形势
和我们今天通常所了解到的情况极为不同的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的会师，其实不仅没有根本解决红军的生存困境、情势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和危险了。这是因为，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向甘北转移的过程中，除了陕北方向有汤恩伯所部时有压迫外，受命堵截“进剿”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东北军，红军自然能够应付。然而，随着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甘北，紧随其后的胡宗南等中央军也跟进追击，杀到甘北。因二、四方面军进抵甘北时间过早，黄河距离冰冻还有将近两个月时间，在中央军的追击下，红军已无法坚持到黄河冰冻期，被迫提早实行宁夏战役。此时二方面军伤病大半，基本失去战斗力，四方面军长途跋涉征战，亦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故一方面军必须接应二方面军，而四方面军则负责抢占黄河口岸造筏抢渡。不意胡宗南部推进速度极快，四方面军仅渡过二万一千人，渡口即被胡部占领，其余未渡河部队只得迅速撤离，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合。因此，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日，实际上也正是中共中央宁夏战役失败，甘北红军开始陷于中央军东南两面夹击，东北军被中央军胁迫不得不与红军作战之时。由于向北退过盐池、定边即是沙漠，向西有宁夏马家军阻拦及黄河天险，剩下三个方面军四五万人又有近三分之一的伤病，从西南一路征战过来的一半多官兵在已经开始下雪的甘北还只是一袭破烂的夏装，情势之危急困苦，可想而知。
有关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极端困难的情况，只要读一读这时的各种电报，即不难具体了解了。
10月30日，中央军委致电莫斯科称：“胡(宗南)王(均)关(征麟)何(柱国)各军集中兵力七十余团，密集齐头向北猛进，已达海原、靖远地域，并将向北续进，企图压迫我于宁夏地域而消灭之。我现处南北两敌之间，中间回旋已极狭。⑤
11月8日，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并陈云电称：“红军主力一般地看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⑥
11月9日，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称：“这里已下雪，天气极冷。二、四方面军冬衣尚未解决，库空如洗，张学良处借到六十万元已完全用尽，来源绝矣。请你们即刻采取具体办法……先寄一笔款子来，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须知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⑦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加阝)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⑦
11月20日，中央书记处致王明电称：“蒋下决心消灭苏区与红军，陈立夫告小开(指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引者注)，蒋意红军留三千人，余遣散，师长以上出洋，一面令胡、王、毛(炳文)各军向红军猛攻。”“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均盼望苏联援助与红军联合对日，蒋则极力破坏之。你们对西北独守局面又不赞成，因此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均请探询见告。因蒋军现迫近定边、盐池，定盐一失，我军主力在现地区即难于作战。”⑨
12月初，中央书记处致王明等电称：“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孙夫人(即宋庆龄—引者注)? 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向张学良借款十万，向宋庆龄借款五万，以维持部队生存所需，同时，在军事行动上再三再四地要求张学良和受命跟进追击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予以配合，以便给胡宗南部以打击，迟滞其推进的速度。在后者的配合之下，红军终于在11月21日抓住了战机，在山城堡伏击了单兵冒进的胡部丁德隆旅，暂时缓解了军事上的压力。当然，危机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毛泽东这时曾特别致电张学良，告之红军准备再度长征，一年以后争取再返回陕甘北部的内定计划，并征询张有无中止中央军进一步推进的有效方法。对此，张学良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相反，因为中央军的到来，他要想象此前那样靠假战报来欺骗南京方面，也不大可能了。东北军重新被投入剿共战争，与红军相互厮杀，已不可避免。因此，他也不能不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11)
由上不难了解，随着中央军大举开入陕甘北部地区，参加对红军主力的“进剿”，红军第一次陷入到可能全军覆没的严重危险境地。此后不久所发生的红四方面军河西两万一千人在马家军的围追下全军覆没的惨剧，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河东四万余红军被困甘北的可能遭遇。即使红军按照11月13日决定，实施新的长征计划，向东突入山西，转战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经一年之久再杀回来，粮食、被服、兵源问题看起来似乎较黄土高原容易解决一些，但其所经地交通便利，恰为中央军兵力最易调配和集中的地区，联系到从江西出发时八万七千人的中央红军经由交通不便的西南，西北地区，虽不断损失，不断补充，到达陕北时所剩仍不足七千人，不难想见其新长征的损失很可能更为惨重。
西安事变拯救了中共、红军与革命
1936年1l月30日，中共驻张学良身边的秘密联络员刘鼎突然发来一封电报，告诉中共中央：张学良相信“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时成矣”。”(12)
张学良这时突然想到要红军暂时不要离开西北，等候整个形势的变动、说到底是因为绥远抗战的爆发。因11月25日百灵庙战役打响，张顿时想到争取将东北军调赴绥远抗战，远离“剿共”前线，同时使整个“剿共”军事停顿下来的这个一箭双雕的办法。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不仅直接上书蒋介石，而且亲自驾机飞赴洛阳面见蒋介石告以除非将东北军调赴绥远抗日前线，否则将无法统帅部队。
张学良这时会有如此冲动之举动，除了不愿看到东北军与红军火并，或红军为生存而远走内地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已得知绥远抗战是蒋介石在暗中推动督促所成，因而相信此一行动很有可能爆发成中日间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东北军所在紧临绥远前线，没有理由不上前线抗日。他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固然有意打击日本通过傀儡蚕食绥远地区的阴谋，却并不希望与日军就此发生全面冲突。故随着1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出面威胁，蒋已不再积极推动进一步扩大绥远抗战的战果了。而张学良的突然到来和坚持东北军已经不能继续剿共作战的态度，反而促使蒋介石下决心亲率军政官员到西安，一举完成“剿共”军事“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正是蒋介石的突然到来和部署大举“剿共”的作战行动，把张学良推到了或者牺牲东北军，或者牺牲红军的左右为难的境地，迫使张学良最终选择了发动事变来停止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
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次日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高度评价：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放了出来，有历史功绩、应该拥护。中共中央这时固然尚不清楚事变能否和乎解决，因而做好了配合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与中央军作战的准备，但显而易见的是，红军生存的危机此时已经基本上解除了。国民党中央军转而向兵力庞大的东北军，包括十七路军布防，红军主力很快从甘北开进至临近西安的云阳等周边地区，包括接防陕北的延安等地区，粮食、被服乃至弹药等均得到补给。东北军、十七路和红军俨然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关系。
随着此后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承诺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取消苏维埃，服从其指挥，蒋介石亦做出“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表示，西安事变迅速得以和平解决，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虽然扣押了张学良，放逐了杨虎城，拆散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关系，但却依照其口头承诺，确实停止了“剿共”，通过谈判来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和实现苏维埃改制与红军改编。经过半年之久的国共谈判，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不仅在陕北甘北地区取得了有着18个县范围的基本上独立控制的根据地，而且保持了一支具有四万五千人编制、实有将近四十万兵员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军队。正是由于通过西安事变保存了这样一块根据地和这样一支军队，中共才又得以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获得了新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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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中共与张学良暗中商定“打通国际路线：计划的情况，可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控———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
② 杨奎松前引书，第97-98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2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④ 转见杨奎松前引书，第224-225页。
⑤ 《林武致战士电》，1936年10月30日。
⑥ 杨奎松前引书，第256页。
⑦ 杨奎松前引书，第256页。
⑧ 杨奎松前引书，第259页。
⑨ 《洛甫致王明电》，1936年11月20日
⑩ 杨奎松前引书，第257页。
(11)杨奎松前引书，第289页。
(12)杨奎松前引书，第292-293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