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应变艺术
蒋文祥
应变艺术，是指领导者根据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原则，灵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技巧和能力。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在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周恩来以其灵活的应变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求实而知变、灵活而善变、不拘一格而多变，完美应对事变过程中和事变发生后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局面。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始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巧妙地化干戈为玉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完美体现了共产党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一、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一到西安，便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及时了解事变六天来的情况及各方反映，以便做到“求实知变”、“据实应变”
西安事变，事起仓促，中共事前并未与闻。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深感“彷徨束手，问策无人……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①
应张之邀，周恩来策马扬鞭风雪兼程，从保安赶往延安，乘上张派来的飞机，于12月17日行色匆匆赶到西安。
周恩来一到西安，席不暇暖，便与张学良进行了彻夜长谈。
张学良首先向周恩来介绍了举行“兵谏”的原因，以及最近几天来蒋介石的表现。蒋介石被扣之后最初拒绝商谈任何问题，现已允许商谈抗日。张说，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领袖。
周恩来高度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意张的对蒋处置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党对张将军的爱国热忱深表敬佩，尤其认为你至今抱定的如果蒋介石先生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和平解决事变的宗旨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因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方式却是军事阴谋。”
张学良一听，脱口而出：“我为公不为私，扣蒋还算阴谋?!”
“张将军，你听我说。”周恩来不愠不火，通过对张学良近距离“把脉”，他现在要对症下药：“这次‘兵谏’，只是军事的突然行动，丝毫没有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因此，捉蒋，这既不同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沙皇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法国皇帝拿破仑。蒋介石的实力原封未动，而且西安又和南京处在对立的地位，所以，对蒋介石的处置若不谨慎，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困难。弄得不好，西安事变可能会酿成更大的内战，无法达到将军想推动抗战的良好愿望。”②
周恩来的话，字字都是事实，句句说在理上。于是，张学良的神色慢慢缓和下来。
“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扣着，这就成了拿在我们手中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张‘王牌’。我们要多做工作，如果我们真能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积极抗日，这是最好的前途，也是我们党所希望的。从目前国内外形势来看，蒋介石还是有被迫抗日的可能的。但我们要坚持这个原则：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那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的联盟，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③
张学良脸上渐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从政治方面考虑。为避免内战，我们可以保证蒋介石先生的安全，但我们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南京坚持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④
周恩来的及时点拨，使张学良对事件的发展前途看得更清楚了，对逼蒋抗日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次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到九府街芷园拜会杨虎城将军。周恩来首先向杨虎城说明了昨夜同张学良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中共也将拥护蒋为全国领袖。
杨虎城十分惊异。他原来估计，中共与蒋有长达10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即使不杀蒋，也绝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决方针，大大出乎杨的意料。
杨虎城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二是怕蒋挟嫌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则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
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周恩来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我们现在就是要争取他抗日。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本人。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团结一致，他想报复也不可能。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直说得杨虎城心服口服。他说：“中共不计前嫌，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既然张副司令与中共意见一致，我也就无不乐从了!”⑤
二、1936年12月20日和12月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先后来到西安。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与宋氏兄妹进行接触，并随时根据事变进展“灵活而善变”，终于打开了尘封10天的谈判之门
1936年12月20日，宋子文冲破南京政府主战派阻挠，以私人身份来到西安。
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是有名的强硬派，并且曾因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而大举国债而被迫弃官。辞官之后，宋子文仍积极推动南京方面与中共秘密接触，甚至背地里明确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国防政府主张，并暗中支持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因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对宋子文都有相当的好感，认为“在南京政府中，宋子文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毛泽东在得知宋到西安后，也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的条件。
周恩来利用张学良与宋子文会晤的间隙，首先会见了宋的随员郭增恺，然后由郭引见，与宋子文进行了一次长谈。周耐心地向他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希望他能说服蒋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贡献。周恩来向宋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会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喜出望外。他带着满意的心情于12月21日到南京。宋子文返回南京后，到处宣传西安的主张和蒋的安全，并高度称赞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语含讥讽地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呢。”
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戴笠及蒋鼎文飞抵西安。宋美龄的到来，给事变带来了新的转机。因为由宋美龄劝说蒋介石作出适当让步，并由其充当蒋的代表，和宋子文一道，与张、杨和周恩来进行谈判，既避免了蒋直接出面谈判的尴尬，又能取得对方充分的信任。周恩来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与宋氏兄妹进行接触，并随时根据事变进展灵活而善变，终于打开了尘封10天的谈判之门。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新近公布的《宋子文日记》来看，他在日记中对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记载得极为详细，并且补充了过去公布的周恩来电报中所没有的谈话内容，弥足珍贵。
12月23日，周恩来与宋子文进行了第一轮深入的谈判。据周恩来于当天拍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己、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⑥
在同一天的《宋子文日记》中，宋也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主张，同时记载了他与周恩来就未来新内阁人选进行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宋子文日记》还记载了谈判结束，蒋在得知中共主张后所答应的几项条件：“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三、设立西北行营，由张(学良)负责；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四、派蒋鼎文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命令。”
宋子文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指挥。如果中共接受这些条件，他将同意：1.国共合作；2.抗日容共联俄；3.收编红军。”
根据《宋子文日记》的记载，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基本接受了蒋开出的条件。周告诉宋，中共已原则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作战，若蒋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
12月24日上午继续谈判，蒋夫人宋美龄也参加了。关于宋美龄与周恩来的谈判，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只字未提，而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以“西安组织中的有力分子”为名，隐而不露地介绍了与周恩来的两次交谈。这正如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在专访张学良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故意隐去了周恩来的名字，这正好说明当时解决这一事件的重要钥匙掌握在周恩来手里。”⑦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周恩来跟宋美龄见面握手寒喧时，周恩来曾意味深长地对宋说：“历史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宋也高兴地说：“你的行为也功在国家”。⑧
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和张、杨与两宋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周恩来以电报形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已)、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⑨
至此，和平谈判顺利结束。
三、1936年12月24日晚间和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两次面见蒋介石。蒋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答：“只要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在与宋氏兄妹谈判达成协议后，为进一步了解蒋的态度并使谈判结果得到蒋的认可，周恩来向两宋提出要求面见蒋介石。
关于事变期间蒋、周会面问题，1980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在《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首次提到，当时有人曾以“孤证不立”为由质疑此事。现在随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布、台湾蒋介石档案的开放和《宋子文日记》的发表，事情已经很清楚，蒋、周会面不仅证据确凿，而且会面不止一次。
周恩来为什么非要坚持见蒋不可呢?为的是要当面得到蒋的一句“今后绝不剿共”的承诺。因为周和蒋曾在黄埔共事，熟知蒋的为人，加之此次谈判蒋既不愿亲自出面又不愿在任何文件上签字，这就留下了日后可以不兑现的退路。此次若不让他当面有所承诺，一旦离开西安，他便可能翻脸不认帐。
台湾国史馆大溪档案根据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日记》整理抄编的《困勉记》中证明了周恩来提出的这一要求。据《困勉记》1936年12月25日记载：“十时许，周恩来又入见夫人，谓‘愿蒋先生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足矣’。”⑩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新近公布的《宋子文日记》透露，周恩来曾两次见蒋。一次是12月24日深夜，周专程拜会蒋夫人宋美龄时，曾与蒋谋面，但只是简单寒喧了几句。另外一次是12月25日上午10时。对第二次会面，《宋子文日记》记载比较详细。“我与夫人见了周，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现在他们想要蒋做出以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11)
其实，关于周、蒋会面，早在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中共代表博古在汉口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是12月24日到达西安的，并带来了保安方面的指示。我把指示交给了周。当天夜里10点钟以后，周恩来第一次去拜见蒋介石。此前蒋一直拒绝见周，是蒋夫人的信和端纳、张学良的劝告起了作用。会谈中，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这也是中共方面的主要要求，他应该作出这样的承诺。在这之后，他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说‘在内战的所有日子里，我经常想起你，即便是在作战时，我仍能记起你曾为我做过出色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再次合作’。25日早上，周再次和蒋会面。蒋再次重申了头天晚上他被叫醒会见周时作出的承诺，表示他不想再打内战了。周原本可以早些与蒋会谈，但他必须等我携中共方面的条件到达后才能这么做。”(12)
据有关知情人透露。周恩来在第一次去见蒋介石时，不但剃掉了胡子，还特意穿上了一身军装，一进屋便立正、敬礼、报告：“蒋校长，您的部下周恩来前来拜见。”周恩来精心策划的这种见面方式也是颇见功力的。他仍以10年前黄埔共事时的习惯称蒋为“校长”，为的是要勾起蒋回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当黄埔军校校长时，周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往事，这对向蒋表明共产党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是一个很好的勾连和铺垫。
蒋介石当时因腰部扭伤正躺在床上，见周进来，便有些吃力地坐起身，勉强招呼道：“恩来，你坐。”周恩来落落大方地在蒋的床边坐下。
蒋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真是领袖毕竟是领袖，即便落难，但居高临下的架子还是要端的。
周恩来爽快作答：“只要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13)
稍停，周又问蒋：“一年来我们一直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你就一直不肯放弃呢?”
蒋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宋美龄连忙从旁打圆场：“委员长已经明确表示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14)
12月25日上午10时，周恩来第二次与蒋介石会面。周恩来从容地向蒋当面说明，中共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而且只要他联共抗日，就主张放他。周恩来指出，目前形势是不抗日无以报效国家，非团结无以挽救危亡。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对周所言，蒋似有所悟。他那疲惫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快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周恩来立刻读懂了蒋的面部表情及其心境，马上换了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蒋校长，想不想你在苏联的儿子经国?”蒋的眼睛忽然一亮，轻轻点了一下头。
“据我所知，经国在苏联挺好。如果你想让他回到身边来，我们可以负责向苏联方面交涉。”蒋介石又一次点点头，嘴角露出了难得的笑意。
周恩来以他的细致和机敏，总能不断掌握和调动对方的情绪，在严肃、枯躁的政治谈判中，增加一些友情和亲情，从而打破沉闷和僵局。果然，周恩来在接着复述与两宋谈判达成的六项条件时，蒋介石精力集中，听得十分认真。最后他表示：“恩来，这六条我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但条件是受我指挥。其它细节，由子文、美龄、学良全权代表我与你解决。等我回京后，你可以直接去找我。”
“我一定去!”周恩来含笑告辞。他一直在等蒋的这句话。因为有了蒋的邀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南京去，也就等于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重新公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内战10年来中共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事变10多天来，周恩来努力斡旋的结果。
当天，周恩来以电报形式向中共中央报告：“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15)
四、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送蒋回宁。之后，面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和战两派，周恩来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并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不拘一格而多变”
张学良送蒋回宁后，由于南京方面扣张不放，东北军群龙无首。为了营救张学良回陕，少壮派和元老派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深受张学良信任的少壮派，把“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谈，张副司令不能回来只有去拼命”作为行动纲领，不顾一切地进行战争宣传，搞请战签名运动，压迫主和派将领。他们的主战行动，在十七路军部分军官中也引起共鸣得到支持。另一方面，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元老派高级将领，认为应该通过和谈营救张学良回陕，反对用打仗的办法解决问题。
杨虎城作为张学良陪蒋回宁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最高统帅，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也摇摆不定，出现多次反复。他为消除心中的积愤，未尝不想同蒋介石打一仗出出气。所以，当他受到主战派包围时，便同情和支持主战派。当他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劝告以后，就倾向主和。而受到少壮派一煽动，又转趋主战。及至周恩来再同他淡，他又主和。接着那些人再去包围他，向他危言耸听、痛哭流涕、甚至下跪，他又主战。在那样的惊涛骇浪中……这也实在是苦恼煞了杨虎城。
对于杨虎城，周恩来总是以广阔的胸怀对待他，主动找他，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向他开导。周恩来向他指出：“如果打起来，当然中共不能站在局外。不过，那样它同国共战争将混在一起，便会越打越大，不能收场，这不是与你搞事变的宗旨相违背了吗?而且无论胜负属谁，都是国力的消耗，对抗日是不利的。我们不能把破坏和平的罪责自己揽上身来。如果南京方面进逼不己，当然只有抵抗一途，那时破坏和平的罪责就不在我们一方了。总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动摇。”(16)
为了巩固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国内和平，实现对外抵抗，周恩来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多次找两派代表谈话，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服、说服、再说服，可以说是“几经说服，几经变卦”。
1937年1月27日晚间，东北军少壮派首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在金家巷张公馆说有最重要的事紧急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首先由应德田说明，必须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若再退让，不仅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除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均是这样看法、这样主张。杨将军和十七路军也赞成这样的主张。要求红军支持坚决不撤兵的主张。如果中央军进逼，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中央军的进攻。
周恩来听了以后，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将军不利，所以红军方面还是不主张打仗。至于营救张将军的问题，只要我们三方面搞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将军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张将军回来的方法很多，不一定非要用打仗的方法。因为打起仗来，反而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
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坚持逼周表态支持他们，并提出，如不这样，就要和共产党决裂。周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再给你们答复”(17)
随后，中共驻十七路军的南汉宸也向周恩来报告了杨虎城主战的一番谈话。周恩来认为，情势非常严重，当即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将军，就说今天我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回来，请杨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1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当时，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决定：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经是我们的朋友，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之数。现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个朋友要我们同他们一起打蒋介石，经过再三说服解释无效，并且已发展到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是朋友，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会变成敌人的地步。这是一个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目前答应他们打一仗，即可团结已经交到的朋友，仍不失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的机会；如果拒绝他们的要求，马上就会失掉已经交到的朋友。这两个朋友一失掉，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的机会就更加渺茫了。
根据当前时局总的形势，本来不应该打仗，而应该坚持和平。然而就目前西安具体情况来看，应该委曲求全，答应这两个朋友的要求，帮助他们打一仗。但这只能是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完全一致的前提下才能这样做。
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个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可以暂时牺牲我们的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18)
周恩来、叶剑英28日当晚赶回西安。根据上述分析和决定，分别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将军，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1月29日，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40余人在渭南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元老派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不愿执行这个决议。于是他们想到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因为于学忠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
1月30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少壮派派人在屋外旁听。杨宣布开会以后，会场出现少有的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先讲。杨请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据说就这样拖到一点多钟。最后杨虎城逼着于学忠表态，说“张副司令临走时，下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现在就请孝侯兄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于学忠表示：“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情况，到西安后，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战，意见很不一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应该按照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撤兵，不应该打仗。”接着杨虎城问王以哲的意见，王表示同意于的意见，何柱国也表示同样的态度。这样东北军的负责人又一致主和了。杨虎城看到这种情形，又从主战倒向了主和。他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方面既然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杨最后问周的意见，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决定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牺牲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19) 结果，真的被周恩来不幸而言中!
五、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将军。周恩来闻讯，迅速赶到王的家中，布置灵堂，操办后事；并冒着掩护杀人凶手的危险，将孙铭九等人送往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一场更大的自相残杀。因为坚持和平是周恩来一直不变的追求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东北军少壮派因为不满元老派的主和决定，于1937年2月2日早晨，派人枪杀了主和的元老派将领王以哲将军，造成了亲痛仇快的一场内乱，是为“二二事件”。也有人称之为一场“事变中的事变”。
“所谓少壮派，乃是东北军从南方调到陕甘以后的产物。主要是指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三个人。孙原系张的手枪营长(后升特务团长)；应与苗都是张的秘书，……这三个人，由于受到张副司令的信任，所以他们在张的‘反对内战、联共抗日’这一伟大业绩中，确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20)
“王以哲军长是最早和共产党联合的将领之一。他曾陪同张副司令先后见过周恩来和李克农，张对他是很信赖的。王同各方面关系还好，也很赞同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但是在西安事变期间，他总是郁郁寡欢，说起话来常有急躁情绪，以后又有病在身……应德田等人怀疑他装病，还说他和国民党中央有勾结，受贿500万，出卖长官，不希望张副司令返回，己欲取而代之等。当然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谣言。”(21)
“他们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诬陷王以哲受贿500万，主持和平是想投靠南京政府……并以此弥天大谎作为杀人借口，欺骗舆论，煽动不明真相的少壮军官们对王不满……2月2日晨，他们以‘开会’请‘吃饺子’为名，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分中级军官骗至家中，封锁院门，宣布杀王(以哲)、何(柱国)的所谓‘除奸’计划，立即派人执行。卧病在家的王以哲突遭袭击，惨死在血泊中。……另有宋学礼、蒋斌、徐方三军官同时遇害。此即‘二二事件’。”(22)
“国民党乘机挑拨，说王遇害是共产党指使左派刺杀……”(23)
周恩来闻讯，迅速赶到王的家中，布置灵堂，操办后事，及时戳穿别有用心的人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他沉痛地对王夫人说：“王将军不幸被害，我代表我们党和红军表示沉痛的哀悼。王将军是我们的忠诚朋友，他是最早沟通我们和张将军的联系的。在西安事变前后，他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友谊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为了维护和谈成果而被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那些不顾大局杀害王将军的人，将受到东北军以及全国人民的谴责。”(24)
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致电王以哲家属表示痛惜和深切悼念：“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当悼惜。”(25)
“‘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的大分裂，不仅削弱了争取张学良释放的努力，亦砍断了东北军与红军的桥梁，断送了东北军的光明前途，更破坏了西北‘三位一体’的革命形势，造成极大的损失……”(26)
“东北军内人心大乱，官兵们极为愤激，驻防渭南前线的刘多荃部立即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发，67军官兵悲痛欲绝，誓为王军长报仇祭灵……一场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即将爆发。”(27)
“在这事件发生后的严重混乱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为安定人心扭转局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8)“周恩来和杨虎城、南汉宸等人商量如何处理善后，派人去征求应德田等人的意见。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经彻夜商量，提出三个方案：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对少壮派的三个方案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还是想营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29)
“最后，周恩来冒着掩护他们的嫌疑，允许把他们送到红军中去”(30)，从而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一场更大的自相残杀，使事变沿着和平的轨迹，朝着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抗日的方向转化。因为坚持和平是周恩来一直不变的追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皋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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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参见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2页。
② 李海文、铁竹伟：《首次置身中国政治旋涡中的周恩来》，参见《中华儿女》杂志2001年第3期。
③ 李海文，铁竹伟：《首次置身中国政治旋涡中的周恩来》，参见《中华儿女》杂志2001年第3期。
④ 李海文、铁竹伟：《首次置身中国政治旋涡中的周恩来》，参见《中华儿女》杂志2001年第3期。
⑤ 李海文、铁竹伟：《首次置身中国政治旋涡中的周恩来》，参见《中华儿女》杂志2001年第3期。
⑥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⑦ 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⑧ 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页。
⑨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⑩ 参见台湾国史馆大溪档案(蒋中正档案)之《困勉记》。
(11)参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之《宋子文日记》。
(12)［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7年1月。
(13) 刘禹：《张学良大传》，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14)王朝柱：《张学良与蒋介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15)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16)袁小伦：《恩来与蒋介石》，参见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17)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参见吴福章主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18)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19)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20)许庚扬：《西安事变片断回忆》，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21)卢广绩：《“二二事件”及其他》，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
(22)肖毅：《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将军》，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23)肖毅：《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将军》，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24)刘向三：《回忆王以哲将军与红军的联合》，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25)肖毅：《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将军》，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26)肖毅：《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将军》，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池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27)卢广绩：《“二二事件”及其他》，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28)肖毅：《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将军》，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29)肖毅：《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将军》，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30)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参见《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