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37年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
叶扬兵
1937年2月5日，周恩来在西安向著名记者范长江就西安事变作了较为详细的谈话。周恩来的这一谈话实际上对西安事变研究发生了重大影响，它是后来一些不尽符合史实说法的源头。为了正本清源，彻底地澄清周恩来谈话的影响，本文首先叙述了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和内容，随即对其进行初步的解读，进而阐述其对于西安事变研究的影响，最后对其相关内容和受其影响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考辩。
一、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和内容
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在西安会见了前来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范长江是中国现代著名记者。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通信员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前后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他沿途写下了大量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还在某种程度上对红军的活动作出较为真实的记述和相对客观的分析。这些通讯陆续发表在《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大公报》把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随即引起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之内，此书又连出7版，一时风行全国。范长江也因此一举成名，并被《大公报》社正式聘为记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范长江正在绥远抗战前线采访。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是，不久波澜再起，在事变善后问题上，南京政府与西北方面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其时，范长江奉报社之命从绥远到兰州，他已经确切知道周恩来在西安，并知道彭德怀、贺龙部队到过西安附近。因此，范长江很想藉此机会，“会会这般神秘的人物”，“一探政治的究竟”①
2月2日，范长江抵达西安城外。因西安突然发生了东北军少壮派枪杀主张和平的东北军重要将领王以哲“二二”事变，无法进城。3日，范长江进入西安城。4日午后，范长江经过朋友的介绍，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与范长江握手后，随即和蔼地开始他们之间的谈话：“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与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忙于处理“二二”事变善后工作，当天不能进行详细的谈话，双方约定第二天“作竟日之长谈”。②
2月5日，双方如约进行长谈。谈话的主要题材当然是关于西安事变。据范长江记载，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③
陕北红军问题之由军事的走向政治的，还是中央开的端，二十四年冬中委X X，奉命由西北飞西安肤施转入红军区域接洽，即为观察红军之动向者。那时肤施前线为王以哲部，此事遂壮东北军与红军自由接洽之胆。王以哲首先与红军干部发生关系。二十五年夏季，张学良乃与周恩来在肤施正式见面，讨论张所提出之两大问题：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抗日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于前一点，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但是那时共产党的“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即要“抗日”，必先“反蒋”，即不推翻蒋之统治，无法抗日。张周见面之后，张之见解，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无法抗日。而对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就其所知以告周，颇使周发生相当影响。
共产党在陕北之中央委员，已不足法定之全体会议人数，临时最高之决策机关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来之报告，引起极大之论辩，结果，参考张学良所提供之新材料，与将国内外大势重加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转而“联蒋”甚至“拥蒋”之必要。这样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
基于此种根本政治立场，共产党乃力谋对国民党之政治妥协，化除彼此间绝对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料的“双十二”事变。
张杨对于“双十二事变’，认为是“兵谏”，一部分青年群众认之为“革命”，谓为抗日的第一步。共产党当双十二事变发生时，中央机关还在陕北保安，他们得到事变的消息，许多人最初一秒钟的决定，是感情的报复主义，主张派人入西安，速蒋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盖双十二兵变，既非如帝俄时代群众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类似滑铁炉战争之俘虏拿破仑，此仅以一种不光彩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策一，与中国当前团结御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构成今日蒋委员长之政治理论，政治组织和一百余万之中央军，仍然健在。则此事之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对于国内和平统一，将致背道而驰，愈跑愈远。但是既然木已成舟，理论上的问题已经无用，当速谋补救的办法。周恩来系于12月16日由肤施乘张之波音机到西安，既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同时更亲自与既羁陕中央委员见面，作各种政治协商。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突在张陪同之下，飞出西安。许多青年群众，突闻此事，大为震动。比较消息灵通一点的少壮军人，非常不满意周恩来这种作法。……④
他们对于张学良个人，认为他是非常聪明与勇敢，政治感觉异常敏捷，可惜经验不够，弄出“双十二“这样的大乱子来。
范长江把这些内容记载下来，首先在《大公报》上发表，后来又与其他报道结集成《塞上行》出版。在抗战初期，中共出版的《八路军抗战》，几乎一字未动地把周恩来的谈话收了进去。
二、周恩来谈话的解读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他亲自在1936年春的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并在事变爆发后赶到西安，直接参与处理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使他对于西安事变具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又是在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是距离事变前的延安会谈也不到一年时间，这就基本上排除了因年代久远而产生记忆错误的可能。按理说，周恩来的这一谈话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是，问题是，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既不是周恩来对于西安事变的超然回忆，也不是周恩来在中共内部对于西安事变的坦率剖析，而是周恩来通过新闻记者范长江采访所做的一次对外宣传。
周恩来向范长江谈西安事变，当然是满足新闻记者范长江采访的要求，但他更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他的用意主要是：
第一，争取国统区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和理解。
自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随即在国统区舆论舞台上消失了声音，并往往成为新闻舆论报道的谴责对象，因而在许多民众心中留下严重的负面印象。周恩来敏锐抓住著名记者范长江采访这一重要契机，力图在全国趋于共同抗日潮流的大背景下，巧妙地重返国统区的舆论舞台，直接向国统区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于西安事变本身性质特殊，加之南京政府有意封锁消息，一般民众并不清楚张杨发动事变的意图和中共在事变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对于张杨和中共存在诸多误解与责难。周恩来试图通过当时与中共尚无任何瓜葛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舆论重镇《大公报》上披露西安事变中张杨抗日救国的主张和中共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可以满足一般民众对于了解事变“神秘”内幕的渴望，澄清外界对于中共和张杨的误解和责难，还可以争取获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二，积极营造进行国共谈判的良好环境和气氛。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宁后，蒋介石不仅把张学良扣押起来，还调集重兵向西安进逼，因而在围绕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上风波再起，并在西北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次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局面。经过一番周折，1937年2月4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潼关与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进行谈判，按照蒋介石指定的乙案达成协议。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等发表和平通电，宣布经与顾祝同达成的四点协议，从而结束了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的紧张对峙局面。至此，围绕西安事变善后处理问题的风波告一段落，国内和平统一的大局基本形成。2月4日，周恩来接到中共代表潘汉年电称：蒋介石要周到杭州与蒋晤谈，并由潘汉年、张冲来西安接周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即将前往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为了有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争取在较好的条件下与蒋介石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势必要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氛围。
第三，竭尽全力地保护张学良。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宁后，随即被蒋介石扣押起来，后被蒋介石导演的军法会审宣布判处十年徒刑，而蒋介石则假惺惺地提请赦免张学良，但仍把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对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努力营救张学良返回西北。遗憾的是，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枪杀了东北军重要将领王以哲将军。这一严重事件，不仅造成了东北军的内部分裂，而且导致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实际解体。至此，西安方面营救张学良的实力不复存在，张学良已无希望重返西北，其生命安全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张学良的安全，就成为周恩来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
为了实现上述政治目的，周恩来对其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我们不妨具体分析周恩来在谈话中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
第一，表明中共既未参与策划事变，也不赞成事变，还力主释蒋。
周恩来毫不避讳中共曾经采取“反蒋抗日”政策，但是，他更着重叙述了事变前中共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联(拥)蒋抗日”的转变，从而顺理成章地说明：事变前，“共产党乃力谋对国民党之政治妥协，化除彼此间绝对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协商”，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西安事变。这里，周恩来显然是在表白中共并未参与策划西安事变。
周恩来坦率地承认，在获知事变消息之初，中共一度有过“除蒋”打算。
准备“派人入西安，速蒋之死”。然而，接着“理智战胜了感情”，认为张杨这种做法“殊欠妥当”。因为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扣留，既不同于十月革命中抓住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中擒获拿破仑，而是“仅以一种不光彩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其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与国内和平统一“背道而驰”。这里，周恩来表明中共并不赞成张杨发动事变的做法。于是，周恩来到西安后，随即“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
周恩来的上述叙述，无非是试图与发动事变的张杨拉开距离，说明自己曾经力主释放蒋介石，并表达中共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地位的诚意，从而为即将开展的国共谈判营造良好的氛围。但是，周恩来在叙述中却展现了相当高超的政治宣传艺术：他毫不隐讳中共曾经与张学良有过联系，同时却较为合理地说明中共并未参与事变；他惊人地坦承中共一度有过“除蒋”的想法，同时又较为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共不赞成事变，并力主释放蒋介石。周恩来的说法，既不乏惊人的坦诚，又让人觉得合情合理，因而具有难以抵御的说服力。
第二，不动声色地肯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谴责张学良发动事变的方式。
周恩来在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考虑到张学良已经被囚，周恩来只提张学良，而避免提及杨虎城，不无把张学良视为西安事变主角的意味，略含保护杨虎城之意。在涉及张学良时，周恩来明显地采取切割的手法，把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和为人与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做法严格区隔开来，不动声色地肯定张学良的动机，甚至明显赞赏张学良的为人，而对张学良的做法则表示遗憾，甚至还有所谴责。
当时张学良联共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在许多长期受到南京政府“反共”宣传的民众看来，似乎是非同小可的“严重问题”，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周恩来在叙述中共与张学良联系时特别强调，“陕北红军问题之由军事的走向政治的，还是中央开的端”。他看似不经意地指出1935年冬国民党中央首先与红军发生接洽和联系的事实，就巧妙地在无形中化解了张学良所承受的压力。既然国民党中央都在与中共中央接洽和联系，那么张学良“联共”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在这方面，张杨曾经发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张学良在事变中也一直强调拥护蒋介石的个人领导，只是反对蒋介石的主张和政策。但是，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或相信。为了避免给人以赞成张杨的印象，周恩来并未正面阐述张杨发动事变的动机，而是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间接地回应张学良的说法。周恩来声称，在延安(肤施)会谈中，张学良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无法抗日”，并把蒋介石的抗日准备与计划告诉周，“颇使周发生相当影响”。周恩来还绘声绘色地描述张学良的意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引起很大的争论，并最终促使了中共中央实现由“反蒋抗日”到“联(拥)蒋抗日”的转变。周恩来的这种说法有两层作用：一是凸现张学良力劝中共“联蒋抗日”的做法，使得张学良的“联共”行为，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以及国统区一般民众看来，也变得可以接受；二是突出张学良始终坚持“拥蒋抗日”的思想，有力地印证了张学良关于他只是反对蒋介石的主张和政策，并不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说法。毫无疑问，这两者的用意都是力图化解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怨恨，消除一般民众对于张学良的误解和责难。从而有利于保护张学良的安全。
除了不动声色地肯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动机外，周恩来还是忍不住对张学良的为人大加赞赏，认为张学良“非常聪明与勇敢，政治感觉异常敏捷”。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不得不对张学良发动事变表示遗憾，甚至有所谴责。他先是颇为遗憾地说，张学良“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料的“双十二”事变。接着，他不无谴责地指出，张杨发动事变的作法“殊欠妥当”，“仅以一种不光彩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断言其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对于国内和平统一，将致背道而驰，愈跑愈远”。最后，还甚为惋惜张学良“经验不够”，“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来”。周恩来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周恩来如果表示赞成西安事变，势必引起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满，而且还会促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更加忌恨张学良。周恩来的这些说法，旨在刻意表明不赞成张学良的做法，以免引起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满，同时也略含保护张学良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谴责”张学良上是非常讲究分寸的，只是从“政治技术”、可能造成“内战”的后果以及“经验”等细小的枝节问题上着眼，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他在措辞上则有些虚张声势，如“不光彩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弄出“大乱子”等，都是比较刺耳的。
第三，肯定和推崇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周恩来在谈话中也多少涉及到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满，周恩来丝毫没有流露出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长期以来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和谴责之意，也绝口不提蒋介石在事变中作出承诺的问题。相反，他尊称蒋介石为领袖，甚至还借张学良之口对蒋介石有所恭维，如谓张学良曾将“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告诉他。这里，周恩来一方面要表达中共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地位的诚意，同时也不无与蒋介石虚与委蛇、讲些冠冕堂皇话的敷衍成分，其用意是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气氛，以能推动即将展开的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不过，周恩来也没有过分地吹捧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分寸拿捏很到位，体现出不卑不亢的态度。
由上可见，1937年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政治宣传，它实质上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以及国统区民众开展的一次舆论公关行动。因此，对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我们必须进行认真而仔细地考辩，不可完全当真，更不能盲目地照搬和使用。
三、周恩来谈话的影响
由于周恩来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又是事变前后亲身经历者，因此，1937年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享有极高的权威性。几十年后，刘鼎等事变亲历者在追忆西安事变时又在周恩来谈话的影响下重塑了自身的记忆，他们在回忆中剔除周恩来谈话中的明显宣传色彩，摒弃了不少带有推崇蒋介石和谴责张学良的词句，使用新的语言材料改造了周恩来谈话。对此，很多学者未加仔细考辩，因而实际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沿用了周恩来谈话。这样一来，周恩来谈话就对西安事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西安事变研究在中国大陆正式开展以来，申伯纯的 《西安事变纪实》(以下简称《纪实》)、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的《西安事变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和张魁堂的《张学良传》等先后出现的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著作，都或浓或淡地留下了周恩来谈话的痕迹。
周恩来谈话的一大影响是它几乎为后来的研究确立关于1936年春延安会谈的主流陈述。对于延安会谈，周恩来的谈话大致有三个要点：一是关于会谈的主要内容。会谈主要讨论张学良提出的两个问题：“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的问题”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二是关于张学良的主张。张学良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无法抗日”，还将蒋介石“艰难准备与计划”告诉周恩来。这实际上是张学良对于“联蒋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阐述。三是关于张学良意见的影响。张学良的意见不仅对周恩来“发生相当影响”，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起极大的辩论，最终促成中共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联(拥)蒋抗日”的转变。
前述三本论著对于延安会谈的叙述，都带有周恩来谈话的浓重痕迹，几乎全部沿袭了周恩来谈话的三个要点。
第一，三本论著对于延安会谈的内容都基本上都沿袭了周恩来谈话。《纪实》具体叙述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关于法西斯统一中国问题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包括蒋介石的问题上进行的对话，几乎是周恩来谈话的翻版。《简史》则主要叙述张学良与周恩来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包括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传》充分利用了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的《关于与张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这一档案资料，因而其所述的延安会谈的内容较为丰富。但是，《张学良传》还是把所谓“联蒋抗日问题”突出出来，声称这是“张学良最关心和希望解决的‘大问题’之一”，并说这个问题与培养干部问题是“这次会谈占时间最多的两个问题”。⑤
第二，三本论著都叙述张学良坚主“联蒋抗日”，并力劝中共“逼蒋抗日”。在叙述张学良陈述“联蒋抗日”的必要性时，《纪实》的叙述是：张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得抗日增加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⑥《简史》的叙述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⑦《张学良传》的说法是：张学良提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统一战线应该包括他在内，如果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反对，不好办”。⑧ 不难看出，这些叙述，只是把周恩来谈话中带有推崇蒋介石色彩的“抗日非拥蒋不可”改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并稍加阐释而已。
在叙述张学良阐述“联蒋抗日”的可能性时，《纪实》指出：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存心的”。⑨《简史》的叙述是：张学良说，据他回国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⑩《张学良传》的说法是：张学良说，“在国民党中，蒋介石的领导力最强，他有民族情绪，据我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也不少”，但是，“主张抗日、联俄甚至联共抗日的也大有人在”。(11)这些说法，都没有采用周恩来谈话中“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等带有推崇蒋介石意味的词句，而是用新的语言材料表达类似的意思。
与谈话相比，相关论著都明显增添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内容。在这方面，各种著作叙述都很接近。如《纪实》的内容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的错误在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把蒋的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还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12)不难看出，这些新增添的说法，更为符合中共长期一贯宣传的“逼蒋抗日”主张。
第三，三本论著都认为张学良的意见对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张学良传》最为突出。该书声称，周恩来在听了张学良的意见后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该书还指出：张学良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中共中央的决策。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反应了张的意见后，大多数人感到如果反蒋口号连张学良这样热心联共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人就更难了，因此，联蒋抗日的问题终于定了下来。同年5月5日，红军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即已不再提反蒋口号了。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终于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变。(13)不难看出，《张学良传》等实际上克隆和复制了周恩来的谈话，只是所用语言和材料有所变化和翻新而已。
周恩来谈话的另一大影响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商谈的叙述。周恩来谈话的相关内容是：一是叙述他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认为张杨做法，“殊欠妥当”，指责其是“一种不光彩不道德之‘军事阴谋”。二是分析了事变的前途，断言其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与“国内和平统一”的背道而驰。三是阐明他对于解决事变的主张。他到西安后，即“向张力陈释蒋之必要”。实际上，只有第三点才可以看成是周恩来向张学良陈述的内容。而对于前两点，周恩来只是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分析，但他紧接着指出，“既然木已成舟，理论上的问题已经无用，当速谋补救的办法”。这里，周恩来的表述有些模棱两可，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把自己的看法和分析告诉了张学良，相反倒容易给人以他没有直接向张学良陈述的暗示和联想。
应该承认，前述论著因利用一些事变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和档案资料，它们对于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叙述要比周恩来谈话更为丰富，同时也去掉了周恩来谈话中明显的宣传成分，但是，它们还是或多或少地留下周恩来谈话的痕迹。
第一，三本论著都叙述了周恩来关于事变是“军事阴谋”的看法。《简史》的说法是：“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14)这种叙述最为简略，避免采用“军事阴谋”的字眼，但是类似的意思还是隐含其中。《纪实》则表述为：“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但是蒋介石的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它既非革命(没有群众暴动)，又非战胜(蒋的实力原封未动)，而是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军事阴谋的手段把他捉起来。”(15)这种叙述则直接点出了“军事阴谋”的字眼，并作了较多的阐释，还尽力淡化了其中的谴责意味。《纪实》还指出，张学良“对于‘军事阴谋’的字眼感到有点刺耳。”。(16)《张学良传》则进一步绘声绘色地描述张学良与周恩来对话时的神态变化：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张学良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扣蒋介石还算阴谋?”周恩来说明扣蒋是出其不意，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而且又和南京处在对立的地位，对蒋介石的处置要极其慎重。张的神色才缓和下来。(17)分析起来，这些论著的叙述与周恩来谈话有两点细微的差别：一是剔除了谈话中明显的宣传成分，把“不光彩不道德”、“劫持领袖”等推崇蒋介石和谴责张学良的词句去掉了，但关于“军事阴谋”这一核心内容基本上保留下来。二是它们都明确指出，周恩来是当面向张学良谈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与周恩来谈话中的模棱两可有所不同。
第二，一些论著还叙述了周恩来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在这方面，《张学良传》没有谈及，而《纪实》和《简史》则均有论述。《纪实》的说法是，周恩来分析事变有更好和更坏的两种前途。更好的前途就是“说服蒋介石，争取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更坏的前途是“宣布蒋介石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了。这样不但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不但不会能抗日，还会给日本侵略者以进一步灭亡中国的道路。”(18)《简史》则表述为：“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这样，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19)显而易见，这些说法与周恩来谈话关于事变前途“只有爆发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的分析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就事变可能导致爆发内战这一点而言，两者还是有某种共同之处。
第三，三本论著都叙述周恩来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做全国抗日领袖。《纪实》指出，周恩来认为，“争取实现使中国走向更好的前途，现在只能是说服蒋介石，使他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条路，只要他答应我们的这种要求，我们应当把他释放回去，并且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20)《简史》的说法是：周恩来提出，“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就是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21) 《张学良传》的表述是：周恩来同意张举良的主张，即“如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释蒋，和平解决事变”，并指出“要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最好的前途，也是中共的方针”(22) 这些叙述，显然都是对于周恩来谈话的“释蒋”的具体阐释。与周恩来相关谈话相比，这些叙述还明显增添了“拥护蒋介石做全国抗日领袖”的内容。
由上可见，前述三本论著对于延安会谈和1936年12月17日周张会谈的叙述，都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1937年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这充分显示出周恩来谈话对西安事变研究影响之大。
四、周恩来谈话及影响的辩正
如前所述，前述三种论著在叙述延安会谈和1936年12月17日周张会谈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1937年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而周恩来的谈话又具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成分。不可完全把它当真，更不能盲目照搬和使用它。现在的问题是，周恩来的相关谈话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相关论述是不是真实可信的?对此，我们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辩。
关于延安会谈的情况，杨奎松先生在他的著作《西安事变新探》和论文《究竟是谁说服了谁?一关于一九三六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已经作了系统的考辩。他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订，无可辩驳地说明：在延安会谈前的洛川会谈中，张学良曾向中共代表李克农力主“联蒋抗日”；在延安会谈中，所谓“联蒋抗日”问题虽所有论及，但并不占有多大分量；张学良并没有力劝中共“联蒋抗日”，相反倒是周恩来在劝张学良“抗日反蒋”。面对周恩来的劝说，张学良只是说明他暂时还做不到“反蒋”，但他表示，如蒋“降日”，他就“辞而另立”，已经流露出与蒋介石“离心离德”情绪，他不可能力劝中共“联蒋抗日”；在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还一度突然“决心反蒋”(23)。尽管学术界对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后是否“决心反蒋”仍然颇有争议，但是，原来关于延安会谈的叙述实际上已经被彻底地改写了。
不过，杨奎松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1937年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他以为，原来关于延安会谈的叙述，纯粹是因刘鼎等当事人“误忆错记”和“望文生义”，而为张魁堂等后来的研究者“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生吞活剥出来的东西”。因此，他主张不能轻信和依靠事后不太可靠的回忆资料，强调要重视第一手档案资料。这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这里，笔者要进一步指出，就延安会谈而言，问题并非是刘鼎等事变亲历者的回忆出现“误忆错记”，而是他们实际上是在周恩来谈话影响下重塑自身的记忆，张魁堂等人虽然引用了档案资料，但却未能进行认真的解读和考辩，因而始终难以摆脱周恩来谈话的影响，反而在周恩来谈话的影响下曲解了档案资料。
再进而言之，1937年周恩来在谈话中对于延安会谈的叙述，也不是由于其记忆错误所致，而是他出于政治需要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分析周恩来的用意，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竭尽全力地保护张学良，这一点前文已作论述，不拟重复。二是尽量避免提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决策的影响。当时许多人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共“听命”于苏共和共产国际颇多不满，而国民党更是竭力攻击中共是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傀儡”。周恩来强调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上的劝说影响了中共决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遮盖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决策的影响，以免留下惹人非议和遭人攻击的口实和把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关于12月17日周张会谈的叙述是否真实可信。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周恩来真的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的说法吗?
应该承认，对于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确实有过“军事阴谋”的说法。但是，这种看法，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19日以后才出现的。
在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时，他所了解的中共中央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都是完全肯定的，丝毫没有任何保留。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胡服(刘少奇)电，称事变为“西安起义”，誉张杨行为为“革命行动”。(24) 13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张学良电中称事变为“义举”、“西安起义”。(25) 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26) 他还明确地说：“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试想一下，17日周恩来到西安时有可能萌生出“军事阴谋”的看法吗?
在19日以后，中共中央才出现关于“军事阴谋”的说法。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该电报中开头就指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种看法完全无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片面地强调了西安事变的负面影响。对此，中共中央并未没有完全采纳，但是还是受到一定影响。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27)中，一方面仍然积极肯定西安事变，认为它是“为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指出；“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28) 这说明，中共中央在对西安事变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其扣蒋方式持有保留意见。不过，21日，毛泽东在向周恩来转发共产国际的指示时，把指示开头的一句话删掉了。因此，当时远在西安的周恩来可能并不知道中共中央的这种新看法。
在中共中央有了“军事阴谋”的说法后，即使周恩来获知这一说法，他也不可能当面把这种看法向张学良指出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的情况下，在万般无奈中毅然发动的，它实际上是被蒋介石逼出来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周恩来当面向张学良指出所谓“军事阴谋”，那么，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张学良心里会有什么感受?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无论如何都不会干出这种幼稚的蠢事。实际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向张学良传达意见时，往往都会考虑张学良的感受。譬如，12月21日，毛泽东在向周恩来转发共产国际指示时，就删掉了开头那句会引起张学良不快的话。
不难看出，周恩来用自己的语言阐释了19日后中共中央关于“军事阴谋”的说法，他刻意不提西安事变的正面意义，却着力否定和谴责事变方式(即捉蒋)，无疑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相关论著虽然已经尽力淡化周恩来谈话的谴责意味，但却进一步错误地把19日后中共中央关于“军事阴谋”的说法说成是17日周恩来当面向张学良陈述的内容。
其次，周恩来是如何分析西安事变的前途的?
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事变的前途作了较为乐观的估计。尽管中共中央在12日就高度警惕“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沪宁”，(29) 也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可能向西安方面发起进攻，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30) 但是，中共中央还是对于事变后的形势作出了相当乐观的估计。中共中央不仅期望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能够响应张杨的主张，甚至还希望南京政府大部分也能赞助事变。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31)因此，在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一度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理想化方案。此时，中共中央非但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的被扣会引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反而期望蒋介石的部下能够脱离蒋介石的控制，转移到西安方面来。试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17日，周恩来能够断言，西安事变的前途，“只有爆发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吗?
同样，《纪实》和《简史》所述周恩来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纪实》和《简史》在说辞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则大体相同的：一种前途是较好的前途，即说服蒋介石，争取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种是较坏的前途，即蒋介石拒绝谈判，就宣布蒋介石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最后把他杀了，结果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内战，便利于日本的对华侵略。这里，《纪实》和《简史》都把事变的两种前途与蒋介石的态度和对蒋介石的处置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对照前述事变之初中共对于事变后的形势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是站不住脚的。其一，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把希望寄托在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南京政府大部都站到西安方面来，丝毫没有指望说服蒋介石，相反还要采取“除蒋”方针。在这种情况下，17日周恩来怎么会把说服蒋
介石当成事变的更好的前途呢?其二，事变之初，中共一度采取“除蒋”方针，但并未意识到此举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在此认识下，周恩来怎么可能把中共力图实现的“除蒋”看成事变更坏的前途?
当然，周恩来的谈话以及《纪实》和《简史》所述内容也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随着事变后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逐渐改变了原来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日益感到局面的复杂性和危险性。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局势的两面性：一方面，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所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另一方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地方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他还明确地指出，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32) 张闻天也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33)
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事变发展有两个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34)
需要指出的是，在前述毛泽东、张闻天以及中共中央在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中，都没有明确地提到蒋介石因素对于事变前途的影响。
不难看出，周恩来谈话，实际上是基于政治宣传的考量而刻意选取和突出了19日后中共对于事变两种前途分析的一个侧面。而《纪实》和《简史》则把19日后中共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进行了某种改造，突出了蒋介石因素对于事变两种前途的影响，并把它错误地移植到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话中去。
再次，周恩来真的主张释放蒋介石，并拥护蒋介石做全国抗日领袖吗?
笔者承认，周恩来后来的确主张释放蒋介石，并拥护蒋介石做全国抗日领袖。但是，周恩来在17日还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和表示。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释蒋”和“拥蒋”不符合中共初期对于事变的应对方案。
事变之初，中共中央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理想化方案，即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消除蒋介石的政治影响，积极争取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支持和响应张杨，并争取南京政府大部分转移到西安方面来，从而实现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局面。这一方案的实质则是不想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抗日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当然更不会拥护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日领袖。
中共中央之所以设想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理想化方案，一方面是以为张杨发动事变之举能够获得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的纷纷支持和响应，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蒋介石被扣情况下把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进行切割处理，区别对待，即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消除蒋介石的政治影响，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蒋介石，但同时又尽量不与南京政府对立，争取南京政府大部分转移到西安方面来。
尽管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并不想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是，又要争取南京政府大部转移到西安方面来。为此，周恩来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的策略，即“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这一策略也获得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为了避免与南京政府在政治上的对立，中共中央在许多具体做法上煞费苦心。如13日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均不主张在西安建立名义上的政府，分别提出在西安建立抗日援绥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作为全国抗日的领导机构，张闻天则提出要争取南京正统，其用意都在于避免与南京政府对立。
在事变之初，中共中央采取了“除蒋”方针，即“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提醒张要把蒋介石押在其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并建议“紧急之时诛之为上”。(35) 中共中央12日致胡服电、红军将领15日致南京政府电，均提出了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或裁判字样。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13日载文也明确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字样。
事变之初，周恩来在保安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他无疑非常清楚地了解中共中央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设想，他也极其明白中共中央的“除蒋”方针。因此，周恩来不太可能在17日向张学良提出释放蒋介石，更不太可能表示拥护蒋做全国抗日领袖。
当然，随着事变后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全国民众和地方实力派纷纷支持和响应张杨主张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还出现了持续高涨的“拥蒋”潮流。南京政府一致强烈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未出现任何分化和转移到西安方面来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南京政府还调集大军大举向西安进逼，与西安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紧张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其决策。19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政府和西安张杨，向宁陕双方提出了双方军队停止进攻、在南京召集和平会议等四点建议。该电主张在南京召集和平会议，会议地址又选在南京，显示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的设想，转而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承认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19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前“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36) 中共中央19日通电也改称蒋介石为“先生”，(37) 由此中共中央才真正放弃了“除蒋”方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要求周恩来与张杨在六项条件基础上与蒋介石、陈诚进行谈判，并明确表示：在六项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至此，中共中央才非常明确地提出“释蒋”和“拥蒋”。(38)
第二、周恩来在17日向中共中央汇报中丝毫未谈及“释蒋”和“拥蒋”。
前面我们从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事变应变方案分析了17日周恩来不太可能提出“释蒋”和“拥蒋”，这属于间接论证。那么，周恩来还有没有提出“释蒋”和“拥蒋”的可能呢?仔细分析起来，只有两种情况下才有这种可能：一是有重大事件发生使周恩来到西安后对事变应变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在张学良提出“释蒋”和“拥蒋”后，周恩来只能尊重张学良的意愿，就对张的主张有所附和。笔者认为，在周恩来从保安到西安期间并未发生足以促使周恩来改变其原来方案的重大事件，因此，第一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是，张学良有没有提出“释蒋”和“拥蒋”则很难断定，因此，也就不能排除第二情况的存在。这样，我们就不能完全排除周恩来提出“释蒋”和“拥蒋”的可能，还必须找到周恩来未提出“释蒋”和“拥蒋”的更为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恰好，周恩来在17日与张学良会谈后随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周张会谈的情况，这为我们了解周张会谈情况提供了最权威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不妨来具体看一看周恩来的汇报。(39)
周恩来的汇报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部分。在甲部分，周恩来首先简要地报告他抵西安后的活动情况。
周恩来在汇报中有两处谈到蒋介石问题。在乙部分，周指出，张学良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介石“行最后手段”，实际上就是杀掉蒋介石。对此应作何解读?有人认为，这只是周张二人准备在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并不能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持有“除蒋”的立场。笔者则不以为然。可以看出，在会谈中，周恩来又向张学良提议在情况紧急时对蒋介石“行最后手段”，他实际上再次重申了12日毛泽东和他本人向张学良提出的“紧急之时诛之为上”的建议，而张学良也表示同意。这种“杀蒋”的计划说明周张二人已在“除蒋”方针上达成了共识。其后，在中共放弃“除蒋”方针后，无论预计事态会山现怎样的恶化，张学良和中共中央都没有再考虑过“杀蒋”，这就从反面说明了17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并未放弃“除蒋”方针。
在庚部分，周恩来指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有人认为，周恩来提出“保蒋安全”就意味着周恩来实际上放弃了此前中共的“除蒋”方针。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周恩来的提议，主要是基于策略考虑，即以蒋介石的安全为筹码，阻止或延缓南京方面的讨伐，便于西安方面集中兵力布防，分化南京政府，并推动全国局势的发展，其“除蒋”方针并未真正改变。
在丙、丁、戊三部分，周恩来汇报了他与张学良商谈了应付南京政府军事“讨伐”的部署。在乙部分，周分析了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双方目前的军事态势和计划。在丁和戊部分，周汇报了他与张学良商定西安三方的军力调动和布防情况以及应敌计划。
在己部分，周恩来首先汇报蒋鼎文被放出，持蒋介石的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西安的情况，接着汇报了他与张学良商定与宋子文等进行谈判的五项条件。从“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和“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等内容来，隐然可见中共中央以西安为全国抗日中心这一设想的痕迹。
在辛部分，周恩来谈到西北三方联合情况。他首先评估张杨部队的现状：“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亦有七八分把握”。接着，他说了自己第二天会见杨虎城的打算，并说明了杨部冯钦哉动摇情况。最后，他谈到三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联合的打算和安排：“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红军加入”。
从前述周恩来17日的电报来看，我们丝毫看不出有任何“释蒋”和“拥蒋”的蛛丝马迹，相反，我们还能隐约看到中共中央的“除蒋”方针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抗日这一设想的痕迹。要知道，“释蒋”和“拥蒋”都是对中共事变之初应对事变方案的重大调整，周恩来如果真的提出“释蒋”和“拥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向中共中央汇报中隐瞒不报。因此，我们可以不容置疑地断言，周恩来在17日并未提出“释蒋”和“拥蒋”。
毫无疑问，周恩来谈话实际上隐藏了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等一度有过“除蒋”的计划，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量。而相关论述则对周恩来谈话未加考辩，只是简单地把它照搬过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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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长江：《塞上行》，《大公报》馆1937年7月版，见《民国丛书》第3编第70卷，第312页。
② 范长江：《塞上行》，《大公报》馆1937年7月版，见《民国丛书》第3编第70卷，第312页。
③ 范长江：《塞上行》，《大公报》馆1937年7月版，见《民国丛书》第3编第70卷，第313—316页。
④ 这里省略了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叙述西安事变善后情况和中共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因非本文论述的重点，为了节省篇幅，故加以省略。
⑤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⑥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⑦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第29页。
⑧ 《张学良传》，第155页。
⑨ 《西安事变纪实》，第34页。
⑩ 《西安事变简史》，第29页。
(11)《张学良传》，第155页。
(12)《西安事变纪实》，第34—35页。
(13)《张学良传》，第156页。
(14)《西安事变筒史》，第80页。
(15)《西安事变纪实》，第145—146页。
(16)《西安事变纪实》，第150页。
(17)《张学良传》，第210—211页。
(18)《西安事变纪实》，第146页。
(19)《西安事变简史》，第80—81页。
(20)《西安事变纪实》，第146页。
(21)《西安事变简史》，第81页。
(22)《张学良传》，第211页。
(2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究竟是谁说服了谁?——关于一九三六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24)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98—99页。
(25)《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111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1页。
(27)一般认为该电发出的日期是12月19日。但据杨奎松先生考证，该电应形成于12月20日后。参见杨奎松《有关西安事变几则电报内容与时间的考辩》。
(2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l61页。
(29)《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98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第621页。
(31)《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第621页。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25页。
(33)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8页。
(34)《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165页。
(35)《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97页。
(36)《张学良年谱》(下)，第1188页。
(37)《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208页。
(38)《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238页。
(39)以下所引内容均见《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笫174-175页，不再一一注出。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