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西北政局的演变
刘俊凤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兴风作浪，国内局势陡然紧张，而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使中国社会避免了一次大的混乱，更“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①西安事变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使它在中国近现代的史册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十分丰富。西安事变对全国时局的重大影响几成定论。但在考察西安事变与发生地——西北地区的小时局(相对于全国大时局)的关系上，略显不是。本文试图从互动的角度，探讨西安事变与西北政局的演变，以就教于方家。
一、“寂静”与酝酿
——西安事变爆发前的西北政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东北，并不断制造事端，继续向中国华北和东南沿海实施侵略行径，其侵吞中国的野心日益昭然若揭于天下。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精力围剿红军，对日采取妥协。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呼吁抵制日本蚕食，组织反帝同盟、抗日救国会、义勇军等社团，投入各种救亡爱国运动中。许多学校“纷纷成立学生义勇军，声援东北将士，拿着童子军棍在操场上操练”，“痛恨日本和爱国的情感从小就深深印在脑海中”。②北平“一二九运动”更引发全国各界的声援和支持。此时的西北地区虽然较为封闭，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也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渗透到这里。
首先是报刊宣传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地区的各类报刊除关注当地时政和社会外，对日军侵略东北和进逼华北的报道成为一大重点。不惟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国民党控制和经营以及民办的报刊都较为关注事态的进展。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西京文化日报》的总编辑宋绮云在1933年就创办了边闻通讯社，每日向全国发稿一次，内容侧重报道西北地区各省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地方风土人情。③
其次是共产党的宣传、动员的影响。在陕西，“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主陕，民主空气渐浓，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全省各县教育界抗日救国会先后派代表向省政府请缨抗战，其中1932年4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西安地委的动员组织下，西安学生于民乐园听戴季陶讲话时质问“日本侵占中国，中国失去大块土地，政府为何不管?”，戴反诬“陕西学风不好”，遂发动反日驱戴斗争，一时轰动全省。④在新疆，因为盛世才的亲苏外交政策，先后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和建设的六大政策。新疆还成立了官方主导的反帝会，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
第三则是东北军驻防陕甘后抗日情绪不断高涨对西北地区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和东北军一直痛恨日本对东北的侵略，痛心于家园的离失。1935年9月东北军向陕西开进，张学良对官兵训话时，劝慰大家“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抗日，为免除抗日战争的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立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1935年9月至11月间，东北军与红军交战连连失利，损失较重，东北军中不满于不能去和日寇血战沙场，却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绪浮动起来。1936年7月，东北军中成立了有七十多人参加的“抗日同志会”的秘密组织，人员有将级、尉级军官和总部职员及东北大学秘书长、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东北中学校长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等。实际上该组织成为东北军抗日运动的中心，开展了各种抗日工作：对军官的抗日教育、东北救亡活动、东北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与共产党联系等等。⑤东北军所驻之地抗日情绪日益发展，对驻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的同情更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北的发展。
正是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北地区的酝酿和逐渐发展，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和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造了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
与此同时，日本、英国、苏联等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在西北地区积极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此后步步进逼，热河、华北、平津告急，日军图谋中国富庶地并全面侵华的战略已昭然若揭。西北地区在这一战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即占据东北的同时，控制东起察(察哈尔)绥(绥远)，西至宁(宁夏)甘(甘肃)新(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实现对中国的南北逼压之势。但由于兵力不足，对西北地区主要是“想利用蒙回藏……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技。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⑥因此，甘、宁、新均成为日本势力图谋拉拢的对象。在宁夏，驻绥蒙地区的日本特务机构经常派特务潜入宁夏进行活动，试图设立特务机关。⑦在新疆，英国怂恿和支持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日本也通过派遣间谍、利用传播媒介等方式，煽动新疆的分裂叛乱。日本早在1913年就曾派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马成龙，冒充穆斯林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以维护宗教的名义挑拨回汉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浪人村田辛在日本军队的护送下，强占沈阳清真寺，自封阿訇，在寺里设阿訇养成所，把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回族阿訇派往西北从事宗教分化活动。⑧
与日本、英国图谋分裂西北边疆的行径形成对比和对抗的，是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援助。虽然苏联的目的是为了其本国的利益，正如1936年12月9日苏联外交官斯托莫尼扬科夫表示：“苏联关心新疆的中国政权，为的是不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在那里渗透。苏联在新疆的利益不过如此而已”。⑨但客观上，苏联的援助遏制了日本和英国势力在新疆的渗透和发展。集中于中国西北边疆的外国势力处于暂时的制衡状态，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北边疆局势的相对稳定，更使西北边疆潜伏着危机。
相对于这种外部局势，西北地区内部状况更为复杂。
首先，西北各省多地处边疆，不仅经济落后，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因政府民族政策多变，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各异，与内地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有限，加之交通不便，政令迟滞，蒙藏青新之民，几与内地不相往来”，⑩国内外变革风气传播缓慢。另一方面，中央政权既然对西北地区鞭长莫及，“几同化外”，那么地方各派势力的潜滋暗长，也就在所难免。“年来盛(世才)马(仲英)之争，南疆之变，纠纷不已，不知有中央，而中央对盛马亦无如之何。青海宁夏，虽回族领袖，服从中央，而军民只知领袖，不知中央。”(11)这些势力偏居一隅，无力逐鹿中原，却深植于地方、重视维护对地方控制权，十分警惕他人染指。因此在国内外重大问题面前，维护地方控制权是其做出各种抉择的最主要动机。
其次，西北虽边远闭塞，却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的资源，颇有开发的潜力。近代以来，西北边疆更是一直处于列强的觊觎之下。从左宗棠呼吁新疆建省和开发边疆，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的西北开发构想，到南京政府的西北开发计划及实施。中央政府深感西北边疆国土资源及边防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如前所述，“九一八”后，西北更成为中日对峙争夺的一个焦点。为防范日本的渗透和策动，国民党政府意欲实现对西北地区的中央控制。为此，一方面通过拉拢西北各省军阀，承认并委以地方政府主席或掌管军务等职，伺机以中央大员取代。宁夏，马福祥病故后，国民政府于1932年任命其子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指挥第十五路军又兼任陆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青海，1930年马麟病死，其子马步芳虽任省府委员，实际却继续控制青海。甘肃，1931年以来邵力子、朱绍良先后任省政府主席，但境内军队林立，陕军、宁军、青军、甘军、川军，地方军权干政时有发生。邵、朱二人仅为甘肃的“安定”理政。陕西，1931年一1933年4月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及潼关行营主任，1933年5月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指挥第十七路军。新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控制新疆失败后，盛世才任职边防督办，控制新疆军政大权，省政府主席不过虚职。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以平叛、剿共为名，派出中央军伺机进驻西北各省。如三十年代初，胡宗南部进驻天水，企图以兰州为中心，乘机牵制西北四马(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凉州马步青，青海马步芳)。
第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向西突围的中央红军于1936年6月形成了打通国际路线接近苏联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宁夏绥远西线，一是甘、凉、肃州这一条路。(12)此后中央红军也做出了一系列努力，这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带来压力。随着一支纪律严明、颇有战斗力的中央红军的进驻，一个有极强生命力的政治力量也进入了西北地区。
一时间，因封闭而咯显静寂的西北，却在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成为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地区。面对复杂局面，西北各地方实力派摇摆不定，蓄势观望，这又给西北地区政局现状和发展赋予了独特性。
在新疆，盛世才推行“亲苏”的外交政策，同时极力排斥南京政府的控制，更在1936年7月19日，以个人名义发出七项救国纲领的通电，公开表明了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其授意下，反帝会也在报纸和纪念节日的宣传中，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13)
在甘、宁、青，西北回族军阀(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以下简称诸马)与国民党中央政权在30年代初一直处于控制与反控制中。但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基于反共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以及国民政府在解决回汉民族问题上有赖于诸马的威望，同时诸马又依赖于中央的经济资助，双方进入了相互利用、相互争斗的阶段。(14)出于这一关系，马鸿逵背靠国民政府一面压制红军主力北上，一面款待进入宁夏的日本特务，另一方面又对违反禁令将日本特务带入宁夏的售票员和司机暴尸，以示对日不满。(15)
在陕西，一度主政并指挥十七路军的杨虎城为保存和扩大地方实力服从于南京政府，同时由于有意在西北发展却屡受蒋介石的阻挠，不满于蒋介石对其的不信任和名为剿共实为消耗之举的军令，与蒋存在矛盾，加之早年就与中共发生联系，军中进步人士较多，故在与红军对峙中也达成协定以避内战消耗。(16)当然杨虎城主政陕西期间，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民主气氛浓厚，特别是为民族大义敢于担纲行兵谏，与一般的地方军阀又有本质上的区别。
诚然，在国内局势吃紧，国共双方角逐正酣，日寇图谋西北边疆的局势下，西北地方军阀的这种态度，确有保全实力伺机而动的意图，但在客观上却导致西北各种力量相互制动，从而维持了政局的“安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西北诸实力派抵制外国势力特别是日寇分化阴谋的耐受力，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事变爆发后西北各势力转向合作继而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
在西北时局中，还有一种政治联盟——西北三位一体的形成是事变得以爆发的重要条件。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和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驻军陕西，南京政府方面原意是希望张、杨联手，对红军进行彻底的剿杀。但在日军侵华形势严峻、全国抗日救亡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张学良一面悲愤于家乡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一面苦闷于与红军交战损兵折将损失较大。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反围剿斗争和坚苦卓绝的长征考验和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危机和对西北形势的认识，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积极争取与张、杨联合抗日，并积极展开统战工作。杨虎城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力主抗日救国，积极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加之早年就在军队中接纳中共党员，对中共的抗日反蒋政策颇多认同。正是基于抗日的共同目的，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三方相互联系和会谈，逐渐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共识。1936年4月杨虎城与中共正式确立了合作抗日的关系，（17）与此同时，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在延安会谈上也达成了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的共识。(18)此后不久，洛川三方会谈结果表明了中央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就西北地区各省战略地位看，陕西是西北的桥头堡，是进入西北的咽喉，宁夏、青海为西北中间地带，新疆则为边陲前沿。这种抗日政治军事联盟的形成，首先表明在西北门户实现了军政实力联盟。张学良在1936年8月派栗又文、车向忱去新疆，与盛世才商谈抗日和打通与苏联的关系问题，盛表示赞成并希望西北各省一致合作，(19)陕、甘、新三省在抗日问题上达成共识。加之宁、青回族军阀也对日本采取不合作态度，都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增强了停止内耗转向抗日的想法和信心。是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以军人所特有的方式——兵谏发动了逼蒋抗日的事变，对此中共也深感意外，但此前西北政局中三位一体政治军事联盟业已彰显张杨发动事变以谋消弭内战促成抗日大局的政治取向。
综上所述，如果以西安事变为同心圆的原点，三位一体联盟是直接作用于事变的第一层，西北地方实力派则构成第二层，其外则是南京政府中央力量和西北以外各地方实力派，最外层则是苏联、日本等外国势力。正是西北地区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为西安事变的突发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小时局环境，此后也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缓冲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西北政局
基于西安事变爆发前的西北政局状况，在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后，不惟西北地区的地方势力大为震惊，中共方面亦深感意外。但在震惊之下短暂的寂静后，各方纷纷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尽管事出突然，中共方面第一反应是杀蒋，但此议并未成行，毛泽东等人十分敏锐的看到这一事变可能成为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契机，也可能成为更大混乱的肇端，并迅速做出逼蒋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前往西安斡旋。张杨此时也恪守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协议，发出通电告示天下，并邀请各方代表商谈解决办法。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表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多方工作，力促和平解决，对事变圆满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举不仅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内战，也避免了外国势力的乘虚而入，更成功地实现了中共在西北地区及全国政局中政治角色的转换，一举扭转了极为微弱的政治地位和极其危险的军事环境。
与此同时，西北地方实力派们对事变的爆发却表现出几乎一致的静默和观望。宁夏马鸿逵收到张杨邀请后，担心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不敢前往，又担心张杨得势后，自己日子难过，因此事变后数日未敢表明态度。直到12月16日南京正式发布讨伐令，马鸿逵才倒填日期，通电主张“讨伐”张杨。(20)青海马步芳在事变爆发当天就联合国民党特派员李天民等人，以省府委员的名义向南京发电表示“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并在后方愿作讨伐军的侧应。”先表明青海与事变毫无瓜葛，免于事后南京方面以此为把柄制裁。但自知不是蒋的嫡系，实际采取观望态度和两面手法。一方面嘱咐魏敷泽通知其胞弟魏敷濂(时任张学良派驻青海的咨议)速由西宁返回西安，致电何应钦“已将张学良驻青代表驱逐出境”。一方面又对张学良派驻西宁的新闻检查所代主席刘天鸣说：“你即日赴陕，向总部报告，我们服从张副司令指挥”，在刘离开青海后，又电告何应钦“西宁新闻检查所即日查封，张学良所派该所人员，派警逮捕时已行潜逃”。(21)新疆的盛世才在事变前反日反蒋态度明确，并在事变前曾对张学良派来的代表表达了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此问题上合作，各界均认为盛世才会支持张杨。《新疆日报》也连夜准备排版盛赞文稿，却被盛世才制止，原来是盛世才在苏联领事馆了解到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否定态度。(22)因此，盛世才出于对苏联援助的需求和事前对张学良的答复，同宁青马氏军阀一样决定静观事态发展。
西北地区实力派与事变前所持态度和出发点大体一致，从客观上延缓了一场可能引发的战争，为促成政治解决争取了时间。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内部纷争不已，讨伐之声日涨，苏日之间相互指责，抨击事变，(23)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西北实力派此时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场博弈中的天平。如果西北各实力派在事变后表示反对张杨，势必与南京主伐派形成合力，重压之下，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可能会与南京中央军对峙，并以先发制人的态势首先解决西北各实力派；如果西北务实力派在事变中支持张杨，形成西北一体局面，面对南京方面的讨伐势必难免。无论何如，内战无法避免，西北将首先成为战场，同时，极为关注此事变的苏、日两国，一旦中国内战爆发，可能会为争夺控制中国西北边疆而出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惟西北地方实力派会受到损失，抗日战线中的各种力量都会在这场内战中削弱。这也与张杨两位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背道而驰，中华民族的危机将进一步深重。有学者认为，在西安事变中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可分坚决反对武力讨伐、反对内战暗中支持张杨和主张讨伐三类。 (但其中把新疆盛世才的态度归为第三类，西北地区其余的地方实力派并没有论及。)(24)实际上，西北地方实力派是不愿内战在西北发生的。作为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层外围力量，暂时观望持中，既不给主张讨伐派以东西夹击的形势，又不和“三位一体”联合形成西北与中央分立的局面，恰恰成为南京政府和西北以外各实力派、外国势力(第三、四层)向事变中心施加压力的缓冲带。这无疑为主张和平解决的各方磋商和斡旋争取了有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三、历史的转折
——西安事变后的西北政局
西安事变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又以和平方式解决，不仅扭转了全国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西北地区政局的走向，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北和西南成为民族复兴和民主政治的大后方。
首先，正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原来在西北地区的两大政治军事对峙力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走向合作，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先后赶赴抗日前线。由于各方角逐西北的局面暂时停止，威胁之虞得以解除，西北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态度趋于稳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抗日力量逐渐居于西北地区主导地位。西北诸马在事变前就因附和南京政府而对日本的拉拢和分化采取“不合作、不得罪”的态度，在西北内争局势缓和下，回族军阀们的对日态度趋于强硬。如1937年底，日本先是派一名被收买的阿訇前往宁夏游说，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关系说服马鸿逵与日本合作，结果未至宁夏就被阻止，又派特务坂垣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拒绝并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25)同样，1937—1938年日本也曾试图与马步芳建立盟约，遭到拒绝。日本外交部分析认为：马对于日本携手联合不会有太多热心……。(26)马步芳本人也说到：“伪满和外蒙，都是受了敌人的离间而分裂起来，但他们所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无非是替人作傀儡，以苟延其残喘而已。况且倭寇多少年来，处心积虑，要分裂我们，使各民族自相背叛，他好从中渔利；便是对他反侧，他也可以各个击破。”(27)马鸿宾向广大西北将士发出了要“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卫国土，尽职尽责。在战场上要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激励之言，(28)表明了西北地方实力派已认识到日本的阴谋和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才能真正保全自己。新疆的盛世才在西安事变后，不但同意中共红军西路军入新，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还主动请中共选派干部帮助他的政府工作。继续推行“六大政策”，保障新疆充分发挥国际交通线的作用，成为苏联和美国援华物资主要运输线。(29)同时，具有极强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回族大阿訇马良骏也在新疆第三次支援抗日大会上说：“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日，我虽然是一个将七十岁的老朽，但我愿意率领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30)
其次，随着抗日形势日益发展，延安成为西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民主的领导中心。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抓住契机，推动事变和平解决，摆脱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困境，中国共产党以西北为根据地，迎来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发展时期。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初步达成协议，国内和平得以实现。1937年5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就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系统论述了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明确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 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31)中共将抗日与民主结合起来，并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抗日人民民主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1938年改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积极开展边区政治民主建设，不仅给边区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也给边区以外的广大西北民众甚至全中国人民勾勒了民主政治生活的模范样本。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治气氛和宽容的科学文化政策也吸引了全国许多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作家和技术专家以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不畏艰难险阻来到延安。陕甘宁边区为全国人民展现了一个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最后，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战大后方，不仅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持抗战，更把建设西北与服务抗战结合起来。(3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西北地区在国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逐渐为国人所认识。国民政府在各方呼吁下也着手制定和实施西北开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西北政局稳定，抗日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西北开发建设在各方面合力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和长期战争的战略支撑点。
随着日军侵略自东南沿海推进，国民政府决定政府迁移，同时为保全工业的有生力量和文化资源，将东部工厂、高校西迁。从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正式决定工厂内迁，其中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到1940年6月底，仅迁入陕西的工厂即有44家。内迁工厂也在原有基础上落脚西北，继续发展并带动西北的工业体系形成，保障生产，供给抗战。平津地区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也于1937年9月内迁陕西，在战火中保障高校师生的安全和学习。
大量的难民涌入西部地区，流入西北的人口，大部分涌向城市，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城市，如西安、宝鸡、天水、兰州等；还有一部分进入垦区。统计资料显示，1931年陕西的人口为897万余人，1939年即增至1010万余人；从1928年到1947年，青海的人口从36.8万人增至134.6万人；新疆则由255.2万人，增至404.7万人。西北地区开办垦区以解决难民生活问题，以黄龙垦区办得最为成功，一度收容难民达5万多人，垦荒33万余亩；宁夏于1942年接收河南难民1500余人垦荒；新疆在1944年曾招募难民1万人入境垦荒。
抗战中除有效地负担起供养东部内迁人口之外，西北各民族民众还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直接支援了抗战。在陕西，全国抗战8年中所提供的兵员就达115万余人，按全省人口计则不到9人中就有1人出征。而仅1939—1941年陕西所应征的军用民夫亦达73万余人。至于其他物力、财力，如车辆、牲畜、马秣、燃料、公债、飞机、捐慰劳金、慰劳品，数字都相当庞大。在新疆，“七七”事变后，在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一切为着抗日的胜利”和“有钱出钱”的口号下，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募捐运动。其中，迪化裕丰隆商号拍卖三天货物，货款全部捐作抗日经费。1939年8月，后援会以152万(法币)购买10架战斗机贡献国家，命名为“新疆号”。据统计，自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全疆各族人民共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余元。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加大对西北地区建设资金投入下，西北各省也加快了交通建设，实现近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和农业经济的逐渐复兴。(33)事变后，西北的经济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爱国主义使西北各派政治力量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确立了西北在全国抗日大局中的突出地位，使得西北地区这一阶段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推动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使西北地区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各民族获得共同发展、地区的经济承载能力得到提升。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西北地区基本赶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
四、小结
——西北政局演变的历史意义
纵观西安事变前后西北地区政局的演变，表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一)西安事变前的西北政局有较强的封闭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从全局上看，它是相对落后的，但却为西安事变能够在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爆发提供了可能性。
长期以来，由于西北地区地处边远、几同化外，加之民族和历史的原因，西北地区的地方势力得以滋长和壮大，在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上，中央势力往往鞭长莫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断加强，中央和西北地区仍是貌合神离，地方势力独霸一方，所受约束极为有限，独立性较大。由于西北地方派们并无实力向西北以外扩张或者实现西北军政大整合(实际上，中央政府也是极力防止西北势力大整合的，如陕西的杨虎城就曾向蒋介石表示过其“大西北”的构想，却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和警惕)，国民政府对西北地方派们也就笼络多于武力逼压。西北地方派们也对中央的渗透多有警惕，暗中拒斥，以谋求自保。西北地区政局也就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相对分立，地方与地方之间相安无事的自立局面。正因为有此种政治环境，从而一方面让中央红军和东北军相继进入西北地区后，很快能与西北地方实力派在“互不侵犯”的原则上达成“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对于西北地区控制不力的担忧，最终为西安事变能够在西北爆发提供可能性。
(二)西北地方实力派具有抵制外来势力特别是外国势力渗透和入侵的传统。在事变期间它的保守性就转化为安定边疆，免于外国势力乘虚、乘乱而入的有利条件，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时空环境。
长期以来，由于地处内陆，社会封闭，加之交通极为不便，对外交流极少，土生土长的西北地方实力派具有强烈的自保意识和抵制外来势力的传统。它们对内坚守各自势力范围，对外处处抵制中央势力的渗透，更时时警惕外国势力的分化渗透。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地方实力派不谋而合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就是这一传统的集中体现。它们在主观上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担心自有势力被削弱，担忧西北遍燃战火引火上身，因此按兵不动，蓄势观望；但在客观上却在各方剑拔弩张中形成了一个类似“凝动”的小外围，不自觉地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一定支持。作者无意拔高西北地方实力派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是这种谨慎观望的态度在当时确实维持了边疆的安定和西北地区的安定，为和平解决事变创造了有利的时空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正验证了社会发展是各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合力使然，某些消极因素在特定时期可能转换成为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有利条件。
(三)从西北地区政局演变的走向看，符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正如前文所述，西安事变使西北地区政局从封闭保守下的松散分立状态，逐渐走向了民族团结、固边御侮、积极推动地方开发建设、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道路上。毋庸置疑，西安事变正是实现一转变的重大历史契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② 冰心、巴金等著《抗战纪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第14页。
③ 张岂之、史念海、郭琦主编，李振民著《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197页。
④ 《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笫185页。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第64页。
⑥ 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载《傅作义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⑦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第五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5页。
⑧ 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⑨ 《苏联外交文件》，载《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9页。
⑩ 《<西北研究>创刊词》，《西北研究》(北平)创刊号，1931年11月，第1—2页。
(11) 马鹤天：《开发西北与中国之前途》，《西北问题季刊》(上海)第l卷第3期，1935年5月，第17—18页。
(12) 《关于打通苏联的道路及其时机问题》1936年6月29日，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甘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3)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杜，2004年版，第426页。
(14) 刘进著：《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5页。
(15) 陈育宁《宁夏通史》近现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第184页。
(16) 张岂之、史念海、郭琦主编，李振民著《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197页。
(17) 张天社《杨虎城与中共关系述论》，载李云峰等著《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银河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8) 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载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5—66页。
(19) 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页。
(20) 宁夏自治区政协资料组：《马鸿逵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21)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第335页。
(22) 申伯纯《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的经过》，载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5—66页。
(23) 李云峰，叶扬兵：《西安事变中苏联和日本态度之比较》，载《文博》，1997年第1期。
(24) 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25)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94年版，第425页。
(26) [墨]利尔·亨斯博格著，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193l—1949》，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27) 《马主席对省垣各中小学全体教职员学生训词》。《青海省政府公报》，第69期，1938年7月，第90页。
(28) 王五典《国民党八十一军绥西抗战回忆》，载《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29) 苏联援华物资通过迪伊(迪化—伊宁)和迪哈(迪化—哈密)公路，伊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五个航空站输入中国。美国援华物资通过印中(印度—中国新疆)驿运线进入中国，转运至内地。参阅陈慧生、陈超著《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2页。
(30) 朱扬桂、高新生：《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31)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32) 本节参阅李云峰、刘俊凤《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第75页。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1期，第83页。刘俊凤《抗日战争中西北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9页。
(33) 李云峰、曹敏《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