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与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打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金钥匙
雷云峰
在隆重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中共中央在那段民族危难中的历史，追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的卓著功勋，缅怀中共中央在促成与解决这一事变艰巨历程中付出的心血、代价与贡献，令人神往和尊崇。
70多年前，中华神州大地面临民族危难，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后，进而侵犯江南，侵占华北，图谋独霸全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张、杨两将军痛感“国权凌夷，疆土日蹙”，对蒋介石一味不抵抗、并再三迫令他俩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异常愤慨。他们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毅然举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中国，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中共中央协调，张、杨两将军与各方共同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主张。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回顾这段光辉历史，就是要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这段历史，海外学者亦与我们有共识，台湾国民党党史学会主席李云汉先生对我说：“追索西安事变发生的因缘，首应论析中共统战政策的来源与目的，以及在中共统战运用下，张、杨在西安事变前与中共之间的秘密关系”。①我俩交流得融洽、和谐、亲切、回顾如昨。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后的今天，回眸这段史实，无疑是有教益的。
一
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的英明决策。从1935年12月至1936年12月，毛泽东四次致信杨虎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显出了卓越的才能。
1935年10月，红军刚到陕北，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争取张、杨停止“剿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京十七路军党史办工作期间，汪锋向我回忆说：“这年11月，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让贾拓夫通知刚刚从瓦窑堡狱中释放出来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立即到富县套通塬东村谈工作，要我到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实现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泽东向我详细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说，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与杂牌军之间有深刻的矛盾，蒋让张、杨‘剿共’是为了达到一箭双雕、两败俱伤、渔人得利的目的。东北军有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十七路军也有扩大实力，控制地盘的设想，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抗日思想。特别是他们在‘围剿’红军遭到沉重打击之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撤销了他们一些部队的番号，减发他们的军响。因此，现实逼着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杨、张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可能的”。毛泽东与汪锋谈话之后，周恩来又对汪锋作了不少指示。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等人写了信，在三封信中都恳切地表示，我们党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之大计”。给杨虎城的信中还说：“……倘俱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②
汪锋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西安，向杨转达中共的主张，使杨的政治认识得到提高。1936年2月，首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协定。
1936年秋，中共再度提出合作，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毛泽东又于是年8月13日派他的机要秘书张文彬带着他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随同叶剑英(做东北军工作)、潘汉年(去南京做国民党的工作)、汪锋(做十七路军党的工作)等到西安,表示希望“双方关系更臻融洽”并向杨虎城提出四点要求：(一)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二)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系；(三)十七路军向红军经常提供军事情报；(四)十七路军向红军输送物资。这些都得到杨虎城的同意。还向杨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来曾视先生为敌，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的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稍变自己之方针。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希望“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③”张文彬到达西安后，杨虎城委以上校参议要职，表明尊重与合作意向。后来张文彬就成为中共中央常驻十七路军代表。④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又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杨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并祈其对苏区资助十万元的经费。⑤与此同时，北方局派王世英、申伯纯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后也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从各方面争取与杨联合抗日。
上层合作沟通后，地方民团与中共游击队仍时有磨擦。为了消除误会，1936年9月3日，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第三封信。此信通过杨部孙蔚如亲转，商定：“自即日起双方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并允许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进行。”“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此后，作为中共常驻十七路军代表的张文彬与杨虎城拟定了双方合作的关系细则。规定：消除一切敌对行为，互不侵犯，发生纠纷由双方蹉商解决；交换情报，遇有军事行动事先互通消息；由十七路军负责制止一些地方民团的反动活动，不得破坏革命组织；保证群众的自由通商及双方地区的贸易往来等等。这些细则使双方的合作更为密切和具体。
这时，杨对中共与张学良的合作已有所闻，即主动提出举行中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方会谈。以便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推动西北的抗日运动。这表明了杨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衷心拥护，使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杨旗帜鲜明地站到了中华民族利益而联合抗日的阵营里，极大促进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36年11月28日，西安各界人士在革命公园举行万人庆祝大会，隆重纪念杨虎城与李虎臣、卫定一坚守西安击败军阀刘镇华围城10周年。张学良闻讯率东北军部分官兵参加，与十七路军官兵并肩一起。杨在大会上庄严发表《告民众书》，当西安大会的盛况传到保安后，毛泽东听了非常兴奋，于12月5日第四次致书杨虎城。信曰：“虎城主任总指挥阁下：则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10年革命大志，快活如云。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定感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此矣。”
随后，毛泽东又向杨提出了四件事与之蹉商：
第一，抗日大计。“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大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此事多仗大力出面翰旋。”提出，蒋介石的基本国策是：对外力求妥协，对内仍然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近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并详细地向杨讲述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略。
第二，军需紧急。毛向杨讲述：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目前方针：坚决保卫苏区，有进犯者决消灭之。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得补充。”“拟向兄处暂借30万元，除以10万元请兄处购买弹药外，20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请分批拨向部队。”保证所借款额定在1937年3月偿还，决不失言。同时，红军向十七路军“另备有轻机关枪100挺奉赠。”
第三，两军行动。毛向杨讲明，中央红军现已和红二、四方面军会合。“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中央红军在未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红军与十七路军的行动务求协助。”
第四，通讯联络。商定：“从12月12日起，重要机密均须经电报商谈，”“此通信交通之亟宜创设或整理。”同时，红军将对甘泉、延安通向中央苏区的交通要道，影响交通的事端，通力排除干扰，加强红军与十七路军间互相往来。
信中的四项大计，杨虎城决定逐一实现。直至西安事变前夕，杨向他的秘书王菊人念叨为红军筹措30万元借款事宜。”⑥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争取杨虎城与十七路军的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二
在大力争取与杨虎城联合抗日的同时，中共采取了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了这一工作。1936年1月，他起草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2月25日和3月4日两次派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先后与王以哲(东北军67军军长)、张学良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加强双方联络等口头协议。
1936年3月27日，毛泽东在石楼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赴延安与张学良会晤。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联名致电张学良、王以哲，通知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了会谈讨论的几个问题。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后，双方增进了了解。周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对法西斯的批判，坚定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的“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的主张”使中共更有信心逼蒋抗日。张学良向周恩来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南京与陕北之间的往来，西安是必经之路。张学良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更加放手的联共抗日，”使会谈得以顺利进行。9月18日，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至此，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收到了重要成效。
1936年秋冬，国内政治形势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急骤变化关头，中共中央以灵活的政治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在军事上，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蒋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所以他将与中共的联络置于极端秘密的状态，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曾与闻。同时，加紧进攻红军。他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联共活动已有察觉，怀恨在心。为此于10月、12月两次亲到西安督战，决定先解决张杨，而后歼灭红军。
反共必降日，抗日必联共。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政策。而蒋要实行又抗日又反共的国策必然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使千千万万爱国志土仁人不能不变成蒋的对立面。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之前3个月致书蒋介石时就预见到：“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自处耶？”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蒋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将领联名致书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警告蒋：“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三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从洛阳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住临潼华清池五间厅内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最后通牒： (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苦谏”，反遭蒋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这时，有人向张学良建议采取非常行动，张未表可否。适逢西北特支决定在“一二九”周年这天发动大规模举行学生爱国请愿活动，用下层推动上层，促使张学良飞车赶到霸桥，向学生爱国志愿者的群众队伍作出了“我同情你们，并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一定实现你们的要求。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⑦的应急表态。在张学良恳切劝说下，学生爱国请愿者从西安霸桥回了城，后来张学良去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了，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这是1989年6月1日张学良89岁大寿时向从美国看他的王冀教授说的。他还说：“今于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这样促成了张、杨在两天以后的爱国义举。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因为事变的发动，张、杨对外是严格保密的，中共事先“并未与闻”。捉蒋之后，张、杨的下一步棋如何走?随即电告中共方面征询意见。此讯当夜传到保安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深为惊讶”。毛泽东即让人通知在他的窑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事态突然，只能是先交换看法，待情况弄清后才能作出决断。会议直开到十三日中午，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按。”周恩来等先到延安，17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
在13日的会议上，张闻天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统一战线的方向。”周恩来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的主张。
从接到张、杨来电的12日夜到19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段前后变化的过程，主要议题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多数人主张“除蒋”、“审蒋”，反映在当初的公开文件即12月15日《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个电文公布不久，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周恩来赴西安后争取和平努力的尝试，迅速改变了原不成熟的方针。在12月18日中共方面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开始有所表示，及至12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调解事变的比以前更稳妥的最终决策。
张闻天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出前瞻性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可能发展的前途。此推测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⑧
毛泽东更明确地说：“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设想：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与会者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变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作结论时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十七日，周恩来到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当夜致电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他了解6天来国内局势发展及国内外的反应，得知局势复杂，他认为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若要保证蒋的安全，可达到一箭双雕之效，如果南京挑起内战，蒋的安全无望。既可以利用蒋与何应钦的矛盾逼蒋抗日，又可以借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讨论制定了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 “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四
毛泽东在19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12月1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份，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20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21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22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勇敢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谈判从23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12月25日同意蒋离开西安。他事前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3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西安事变的力量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又前瞻性地指出：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还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和群众作报告，统一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解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如毛泽东在给红军大学师生做报告时说，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上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寇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毛驴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叫又联合又斗争”。⑨
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使西安事变的结局完全按照中国共产党预料的方向发展，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的伟大转折点，真是“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⑩
1937年3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11)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2)百年来曾未有过的全国对外抗战实现了。毛泽东高度评价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意义，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1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就是要认真总结中共中央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高全党、全社会对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统战工作，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① 1997年，在“七七”事变50周年纪念日的国际会议上，我和李云汉先生交谈。
② 《西安事变资料集》2—6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39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39页。
⑤ 杨丞英：《毛泽东给杨虎城第三次致书的调查》，陕西省政协资料室存。
⑥ 《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105页。
⑦ 《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⑧ 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198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⑨ 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1979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⑩ 叶剑英1979年4月12日重游《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他的旧居。
(11) 永恒的怀念1997年1月19日《南方日报》
(12) 《毛泽东选集》1037页。
(13) 《毛泽东选集》33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