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华侨在政治上的贡献
李云峰 王 杉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妄图置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境地。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奋起反击，以无畏的勇气和特殊精神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斗争。1100万海外华侨虽与祖国相隔万水千山，不仅踊跃回国参战，从经济上给祖国以极大支持，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成立各种抗日团体，坚持支援抗战
抗日战争前的华侨社会，封建思想浓厚，帮派林立，组织众多，各派势力之间为了一己的利益，长期混战不休，械斗、暗杀层出不穷。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中，在民族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广大华侨逐步化干戈为玉帛，捐弃前嫌，同仇敌忾，走向了团结和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法国巴黎、里昂等大城市华侨先后成立了巴黎中华民众抗日救国会、旅法中国救亡会、旅法华工联合总会等抗日团体，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1932年，旅英华侨成立抗日救国会；1934年又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伦敦分会；继之，工商界华侨在伦敦成立反日同盟会，学界成立反帝大同盟。1936年，旅德华侨成立华侨抗日联合会。此外，苏联、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荷兰等国也成立了华侨的抗日救亡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虽然千差万别，但均以抗日救国为最高目标。
随着日本的不断入侵，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欧洲各国华侨抗日思想也日趋发展。为统一领导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与会的有英、法、德、荷、瑞士等国的华侨代表及来宾450多人。该会的最高原则是：“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团结旅欧侨胞，保障自身利益，努力抗日救国运动，尤其促进全国上下的大团结，一致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恢复失地而战”①。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团结各派军事力量一致对外，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表示海外华侨甘愿为祖国的抗日战争贡献一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洋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组织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缅甸华侨在“筹募捐款，拥护祖国抗战”口号下，成立了拥有40万侨胞的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印尼巴达维亚、越南、菲律宾、泰国也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
南洋华侨抗日团体虽然众多，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各行其是，彼此之间不易起到相激励的作用。考虑到祖国全面抗战的开展，1938年夏，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联名写信给陈嘉庚，建议成立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总机关，以统一领导南洋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这一建议得到陈嘉庚的赞同。同年10月10日，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45个华侨团体的168名代表，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大会发表宣言，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号召南洋侨胞，“充大精诚，固大精神，宏大力量”，“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使国家得借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借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②。
芦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美洲华侨也逐步走向团结，成立了几个较大的华侨救国团体，如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芝加哥华侨救国联合会等。1939年6月，“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成立，司徒美堂任监督。“总干部”为行洪门信条，“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奉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宗旨，以“统一内容之指挥，并一战时之步骤，增加一切力量，以此力量与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兄弟姐妹同一集合”③。
当欧亚美华侨走向团结统一的时候，大洋洲、非洲华侨也携手团结起来，成立了数十个抗日救国团体。
世界各地华侨抗日团体的成立，是华侨爱国主义的初步体现。这些侨团通过自己的宣传机构，向海外华桥以及居住地政府和人民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号召广大华侨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在集中华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敌。反之，对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则是调集重兵，寸土必争，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呼吁国民党放弃“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接着，在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详细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全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广大华侨的心声，得到了海外华侨的一致拥护。
1936年2月，在菲律宾华侨工人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认为，“要挽救中国危机，必须建立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不但一切工人都要加入这条战线，所有工商学界亦应该热烈的踏进这一阵线”。他们呼吁建立举国一致的国防政府，并希望一切抗日力量“一致开到前线去”④。
1937年7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巴黎中国书报社等五大侨团，派出代表前往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馆，要求“迅速实行国共合作及其它党派之合作，动员全国兵民，一致抗敌”；同时指出，“就国家民族则言，为功为罪，亦在此一举”⑤。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华侨也积极响应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纽约著名侨领司徒美堂和陈光润号召纽约华侨要大团结，组织抗日救国阵线。他们拟定了不分党派联合抗日，反对一党专政，扫除一切卖国汉奸的政治纲领。
为促使国民党政府觉醒，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抵御外侮，各地华侨频繁致电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会议，陈述海外侨胞的抗日主张。
1936年7月，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等10多个侨团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势艰危，外侮急迫……国人希望于诸公者，惟有排除成见，开诚相见，本精诚团结之初衷，走抗日救亡之方案”⑥。1937年2月，新加坡各界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停止‘剿共’及一切内战而从事抗战，并希组织国防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给予人民出版言论集会等自由，以提高民众抗日精神”⑦。这些文电，对促使国民党猛醒，放弃反动误国方针，调整对敌政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各阶层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的联合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加入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来。消息传出，海外华侨无不欣喜。他们致电国内，希望两党同志“亲密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且表示，海外侨胞“誓与全体同胞手携手肩并肩的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⑧。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战是历史的主流，但偶尔也有阴霾出现。少数国民党顽固派不识大体，不愿进行民主改革，反而处处防范共产党，压制民众抗日运动，从而导致了军事上的消极抗战。与此同时，又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中共组织，打击倾向中共的进步归侨青年，严重削弱了抗日力量。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先后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山西西部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同时在广东对归国抗日的进步侨胞进行分化和迫害，制造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博罗队”和“惠阳队”事件，逮捕爱国归侨数十人，还暗杀了“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团长越南归侨符克。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邀起了国内外同胞的一致谴责。美国华侨致电蒋介石、林森，痛斥国民党政府“同室操戈”、“丧心病狂”，吁请严惩罪魁祸首“以正国法，以平侨愤”⑨。南洋华侨致书国内，谴责国民党政府分裂抗日阵线，尖锐指出，正是由于“十余年来，阋墙之祸”，致使“国力斫丧殆尽，至引起今日暴乱凭陵之危难”，“谁尸其咎，历史当有公判”⑩。1939年11月，缅甸《仰光日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发表署名文章，严正表示：“苟有敢破坏统一，资敌以离间挑拨之机会而甘为民族罪人者，我一千一百万华侨，当认之为不共戴天之仇，与世共弃之”(11)。正当国民党发动反共摩擦时，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陈嘉庚先后考察了重庆、延安等地，一再向国共两党领导人申明大义，谓：“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加紧，汉奸汪精卫分子一定要铲除”，两党“若不幸破裂，发生内战，南洋华侨对抗战必甚感失望”。因此希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12)。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难当头，不顾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规劝，一意孤行，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出，在海外华侨社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名义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全体参政员，并转呈国民党中央，指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径，痛斥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的民族惨案，恳请“弭止内争，加强团结”。菲律宾侨领余清箴指出：“侨胞最希望于祖国的，是希望国内团结的日益加强，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痛恶任何细小的分裂消息，希望政治进步。”(13)1008名马来亚华侨学生联名写信给国民党政府，信中说：我们是远离祖国的海外学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妥协。这封信长达100多厘米，1008名学生的亲笔签名映出了莘莘学子的拳拳赤子之心。
美洲华侨也纷纷致电林森、蒋介石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对皖南事变表示忧虑，电请中央以“抗战为重，请息国内内争”，“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务必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中国”。美国著名侨领司徒美堂代表10万美洲洪门华侨向国共两党致电，“热忱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垂危祖国之命运”，希望双方“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14)
广大华侨从祖国的前途命运出发，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行动向国民政府表达了希望祖国团结强盛的愿望，从而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企图分裂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义正辞严，怒斥其误国行径，再次呼吁国共两党及各界团结抗战，以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事实证明，海外华侨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支持者。
三、声讨民族叛徒，反对妥协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中国，在政治上则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每攻占一个地区，便大肆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例如，日本在华北先后策动蒙奸、汉奸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这些民族叛徒，不惜出卖国格人格以达到一己之私欲，其卖国求荣的罪行，不仅遭到国人的唾骂，也受到海外华侨的一致斥责。
1938年1月。全欧华侨抗联会发表声明，怒斥汉奸出卖祖国，残有余辜，并表示“本会代表欧洲华侨，一致声讨”。该会还告诫国内各界，指出日寇与汉奸是并生并存的，“只有在精诚团结之下，才能使汉奸无进身之机会；只有万分警惕之下，才能使汉奸无法售其伎俩；只有在毫无姑息之下，才能使汉奸无偷托立足之所”(15)。与此同时，旅德侨胞也以“中华民国国民与黄帝子孙的资格”，对这些无耻汉奸进行抨击，并希望全国上下一致声讨，以伸正义。1938年10月，陈嘉庚致电国内，痛斥卖国奸贼“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16)。
在声讨汉奸卖国贼的过程中，海外华侨还以更大的声势展开了反对汪精卫集团妥协投降的运动。
1938年初，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决心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国民党内部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闻风而动，大肆宣扬对日妥协。
南洋华侨首先举起了反对投降卖国的旗帜。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作为华侨参政员未能亲自参加会议，但他致电参政会，提交了自己的提案——“在敌寇未退出我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汪精卫作为大会主席读此提案时，“形容惨变，坐立不安”。最后，提案被删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得到一致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11个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无疑，这一提案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汪精卫集团甘冒天下大不韪，于1938年12月18日飞离重庆，于次日抵达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第三次近卫声明，表示愿意以“近卫三原则”为基础与日本合作。其公开叛国投敌的行径再次遭到海外华侨的一致声讨。
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南洋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讨汪运动。陈嘉庚怒斥汪精卫的投降行径是“秦桧阴谋，张昭降计”。他还致电蒋介石，愤怒地斥责汪精卫，“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国国贼”，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辑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17)。马来亚各地筹赈会、新加坡闽粤各会馆、中华总商会等侨团，也纷纷致电重庆国民党政府，请免汪职，严厉惩办，以伸国法。新、马华侨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汪宣传周”活动，数十个反汪宣传队，深入到厂矿、学校、橡校园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印发反汪传单，刷写标语，演出反汪短剧等。据统计，参加反汪宣传周的侨胞达170多万人次。槟榔屿华侨宣布开除汪精卫族籍，申请中央下令讨伐，以张国法。缅甸仰光华侨除通电、集会、游行声讨汪精卫外，还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逆的奖金。有些华侨还把汪精卫的画像贴在痰盂上，任人唾弃。
与南洋华侨掀起大规模讨汪运动同时，欧美华侨也群起响应。在欧洲，全欧华侨抗联会编印的《祖国抗日情报》，转载当时重庆《大公报》、《扫荡报》等报纸的社论，发表华侨讨汪檄文，在旅欧华侨中影响极大。在美洲，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发起举行讨汪巡游大会，游行队伍烧毁汪贼的大幅画像，以全体华侨名义致电国内外各爱国团体，共同讨伐汪逆。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也发表“诚热拥护抗战到底，铲除汉奸”的声明。加拿大、古巴等地华侨也纷纷召开讨汪集会，表示与卖国贼决裂。
澳大利亚和南非华侨也组织集会，痛斥汪精卫的叛国行为，热烈赞同国民政府通辑汪逆的举措。
海外华侨的讨汪檄文和讨汪活动，既是对卖国者进行讨伐而擂响的战鼓，也是对国民党政府中妥协派和中间派的鞭策。这对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积极作用。华侨的讨逆运动，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表现了侨胞的爱国主义热忱。
四、掀起国际援华的热潮
1．通过报刊戏剧等形式进行舆论宣传
广大爱国华侨通过报刊对祖国抗战的宣传报道，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已开始，芦沟桥事变之后形成高潮。据国民政府侨委会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侨报84种，1940年增加到128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侨报达135种，杂志达128种。
南洋各地报刊的创办，或是由侨胞捐资兴办，如马来亚槟榔屿现代报社出版的《现代日报》、《现代晚报》和《现代周刊》，以及当时在越南最具影响力的侨报《全民日报》等；或是由各团体集资兴办，如菲律宾劳联会创办的《救国导报》，华侨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动员》，越南华侨报业史上唯一由工人集资创办的进步抗日报纸《侨众报》等；或是由华侨独资兴办，如东马来亚沙捞越华侨叶瑞岩创办的《古晋新闻日刊》，刘子钦和卢义湍创办的《诗巫新闻日刊》，以及由华侨黄俊生为经济支持人，国共两党人士共同参与发起的仰光《曼德勒指南》等。
抗战期间，欧美华侨也创办了许多报刊宣传祖国的抗战。据统计，美洲华侨创办的期刊有25种之多；侨办报纸没有确切数字，主要有《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五洲公报》、《新报》等等。欧洲华侨在芦沟桥事变后也创办了《祖国抗日情报》、《抗战情报》、《救国周报》等进步报刊。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欧洲作为直接战场被德军占领，侨办刊物屡遭劫难，所剩无几。
抗战时期华侨创办的报纸和期刊，及时而全面地报道祖国抗日救亡情况，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到处出现了为祖国抗战献计出力、捐款捐物的动人景象。同时，由于比较真实地向居住地政府和人民通报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不仅消除了日本法西斯蒙蔽宣传的影响，也争取了海外国际友人和友好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演出救亡剧、演唱抗日歌曲是海外华侨开展舆论宣传的又一种方式。据统计，到1940年底，海外各地华侨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达2794个，其中南洋各种救亡戏剧团体达一千几百个，而影响较大的则是新加坡铜锣合唱团。该团演唱的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流亡三步曲》、《打回东北去》、《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中华》、《延安颂》等几十首歌曲，传遍了新、马和东南亚各地。此外，马来亚“马华蜜蜂歌剧团”，越南华侨青年组织的“国防话剧流动宣传队”，泰国华侨的“秋田剧社”，也都演出、演唱了一大批优秀的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
与南洋华侨同步，嘹亮的救亡歌声也回荡在大洋彼岸的蓝天碧水之间。《起来》、《救国军歌》、《抗日歌》等激昂的抗日歌曲飞入当地华侨和美国友人的家中，其曲悲怆凄凉，其情催人泪下，极大地感染了美国华侨和美国友人。
2．参与成立各种援华团体
华侨通过舆论宣传，揭露日军暴行，得到了居住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华侨的积极参与下，欧美各国成立了各种援华组织。
1936年初，“英国中国人民之友社”成立。英国著名教授马肯齐任该社主席，杨格夫妇、塞尔、胡培、威尔逊和英国华侨熊式一、王礼锡任干事。该社将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定为自己的任务之一。1937年，“英国援华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该团体包括自由党、保守党、共产党、劳工党等众多党派的代表，囊括广泛的社团阶层，是欧洲最大的国际援华团体之一。
法国最大的援华团体是“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由52个团体组成。中国国民党驻欧洲的海外组织、全欧华侨抗联会、巴黎书报社和中国学生会与该社联系密切。此外，还有瑞典援华会、比利时中国友谊会、荷兰中华救济会都有华侨与并共同开展抗日援华活动。
美国最大的援华团体是由华侨郑家颐和西尔多·罗斯福上校联合发起的美国援华联合会，由7个大型团体联合组成，拥有会员 400万人，在美国各地设有200多个分会。其主要活动是发动全国援华抗日宣传、募捐以及抵制对日军火运输等。联合会的行动在美国各地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还有以宣传影响美国上层乃至国会援华为目的的“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加拿大华侨与当地社会活动家、知名学者联合组织的“加拿大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古巴中国人民之友”、“中美协会”等团体。
分散于欧美各地的国际援华抗日团体，在华侨的推动下，开展了广泛的国际援华活动。1937年8月10日，“英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干事格尔丁·杨格和秘书王礼锡代表该社致函英国各报刊，指出，“不列颠帝国的舆论应该要求不列颠政府供给中国以军械”，将中国从日本“最凶险的攻击中拯救出来”。9月，该社发动大规模游行，队伍在日本驻英使馆附近高呼“撤去中国境内之日本杀人犯!”“召回你们的轰炸机”等口号。10月，英国伦敦华侨和国际友人举行了万余人的援华大示威。
“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也于1937年11月在巴黎召开有50多个团体代表参加的大会，全欧华侨抗联会派出4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宣传中国抗战，呼吁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援助中国抗日及抵制日货等项决议，并表示向“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和政府致敬!”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美国华侨及各援华团体迅速作出反应，在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日军暴行，与会者齐声呼吁美国政府贷款援华。1938年7月，以纽约市市长为首的美国61个城市市长发表宣言，严厉斥责日本侵华，愤怒地表示“吾等愿与全世界对于无情地轰炸不设防城市，共伸抗议!”并表示“愿以全力阻止此种残暴行为”。1941年5月18日至25日，美国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联合全美各地援华组织，发动了风行全美的“中国周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以纽约州州长李门为首的 14位州长和纽约市拉加第亚市长为代表的200名大中型城市市长，先后发表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共同援助中国难民(18)。这一运动是美国援华活动的最高峰。
3．开展广泛的反日国际外交活动
为促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广大华侨一方面督促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另一方面配合我驻外使节开展反日国际外交活动。
1937年11月，当九国公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时，全欧华侨抗联会、德国抗联、巴黎中国学生会、全比中国学生会等18个侨团的20多名代表，联合组成请愿团向大会请愿。请愿团与中国驻外使节相配合，遍访与会各国代表团，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向大会主席斯巴克递交法文请愿书，又以英文印本分致英美代表团，请求援华制日。
1942年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5周年纪念日，华盛顿华侨召开纪念大会，并于会后举行示威，不少国家驻美使馆人员加入游行行列。同日，旧金山举行盛大集会，该市市长与27个国家驻旧金山领事馆均派代表参加，从而使华侨纪念宣传中国抗战的大会，变成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援华活动。
这些国际外交活动，不仅鼓舞了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同时也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国难当头，海外华侨凭借一腔热血，一颗赤子之心，或毁家纾难，或大声疾呼，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倾注全力，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人们将永远铭记海外侨胞的功绩!
(本文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①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第142—143页。
②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6～57页。
③《新中华报》，1939年10月6日。
④《救国时报》1936年2月24日。
⑤《救国时报》1937年8月5日。
⑥《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
⑦《救国时报》1937年5月25日。
⑧《新华日报》1938年5月20日。
⑨《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第200～201页。
⑩《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第206～207页。
(11)《新华日报》1940年11月27日。
(12)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22页。
(13)《新中华报》1941年1月19日。
(14)《新中华报》1938年2月20日。
(15)《救国时报》1938年1月20日。
(1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81页。
(17)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69～72页。
(18)参见《新华日报》，1941年5月18日。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