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成立的前前后后
李云峰 王 杉
联合国的酝酿、发起和成立，是中国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之一，值得史学界深入研究。本文试就联合国成立的前前后后加以述论，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
和平，是千百年来人类希冀和追求的永恒主题。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和平几乎与战争并生，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史。仅在本世纪上半叶不足5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破坏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欧亚非三大洲以及80％的世界人口都被卷入到战争的浩劫中。经济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军民伤亡达9000万人以上。
然而，正义始将战胜邪恶，文明终将制服野蛮，光明终将驱散黑暗。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齐心协力共同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人类变得较前聪明起来。于是，谋求战后和平以及国际安全的要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了由美国草拟的《大西洋宪章》。该宪章规定了处理战时和战后世界问题的若干积极原则，尤其指出了解除侵略国家武装的必要性，①反映了遭受侵略一方建立战后普遍安全制度的愿望，体现了时代精神。虽然各反法西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存在差异，但对于协力抵抗侵略和谋求战后和平的认识则渐趋一致。因此，《大西洋宪章》发表后，苏联、中国、埃及、巴西、秘鲁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纷纷表示赞同。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白宫集会，签署了一项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26国承诺对于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各法西斯国家使用全部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保证“不同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②会议还提到联合国家的目标不仅是打败共同的敌人，而且要建立一个拥有“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可以说，《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尔后建立联合国的先声。此后，联合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到1945年4月25日旧金山会议开幕前，已达47个国家。
在反法西斯各国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942年三大战役(即苏德战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太平洋战场的中途岛战役、北非战场的阿拉曼战役)，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露端倪。关于战后和平和安全的呼声随之高涨。
为研讨战时合作和战后安全问题，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考虑到“中国对未来世界将有重要意义”，在美国的坚持下，苏英两国同意让中国驻莫斯科大使传秉常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宣言的签字。30日，苏美英中联合发表了《普遍安全宣言》(俗称“四强宣言”)。宣言强调，“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③这是二战时期四大盟国第一次共同宣告组建国际组织的主张，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着，为协调作战行动，并商讨战后世界安排问题，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了大战期间三大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经过协商，三国在消除战争、维护和平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宣称：“关于和平，我们确信，我们之间现存的协同一致，必将保证持久和平”，“这种和平将获得全球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④
德黑兰会议后，三大国通过行动配合，并与各反法西斯国家一起，在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霸王”计划实施、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面对新的形势，筹建国际组织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上，三国代表团签署了关于建立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案”共12章，建议新的国际组织取名为“联合国”，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会员国资格和主要机关，以及各机关的组成和职权范围等等。
美英苏会谈一结束，美英代表团即与中国代表团继续在敦巴顿橡树园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对于美英苏签署的“建议案”表示赞同，并就其中涉及的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任务提出补充意见。这些补充提议在征得苏联同意之后，于次年5月1日作为四强一致同意的提案提交旧金山会议审查。
美英苏和美英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为联合国的建立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会上签署的“建议案”，是前述莫斯科会议期间苏美英中四国发表的《普遍安全宣言》的具体化。它勾勒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奠定了联合国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法规性基石。
为尽快结束战争，规划战后世界秩序，促进联合国的成立，苏美英三大国又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战时第二次首脑会晤。会议就德黑兰会议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在谈到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时，罗斯福让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首先汇报了美国的方案。美国提议，“大国应对维护普遍和平负有特殊责任”，美国希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作出包括采取经济及军事强制手段在内的一切有关维护和平的极为重要的决定时，必须一致同意”，同时对所有成员国都要公平合理。丘吉尔当即表示赞成，并说“是否能把和平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取决于三大国的友好和协作。”斯大林同意美英两国的意见，认为“维护持久和平最为重要的条件是三大国的一致”，并提议加上中国和法国。⑤这就创立了解决安理会表决问题的“雅尔塔公式”，即五大国一致原则。
大国一致原则，也就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拥有“否决权”原则，保障了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必须一致行动。它可以阻止安理会通过任何违反宪章和国际和平利益的决议，同时对维护小国利益、实现各国的平等权利也具有实际和积极的意义。因此，这一原则就成为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的基本原则。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三国外长还就召开联合国成立暨制宪会议的细节问题进行了讨论。外长们建议会议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召开，邀请“1945年2月8日前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以及1945年3月1日前向共同敌人宣战的协同国家”参加会议。⑥
二
1945年4月25日下午，旧金山会议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市的歌剧院开幕。46个国家的282名代表以及1500多名顾问、专家、代表团秘书和其他人员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班牙解放委员会等许多政治组织以及宗教组织、妇女团体和其他团体发来了一份份呼吁书。开幕式上，与会代表收听了自华盛顿转播的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的祝词。
4月26日，在旧金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四大国首席代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先后发言，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阐述了对于新的国际安全组织以及国际和平、正义和合作的见解。在以后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几乎所有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都发表了意见。
在长达63天无间断的会议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分歧意见。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前已述及，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已取得共识，确立了大国一致原则。但当旧金山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拉美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国借口维护小国利益，竭力表示反对。对此，美英苏中四个发起国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五大国单凭它们自己是不能够采取行动的，……即使在全体一致的条件下，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决议还必须包括至少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在内”⑦，所以，不应当认为常任理事国会任意使用“否决权”来阻挠安理会的行动。
美英苏中四国关于大国一致原则的解释得到与会国家大多数的赞成。因此，旧金山会议最后还是一字未改地通过了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中所规定的安理会表决程序。
6月25日晚，旧金山会议召开第九次全体大会。《联合国宪章》得到与会各国的一致通过。26日晨起，各国代表团选派全权代表共153人，齐集美国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宪章签字仪式。各国代表分别在《联合国宪章》的五种文本上签了字。签字顺序，遵循 1942年元旦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所形成的先例，先由四邀请国 (依英文字母顺序——中国、苏联、英国、美国)，然后由法国在宪章上签字，最后才由宪章的其余参加国依字母顺序签字。当日晚，旧金山会议举行闭幕会议，五大国代表——苏联的葛罗米柯、美国的斯退丁纽斯、英国的哈里法克斯公爵、中国的顾维钧以及法国的波尔·彭古相继发言，主张维护国际主义，实现各会员国的友好、合作和团结一致。会议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后结束。此后，为纪念这一特别的日子，6月26日被定为“宪章日”。
同年10月24日，五大国和其他多数签字国都交存了批准书，《联合国宪法》正式生效。后来，10月24日被定为“联合国日”。 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
三
近代以来，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国势衰微。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非但没能灭亡中国，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各派力量的通力合作。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而英勇奋战、慷慨悲歌的精神，确实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赞扬和尊敬。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是与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同步发展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对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采取过“不干涉主义”。但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深地意识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⑧因此，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尽早打败日本，并从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中国以经济的、军事的援助，并极力帮助中国获得与美英苏平等的待遇和大国地位。
例如，1940年3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就南京汪伪政权的建立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以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941年12月下旬的英美阿卡迪亚会议上，在罗斯福的提议并坚持下，“中国与美、英、苏并列为世界四大国”。从而“使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第一次出现在反法西斯联合国家之中”。⑨次年元旦，中国作为第四个签字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事实上成为宣言的领衔签字国之一。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身份进入国际外交圈。
再如，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美国领先，英国紧跟，相继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并经过谈判达成平等新约。随英美之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法国、荷兰也陆续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并分别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虽然这些新约没有涉及到经济和文化领域，即使是政治方面的某些问题(如九龙租借地)也没有彻底解决，但百年来束缚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毕竟基本废除了，表明列强对中国主权的确认。这是“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开始”。⑩
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坚持，中国参与了《普遍安全宣言》的签署，并获得了“在重建法律与秩序，创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四国将彼此协商”的承诺。(11)这就为中国以后参与联合国会议的发起，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打下了基础。在罗斯福的努力下，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这是中国首脑战时首次与世界两大国要人会晤。会议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克服了丘吉尔的疑虑，蒋(介石)作为四巨头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12)会议确认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负的责任。紧接其后的美英苏德黑兰会议在讨论建议联合国问题时，又一次明确指出美英苏中四国应成为战后和平的四大支驻。
作为“四强”之一，中国始而被动、继而积极地参与了协商和发起创立战后普遍安全制度和建立国际合作机构的行动。其主要事实有：在1944年9、10月间美英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对美英苏“建议案”提出了三项补充意见，得到三大国的一致同意。1945年2月，苏美英雅尔塔会议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承认中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发言权。随之，中国作为四个“邀请国”之一，参与了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同年4月25日，中国派出了以宋子文为首的10人代表团(其他成员为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励、董必武、胡霖；高级顾问为施肇基)，出席旧金山会议，并与美英苏三国共同居于主导地位，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当第三次大会主席宋子文“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热烈欢迎”。(13)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中国也采取了相对独立的、积极的立场，所提多项提案都获得会议的通过，并在宪章中体现出来。在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成为在宪章上签字的第一国，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以汉字第一个签名，在场的董必武等都以全权代表资格签了名。《新华日报》指出，“国际外交与世界性公文用中文签字，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4)9月28日，中国交存了批准书，正式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必提指出，中国的大国地位虽然确立，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上，美英苏等国并没有完全把中国视为平等伙伴。例如，当开罗会议提及香港问题时，丘吉尔蛮横地表示，“不通过战争，就不能从英国夺去任何东西”。(15)在准备美英苏中四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以“自己未参加对日作战”为理由，(16)反对中国参加会谈。即使是大力提携中国的罗斯福，也背着中国政府与苏联作交易，以中国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对日作战。
尽管中国没有真正以平等身份跻身于大国之列，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支主要力量，中国不仅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争取本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而且自始至终站在维护和平、追求公正的立场之上，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了出有目共睹的贡献。
四
《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体现了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强烈愿望。
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联合国是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要工具。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的国际联盟不同。它是美英苏中四国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联合发起创立的，是建立在各会员国主权完全独立、平等的基础之上，并以维护世界和平和战后普遍安全、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为目的；它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17)要求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它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18)并首次确立了大国一致原则，保证了各主要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它不象国联盟在防止或防止侵略问题上，处于无能的境地，而是严正声明对破坏和平的行为将采取强硬措施。简言之，联合国是在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孕育出的和平与希望的产儿。
但是，也正因为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的酝酿、发起并最终建立的，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战时政治的痕迹。譬如，它依据各国在法西斯战争中贡献的大小而排定各大国的地位，反映了战时和战后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这就为居于显赫地位的美国和苏联日后奉行“实力政策”和追求世界霸权提供了某种有利条件，更为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埋下隐患。
不期然而然，曾经在战时保持团结一致的各个盟国，当消灭了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后，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逐步分化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它们之间尽管没有直接发生血与火的拼杀，但是间接的地区冲突和没有硝烟的战争却贯穿了整个50年，并有不断升级之势。两个阵营的主要大国都不约而同地利用联合国作为自己的政治论坛，操纵联全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使得联合国没有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的神圣使命。
从60年代开始，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和国际政治格局逐步由两极化向多极化的迈进，国际局势发生了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在众多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组织的宗旨和原则愈来愈获得全体进步人类的承认与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方面的友好合作，为人类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武装侵略，遏制核军备竞赛等方面，联合国也开展了较有成效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是国家，而国家却是世界上偏见最深、最受到利害关系约束的东西”。(19)因此，联合国虽然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尤其是关于普遍安全、区域战争、经济壁垒等方面。它却未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完全发挥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最大作用。不过，综观联合国50年的发展历程，其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前所述，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筹建战后和平组织和维护普遍安全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而然，由于中国国力衰微，蒋介石集团在战后又一直依附于美国，而美国则从未真正平等地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因此，蒋介石集团并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所应尽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为台湾蒋氏政权所占据，拥有巨量人口的中国大陆反而一直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是极不正常的国际现象。
当时，新中国虽然面临着被封锁、被孤立、被扼杀的严峻形势，但却以朝气蓬勃的姿态一面加紧国内建设，一面广交国际朋友，积极参加到世界大家庭中，与所有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在坚定而灵活的外交斗争中树立了崭新的国际形象。
事实上，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对中国并没有多大损害”(20)，倒是削弱了这个国际机构的力量和作用。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发挥联合国应有的作用，在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和要求下，1972年终于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人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和持久安全，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日益巨大的贡献。
(本文原载《党史博采》1995年第12期)
①C·B·克里洛夫：《联合国史料》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 10—11页。
②C·B·克里洛夫：《联合国史料》第1卷，第11页。
③郭群：《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④《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谈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5—126页。
⑤《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67—174页。
⑥《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0页。
⑦C·B·克里洛夫：《联合国史料》第1卷，第234页。
⑧《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9页。
⑨《民国外交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页。
⑩《新华日报》1943年2月11日。
(11)C·B·克里洛夫：《联合国史料》第1卷，第306页。
(12)莱曼·P·范斯莱克：《马歇尔使华·绪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13)《大众报》1945年4月30日。
(14)《新华日报》1945年6月28日。
(1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页。
(1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483页。
(17)C·B·克里洛夫：《联合国史料》第1卷，第257页。
(18)C·B·克里洛夫：《联合国史料》第1卷，第263页。
(19)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20)《新华日报》1956年第2号，第12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