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慕陶的几个问题
张军孝
张慕陶，陕西旬邑县人，生于1902年，原名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刃、禁音等，化名马云程、张渊明。1924年秋在西安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由共产党员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西安著名的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过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陕甘团区委委员，以及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长。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兼团省委书记，参与策划西北地区著名的清涧、渭华和旬邑起义。1928年，他是陕西惟一的赴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参加了了少共国际“五大”，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1929年1月到1930年初，张慕陶受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派遣，先后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书记，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30年春，因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紧接着同陈原道等大批共产党员在天津被捕，同年秋转押于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次年9月出狱后由陈原道恢复了他的党籍。不久，被中共中央北方特科派往张家口并任中共特委书记，帮助冯玉祥筹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张慕陶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是抗日同盟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共产党领导人，可惜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错误地开除了党籍。
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曾投靠过阎锡山，进行过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并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表示出与中共相对立的意见。但他始终为坚持抗日反蒋而四处奔走，还帮助营救中共被捕的同志，支援过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既未参加过托派，又未做过有损于中华民族利益的事，于1941年1月被蒋介石所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张慕陶其人基本的真正的政治面目。
一、张慕陶的反党反革命问题
张慕陶的反党和反革命问题最早是在1933年抗日同盟军时期，因他同以柯庆施为首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对抗日同盟军的策略及其进军路线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后，前委即报告河北省委，省委于1933年10月16日在《河北省关于前线工作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中指出：“前线党里面机会主义的影响非常厉害，这主要是张金印散布的种子”，“他用各种卑下的手段并在党内外进行反党工作”。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指出张慕陶同前委的分歧是反党活动。抗日同盟军彻底失败后，在1933年12月25日《河北省委关于前线工作报告的总结》(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中进一步尖锐地指出：“以张慕陶为首的右派残余分子，在这次活动中，极尽其破坏的能事。这些阶级叛徒隐藏在党的组织内，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破坏前线党的领导，直接间接地替人服务”，“使得党未能对冯玉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和坚决的及时夺取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冯玉祥的勾结日本是得到张慕陶积极的赞助与策划，他并无耻的将十足反革命的阴谋加以列宁主义的解释”。第一次把张慕陶同前委的意见分歧，上升到反革命这一对抗性的矛盾，并毫无根据地说张慕陶策划冯玉祥勾结日本。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到：“自去年察省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张慕陶、王霖等叛徒勾结革命战线新旧的逃跑分子，组织反革命右派”。决议还号召：“在这反革命右派积极的活动之下，要全党的同志们艰苦的在广大群众面前，拿出我们党正确的路线，来揭破反革命右派的无耻欺骗。”①同年9月，在《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张慕陶、王霖等叛徒为首的反革命右派，勾结杨虎城，渗入共产党内，用欺骗手段，争取共产党的下级同志，诬陷中央是官僚机关，反对中共中央。他们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勾结杨虎城，破坏革命的劳苦群众的组织与屠杀劳苦群众。我们号召西北的劳苦群众坚决地反对张慕陶等右派在西北的活动。”②这个文件不仅说张慕陶是人民的阶级敌人，而且明确地指出了张慕陶是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罪人。1935年11月26日《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在指责所谓“黄子文③、蔡子伟④为首的反革命小组”的同时，清楚地写到黄、蔡“是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
以上关于张慕陶反党、反革命问题提出的经过，而到1936年以后，张慕陶又被扣上托派、汉奸两顶帽子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样，就使得历史上张慕陶本来的政治面目长期模糊不清了。
二、张慕陶反党和反革命问题真伪
1933年抗日同盟军时期，张慕陶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关于联合冯玉祥，共同抗日反蒋的策略路线，他主张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以巩固和扩大我党与抗日同盟军的团结合作关系。而左倾机会主义者代表中共河北省委到抗日同盟军后，力主推行在冯玉祥部队中下级官兵中鼓动哗变，组织红军武装，建立北方苏维埃的左倾路线。这样，张慕陶与左倾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步加深。在抗日同盟军行军途中，左倾机会主义者以张慕陶右倾，宣布开除了他的党籍。随后前委和河北省委一致将张慕陶斥责为反党和反革命，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革命事业也是有害而无益的。张慕陶在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获悉自己被左倾机会主义者开除党籍的消息，气得卧床不起。从此，他由发泄对中共不满的牢骚，进而发展到进行反对中共的活动。1934年秋，他在山东泰山看望冯玉祥时，见到冯的副官、共产党员张公干，便对其说：“党的领导有错误，要组织起来和党斗争。”张公干当时劝张慕陶说：“左倾机会主义者开除你不一定对，你要正确对待，不能分裂党。”张慕陶拒绝了张公干的批评，回到天津不久，认识了阎锡山之弟阎锡祺，并经其介绍到山西太原给阎锡山做高级参议。1935年，阎锡山授意续汝楫组织培养反共专家的“文山读书会”，张慕陶被聘任为该会训导。同年秋，张慕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王明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而放弃了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东奔西跑，未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他欲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领导真正的中国革命。接着，张慕陶在太原四处活动，招兵买马，结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未及成立，就被中共北方地下党派王定南给搞掉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慕陶应杨虎城的邀请奔赴西安。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他积极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多数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的主张。他曾先后同周恩来、徐彬如等晤面。他见到周恩来，首先主张共产党不要放掉蒋介石，力主杀蒋，受到周恩来的斥责；其次向周恩来提出恢复自己党籍问题，又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后，张慕陶周旋于杨虎城、越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赵彦卿等人之间，提出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学良，激烈批评中共放蒋的主张“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张杨捉蒋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出卖了”等等。
1938年2月，张慕陶在临汾被民族革命大学学生冲击并束手被捕，后转押西安陕西省第一监狱。在西安关押期间，他对中共更加怨恨，曾写过一本《临汾事件的真相》的小册子，攻击共产党在临汾要置他于死地，发泄了对中共极为不满的情绪。还扬言要建立第五国际，把抗日反蒋斗争进行到底。
总之，无论怎样分析考察，张慕陶虽被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地开除了党籍，但由于他不能够正确对待组织和自己，其行为所致成的反党错误是肯定无疑的。然而他还没有走上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道路。从1924年张慕陶参加革命到1933年被开除出党的十年中，张慕陶不仅对中国革命的纲领坚信不疑，而且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惜生命、英勇奋斗。1933年他被开除党籍后，虽然犯有严重的反党错误，但在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立场，并且始终为抗日反蒋斗争而四处奔走呼号。这具体表现在：1933年冬，他同吉鸿昌、宣侠父等曾在天津组织过“反帝大同盟”，进行抗日活动；1934年春，他奔走于上海、香港、广东、广西等地，试图利用与蒋介石有裂痕的军阀，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1937年，他曾先后在太原组织过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在冀南通过与高树勋的关系，接济过冀南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从1938年2月被捕到1941年被蒋介石电令枪杀，张慕陶尽管处境困难，但他在西安以及陕南的勉县和略阳等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场合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始终没放弃他自己抗日反蒋的政治立场。然而，在1933年12月25日《河北省委关于前线工作报告的总结》中，竟作出张慕陶策划冯玉祥勾结日本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断言。尔后又称其是所谓“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劳苦群众”的“叛徒”、“反革命”等等，这不能不说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所造成的结果。事实已经证明，历史上斥责张慕陶为反革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过去不作具体分析，提出反党必是反革命的推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是极其荒唐的。
三、张慕陶的托派、汉奸问题
《聂荣臻回忆录》中曾有这样一段写道：1930年初，中央调聂到顺直省委工作时，中央的同志对聂说，“由于发现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将张慕陶调回中央”，“1993年他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工作，经柯庆施同志审查后定为托派，开除党籍”⑤。
徐彬如在《我所知道的张慕陶》一文中称：“张慕陶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时候被柯庆施开除党籍，柯庆施等骂他是托派。依我看，这个人主要是爱胡说，总把自己所反对的人称‘斯派’(即斯大林派)。至于究竟是不是托派，我没有充分的根据。”⑥
最早在报刊上称张慕陶为托派的是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1936年春，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由于遭到阎锡山的阻拦，红军回师河西后，5月10日《救国时报》第28期，在揭露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时，第一次公开称张慕陶是“山西托陈派的领袖”，是“阎锡山反共的智囊团”。同时说，“张慕陶即向国民党告密致使吉鸿昌烈士被捕被害之张慕陶”。
1936年秋，《救国时报》报道苏联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叛国案时，在揭露托洛茨基主张联日的同时，指责中国的托陈派成了为日寇服务的汉奸。10月5日、13日《救国时报》的社论和消息中，在称张慕陶是托陈派的同时又加上了一项“日寇奸细”的帽子，说张慕陶“在京津一带拿日寇的钱，替日寇作侦探，陷害爱国分子，破坏救国运动”等等。
《救国时报》自1936年5月起到1938年2月停刊，在刊登的国内通讯和专论中开列了张慕陶的一系列充当“托派汉奸”的罪状。说他“破坏张北抗战”；“提出联日倒蒋的口号”；“在天津向日寇告密，以致吉鸿昌烈士被囚被杀”；“奔走山西，鼓动反共运动，以与日寇的联合反共相呼应，做日寇侵掠的先锋”；王以哲将军“就是在张慕陶等托洛茨基匪徒的阴谋下牺牲的”；“日寇又怂恿他们着手组织所谓新共产党”；“随冀察政委会所派张自忠(天津市长)领导的正式赴日考察团东渡……直接向日本法西斯军阀请命……”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个“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在此以前，中央的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言论，都没有把托派同汉奸联系在一起。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五天，即12月4日，就在《解放》周刊第26期上发表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出现了“西安事变时，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等，极力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内战”的提法。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正式提出全党要“提高革命警觉性和加紧性和加紧反奸细反托派的工作”。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29期和30期，连载了康生的《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长篇文章，称张慕陶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侦探”，“出卖祖国的汉奸”；同时数列张慕陶充当托派汉奸的所谓罪状(依据是《救国时报》)。康生的文章未登完，1938年2月4日就发生了“临汾事件”，民族革命大学师生以托派汉奸罪名将张慕陶捉了起来。
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指出，“2月4日，托匪张慕陶恶贯满盈，在山西临汾为5000余民众所逮捕殴打，现尚在押”。决定还号召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临汾事件，“在口头上、文字上、各种会议上、报纸上，广泛宣传托匪张慕陶的卖国罪状”⑦，扩大各地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随即又于2月20日在延安举行了反托匪大会，康生出席并“报告托匪在中国之罪恶”。3月5日《新中华报》登出了《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为肃清汉奸托派宣言》，还陆续报道了各地反托派汉奸斗争的情况。《解放》、《群众》(在武汉出版)曾连续发表署名文章，在介绍苏联反对托派情况的同时，联系到国内的托派情况，并把张慕陶作为托派汉奸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和介绍。因此，凡是在我党直接领导的地区，张慕陶就成了众所周知的托匪汉奸。而在西安、武汉等地情况有所不同，曾被王明、康生的文章指责为托派汉奸的人，几乎都有过申辩和抗议，如陈独秀、罗汉、叶青、张慕陶等，或者声明自己不是托派，或者说自己不是汉奸。张慕陶本人曾于4月10日在西安出版的《抗战与文化》第9期刊出他为自己申辩的同记者的谈话。1938年5月，各地报刊反托派汉奸的文章逐渐减少。7月中旬，张慕陶在西安经李兴中、赵彦卿等人的多方活动和交涉，以无罪获释。
四、张慕陶没有参加过托派组织
(一)1930年初，中央怀疑张慕陶是托派，并将张调离顺直省委书记职务，但这一怀疑事后并未得到证实。当时怀疑的根据是什么，后来怎样审查的，尚未发现有文字材料加以说明。然而，1930年夏，立三路线推行最盛时期，中共中央却派张慕陶任中共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职务，这一重要决定，说明张慕陶当时不存在托派的问题。再则，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因张慕陶反对四中全会，参与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开除其党籍时，也只字没有提及其有托派问题。1931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张金刃的决议》中，主要说他是“接受罗章龙第二党的委派，去到顺直进行第二党的活动”，“来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党反对国际”。不久，张慕陶同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在监狱关押期间，他经同狱党员陈原道等人的说服和批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932年出狱后立即恢复了他的党籍。以上的情况说明，1930年初怀疑张慕陶是托派一事始终未能得到证实，后来不仅再没有成为问题，而且继续对其加以重用。
(二)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断言张慕陶是托派并无事实根据。当时任北方特科负责人，直接参加了1933年抗日同盟军筹划和组织工作的吴成方证明：“在北平时，张与肖明在一起，我与肖明往来多，没有发现可疑处。从北平个别参加过托派的党员中也没有听说过肖、张参加过托派。”“1932年底或1933年初，我们派张慕陶等到张家口做政治工作。张慕陶真名叫张金刃，化名是我们约定的。”“1934年刘仁静被捕，和我关在一起，一次刘对我说，这些军阀也能抗日(指抗日同盟军)，实在不能理解。刘是托派，可见托派没有插手抗日同盟军。吉鸿昌被捕，有人议论，因为吉是柯庆施直接联系的，柯说，吉鸿昌是托派。有人说，吉鸿昌知道什么是托派?!柯说：吉鸿昌背后有个张慕陶。他们去天津是搞反帝大同盟的，是托派活动。从此，张被柯戴上托派帽子。”
笔者还查阅了自1933年6月9日至8月23日，中共中央给北方代表、河北省委以及中共中央特科给北方特务工作负责人的九封指示信。信中不乏对张的指责之词，但均属于工作路线分歧引起的。因为张慕陶主张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当时不是共产党员)等人合作，坚持张北抗战，不同意上海临时中央提出的“集中我们的力量在军队中领导他们哗变，以达到我们创造红军与苏区的目的”。所以信中称张是“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右派”，“是党与革命的敌人”，并要求在党内“开展猛烈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政治上与组织上予以严格的制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和框框，到张家口组织中共前委并任书记，以取代张慕陶为书记的中共特委。加之，后来张慕陶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在抗日同盟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行军途中，被宣布开除张慕陶等5人的党籍，都是依据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办的。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中从未提到过张慕陶有托派问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事后断言张慕陶是托派，既不是中央的意见，也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因而是错误的。
(三)有一位老同志曾于1981年2月回忆说：“在草岚子监狱，张慕陶不是托派。到阎锡山那里后，组织一个新的‘中央’，还从上海来了一个有名的托派杜畏之，张慕陶从这时开始成为托派。这是1935年左右的事。”
笔者从当时的地下党员王定南、吴化之等人处了解到，1935年秋，张慕陶认为中共中央由于路线和政策的错误，丧失了隐固的革命根据地，东奔西跑，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他妄图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领导真正的中国革命。他甚至起草了《新的纲领与新的团结》、《中央领导公开变节与无产阶级新党运动》等反党文件，为其“中央”的成立作准备，不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未及成立，就被中共北方地下组织给搞掉了。
上述情况说明，张慕陶组织所谓“中央”，是出于他不能正确对待中共对他的错误处分，以及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托派组织毫不相关。至于杜畏之，确系托派，当时在太原阎锡山处活动。建国后公安机关将杜逮捕，杜在关押期间交待：1932年陈独秀等人被捕，托派组织陷于瓦解状态时，就自动脱离了托派组织。郑超麟(托派中央负责人之一)证明说：“杜畏之是托派。他去投靠阎锡山，在上海的托派中央知道后，已明令开除了他的托派党籍，并在《斗争》报上登载开除的启事。”这说明1935年活动于太原的杜畏之已经失去了同托派组织的联系，即就是托派，也不应因张慕陶这时曾同杜畏之共过事，而得出张慕陶也是托派的结论来。
(四)当年托派的领导成员证明张慕陶与托派无关。刘仁静明确表示：“张慕陶不是托派，在我印象中他是共产党的人。”郑超麟说：“我不认识张慕陶，1940年我从皖南回上海，上海的朋友告诉我，张慕陶根本与中国托派无关。他本人是否是汉奸，我们不知道。”濮清泉也证明说：“张慕陶被人骂为北方托派巨头、汉奸等等，这些谩骂是否有事实根据，连当年是托派的我也不得而知，因为上海和北方托派名单中都没有张慕陶这个名字。当年托派在陕西和山西并没有组织，个别倾向托派的人是会有的，张慕陶是否属于这一类人，也无确切的证明。张既不是托派成员，功过是非也应由他个人负责，与托派无关。”
五、张慕陶没有充当过为日寇效劳的汉奸
(一)康生等指责张慕陶为汉奸的依据多系不实之词。康生在同一篇文章(即《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中对张慕陶是怎样充当汉奸的，就有两种说法。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从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另一说法，“美国的托匪格拉斯，利用报馆的名义，一方面和日寇的侦探机关发生关系，同时担负中国托洛茨基匪帮组织的总书记，格拉斯、他的老婆以及曾经在上海的《中国论坛》做事以后叛变投身托匪的美国人伊罗生等外国侦探托匪，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叶青、刘仁静、张慕陶、杜畏之、陈其昌等老的托洛茨基匪徒和收买诱惑的几个新的败类，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的组织。”以上两种说法，一致肯定张慕陶是随着陈独秀等托派中央去充当为日寇效劳的汉奸的。但是，第一，张慕陶从来就不是托派。这不仅在康生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托派中央就发表声明否认张慕陶是托派，而且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一直未查找到其关于托派方面确凿的事实根据，前些年仍健在的原托派领导人刘仁静、郑超麟、濮清泉等又再度加以否定。张慕陶既然不是托派，又怎么会听从托派中央的指使去充当为日寇效劳的奸细呢?第二，康生文章中开列的那些托派分子，没有哪一个拿过日寇的津贴、为日寇充当侦探，当然更谈不上张慕陶随上他们一起去充当为日寇效劳的奸细了。1938年三、四月间，武汉的报刊上曾因康生的文章诬指陈独秀等以300元卖身当汉奸而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陈独秀、罗汉等人发表公开信，对康生编造事实以汉奸罪行诬陷人进行驳斥和抗议。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联名发表声援陈独秀的公开信，为陈独秀遭诬陷抱不平、做辩白。因为康生对这些反驳、抗议和质问没有给予答辩，也由于反托派汉奸的宣传很快停止了下来，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对陈独秀等以汉奸问罪，故这场争论就以陈独秀在社会舆论中的胜诉而告终。全国解放后，托派组织被破获，留在大陆的托派分子受到全面审查，从被审查的托派分子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陈独秀等托派充当日寇侦探的事实，并已经给予彻底否定。
(二)康生等列举的张慕陶充当汉奸的罪状没有一条能够证明张慕陶曾为日寇效劳，纯系无稽之谈。例一，康生说张慕陶“向侦探告密，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逮捕枪毙”。实际情况是，在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张慕陶均受国民党通缉。1934年秋，张陶经阎锡祺介绍，化名马云程投靠阎锡山，其动机之一就是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吉鸿昌匿居天津法租界内，并经常变换活动地点。指挥暗杀吉鸿昌的军统局北平站兼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在《北国锄奸》一书中提供了谋害吉鸿昌的详细过程。由于国民党不能直接进入租界捕人，所以军统特务制订了潜入租界暗杀吉鸿昌的计划。陈恭澍收买利用了与吉鸿昌有接触的旧军人郑恩普，行刺地点就是他透露给陈恭澍的。吉鸿昌被特务分子王文枪伤后，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在押解至北平军分会后，被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中。整个事件不仅与日本特务机关无任何牵连，而且张慕陶与吉鸿昌的私人交往甚密，并非冤家仇人，根本不存在出卖吉鸿昌的问题。康生等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张慕陶充当汉奸，纯是捕风捉影性的诬陷。例二，康生说“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托洛茨基匪徒极力挑拨内战，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政策，而张慕陶、徐维烈等托匪，更以挑拨煽动的阴谋、刽子手的手段，将抗日的王以哲先生杀死。”1937年2月2日，王以哲遭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应德田等枪杀。当时人们曾因张慕陶与东北军的少壮派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如何救回张学良等问题上观点相似，怀疑他插手了“二·二事件”。可是孙铭九等人始终不承认张慕陶与该事件有关。1980年公开出版的应德田写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书中声明“二·二事件”与其他人无关。他说：“有人认为，‘二·二事件’是受了托派分子的影响搞的。坦率地说，张慕陶、徐维烈、张子奇之类，在西安事变时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谈不上见过、接触过。至于托派一词，我更不知道。”“应该看到，‘二·二事件’的爆发，时间很短暂，并非经深思熟虑的研究和周密细致的计划，它是在群情激愤下激发而成的。”⑧而事实证明，“二·二事件”是东北军内部主战派同主和派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并非是他人怂恿和指使的结果。应德田说：“二·二事件”“我和孙铭九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因为我当时担任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少将政治处长、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孙铭九是少将抗日先锋队总队长、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长。许多人来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很明显是以我们为中心”，“只要我们能做主决定的计划，他们一定会依照执行”。“我们认为：不把王以哲、何柱国搞掉，东北军的意志难以统一，张学良将军回陕希望渺茫”。“于是群情激愤，集怒火于他们两人，仓卒之间，爆发了‘二·二事件’”⑨。康生的文章把怀疑当成事实加以肯定，并虚构出张慕陶为日寇效劳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等情节，是不值一驳的。例三，康生说：“张自忠率领着张慕陶等匪徒，在日本的津贴和帮助之下，以赴日考察团的名义，到东京去听受日寇的指示，以实现托匪卖国的阴谋。”在这里，康生为了攻击张慕陶，连同张自忠将军也被诬陷成了汉奸托匪。张自忠自1933年喜峰口抗日战役到1940年襄樊战役为国捐躯，是国人尽知的抗日将领，从未做过听受日寇指使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之事。1937年四、五月间，张自忠访日观光团是受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派遣，“纯粹为观光性质”。当年经手办理参观团有关事项的天津市政府第三科科长潘玉书1964年写了《张自忠访日经过记闻》⑩一文，详细记载了张自忠访日的政治背景，及其在日本访问期间同日本政府进行斗争的情况。观光团在日本是保持了民族气节的。文章介绍了观光团的组成情况和团员、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当时随行成员均系冀察政委会下属省市的官员。其中天津市政府的成员、第二十九军的旅长占了多数，冀察两省政府委员、平津两市的商会委员各一名，天津惠通公司的组长二人。观光团根本没有张慕陶。他既非冀察政委会属下的官员，又非二十九军军官，当然不会跻身其中。观光团的成员中没有张慕陶的名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另据张慕陶的妻子申云心证明，张慕陶一生没有去过日本。1937年5月，张慕陶曾携妻子前往泰山看望冯玉祥，往返半个多月。这也足以证明，康生所说张慕陶随观光团“去东京听受日寇指示”，纯属违背事实的主观臆断或者道听途说。
总而言之，张慕陶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七年多时间里，除了犯有比较严重的反对中共的错误之外，他的言论和行动不仅表明他并非汉奸，而且是一个很有骨气的抗日的爱国志士。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邮编：710062)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6—668页。
②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68页。
③黄子文，1909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光荣牺牲，为烈士。
④蔡子伟，1908年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中央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1990年7月在北京逝世。
⑤《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2页。
⑧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7页。
⑨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211页。
⑩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