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日本
孙乃伟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反应最为强烈者当属日本。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即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在占领了东北之后，又兵犯上海，侵入热河、察哈尔，继而又策动了华北五省自治及内蒙古的德王叛乱。仅仅5年时间，以虎视鲸吞之势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虽然国内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纷纷组织起来，不断给侵略者以打击，但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始终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抗日力量，致使日本侵略中国的版图越画越大，终于促发了西安事变。华清池一声枪响，不仅惊醒了蒋介石，粉碎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以猛击。面对变幻莫测的中国政局，日本军政界、新闻界、商界以及情报、调查机关都作出了一定的反应。下面仅就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有关资料略作介绍。
一、日本军政界的强硬外交与军事策应
1936年，日本在国内确立了军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准战时经济体制；在国际加强了与德国法西斯的勾结。特别是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和称雄世界的野心，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经过近半年的研讨，修订完成了《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根据这一方针、纲领，又制定了当年的作战要领，即：陆军在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海军协同陆军攻占青岛、上海并控制扬子江流域。还为此设计了由外交导致行使武力的三部曲。为实现这一军事部署，日军千方百计选择更为有利的时机。9月3日，发生了广东北海日商中野顺三被杀事件，在情况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日本外交部开始向中国发难。8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开始了先后8次、长达3个月所谓的“全面改善邦交”会谈，最后因日方坚持将共同防共、华北“自治”及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聘用日本顾问等项无理要求写入备忘录，强迫中方接受，而使谈判于12月4日宣告破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并领导的西安事变爆发。13日，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日本尚不十分有利，特别是一时还弄不清事变的原委，为慎重起见作出了静观事态之演变、避免积极行动的决议。为严密注视事态之变化，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外交机构、特务机关、新闻团体都加强了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并及时向国内报告。18日，蒋鼎文携蒋介石要求何应钦停止三日军事行动的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立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极大关注。1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邀见驻日大使许世英，谈话长达50分钟之久，对南京处置西安事变之方策至为关切。并表示：“中央政府如果以抗日容共为条件和张学良妥协，日本当会强硬反对”①。接着日本首相广田弘毅亦公开宣称：“对于西安事变，决定采取不干涉方针，倘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将断然排击②，道破了日本政府“不干涉”是有条件的，即如果国民政府对西安实行军事讨伐则不干涉，而容共必会“断然”进行干涉。21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到南京会晤张群，进一步探寻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所宣布的抗日联共政策的立场，并企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随后，川越茂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声称：“中日谈判将加速进行”③。23日，川越茂以私人身份与何应钦晤谈，表明支持何应钦的讨伐行动。29日，川越茂又拜访孔祥熙，了解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的情况。31日，川越大使结束了南京的游说之行返回上海，至1937年4月卸任回国。
在实施强硬外交的同时，日本军界也采取了积极的策应行动。13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乘军舰出云号到上海加强海上军备。14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明确指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又说：“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因此，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④。在这里日本将其侵略行径说成是“自卫”，将其扩大侵略的原因，说成是“对日空气之恶化”。进一步表明日本绝不会放弃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当何应钦对西安采取军事讨伐行动时，关东军发表声明说：“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⑤，以表示对何应钦的支持，达到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的目的，以便火中取栗。17日，日本开始向上海、汉口增派海军陆战队，同时命令国内部分舰队、航空队及陆战队进入临战状态。特别是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过去剿共的错误主张，确立了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作战的新国策。日本更加速了全面侵华的军事部署。3月24日，20艘日本军舰来华，拟在青岛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4月份日军的演习、检阅等军事行动更加频繁。2日，北平驻屯军司令检阅当地驻军。8—11日，日本海军特命检阅使、海军大将大角乘高砂号军舰，沿扬子江而上，从上海到汉口检阅海军及其陆战队。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河相调回国任外务省情报部长。16日，日本陆、海、外、藏四相会议制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25日，华北日本驻屯军开始在津郊、平郊及通县等地进行军事演习，妄图以军事讹诈阻止国共谈判成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二、日本新闻舆论界的反应
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向不甘寂寞的日本新闻界，对西安事变更为关注，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宣传报导这一事件，在日本还召开了新闻代表座谈会。其中反响最大的是《朝日新闻》，该报社于12月15、18日连续发表社论，为扩大宣传及粉饰日本的侵略政策摇旗呐喊。在15日的社论中说：“日本希望中国投顺：日本所希望对于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是怎样有具体性，而且是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来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据重新考虑的基础，以再谋问题的解决方法”⑥。并警告南京政府说：“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日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⑦。在18日的社论中，又极力诋毁张学良将军说：“张氏的这一举动恐怕不单是旧军人所常有的偶然报私怨的阴谋，而将有更深的意旨吧。以前种种且不论，今后若看见势头不对，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投进赤化的大本营去罢”。进而又说：“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阱……而宜立脚于邻邦协和亲善的大精神上，为民众谋福利起见，从速打开危局，以便获得圆满收束的结果，这可以说完全表现了日本的对华希望”⑧。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及影响是非常担心的，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提出的联共主张是非常惧怕的，并将此作为它入侵中国的最大的威助。所以多次与南京政府协商“防共协定”，作为其“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
除《朝日新闻》这样的媒体外，也有一些新闻界人士能客观地评价西安事变，尽管一些观点上有局限性，但尚能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客观地反映出来。如东京《日日新闻》社东亚课长吉岗文六，在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就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将来》⑨的长篇讲话，他认为：“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是借贷关系。从中原大战开始，张学良就是蒋介石的贷主。由于张学良的借助，蒋介石才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的28万军队，一举确立了自己的政权。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张学良收复失地，反而调去剿共，使东北军迁徙流离，才产生了如此的局面”。他提出：“如果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死亡，那么接替蒋的可能会是汪精卫，但由于汪人气不佳，而中央实权又掌握在孙科、冯玉祥手中，所以即便汪上台也没有统治实力”。另外在中国分裂也是行不通的。“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叛乱后，又在英美的支持下进行了币制改革，虽然广西领导人曾考虑与蒋分裂，但由于纸币是中央发的，所以不能与中央分手，否则广西将产生经济骚乱”。由此，他认为：“蒋介石即使死亡，国民党的中央政权仍不会发生根本动摇”。15日，日本《东洋经济新报》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多为学者、实业家、记者及国会议员等有影响的人物。会议在通报了西安事变的一些情况后，普遍认为：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国内外大政全由军人操纵，日本一般国民对中国的认识很茫然。5年来，日本最大的退步是舆论的消沉，民力的脆弱。最近爆发的西安事变，东京、大阪的新闻消息极为错综复杂，其中大部分是错误的。目前，世界舆论对日本记者成绩的评价降到零点。《朝日新闻》记者太田宇之助说：“现在的言论机关、政党机关、学者等了解中国的人没有权力，他们是弱者。只有这些人团结起来才会有能力，使日本民众有新的看法，有好的效果，才能从现在起重新认识中国”⑩。太田宇之助的讲话，一方面体现了日本民众一定的反战情绪及对日本侵略行为的不满，另一方面反映了西安事变在日本不同的反响。
三、各种调查、情报机构的活动
为使日本决策机构全面了解西安事变及中国的各方面的情况，为实施大陆政策服务，日本驻华各调查情报机构十分活跃。其中充当侵华急先峰，并以侵略和掠夺为一切活动目的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年)，由总裁室弘报课负责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课长大岛重雄于1937年1月30日作出了《西安事变的经济影响与中国币制的重要性》的综合情报(秘)(11)，此材料共35页，八部分。其内容有：第一、序说；第二、西安事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汇兑市场、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公债市场分析)；第三、中国当局对事变的态度；第四、外国银行的态度与英国银行的支持；第五，西安事变与中国各地经济界(1.香港、广东方面的情况，2.天津方面的情况，3.青岛方面的情况)；第六、西安事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第七、通过币制看中国经济的强度；第八、结论。全文通过对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的调查分析，认为受西安事变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日本，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货不稳，但仅限于12月12—14日间，不像外国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其根据是：1.国民政府采取了适当的政策；2.西安形势的发展基本上是“打算第一”，“妥协最善”观念起主导作用；3.浙江财阀对本身经济、金融机构的自信，以及浙江财阀与南京政权的结合今后会日益加强。为此得出结论是：日本要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现存政治思想、经济的变化。因为，此事实将影响日本的命运。
另外，以专门从事对中国、满洲、台湾、朝鲜及其他东洋诸国有关学术、经济调查活动的东洋协会调查部，于1937年1月28日也作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全貌》(12)的调查，并写出85页、16个问题的调查资料。其内容为：一、绪言；二、西安事变的一般经过；三、西安事变突发前蒋介石的活动；四、蒋介石的心理与张学良兵变的原因(1.关于国内统一，2.关于国家防卫，3.关于中日交涉，4.关于内蒙古问题)；五、关于陕西甘肃方面的红军现状；六、西北军、东北军与中央讨伐军的兵力布署；七、蒋介石遇难的状况；八、中国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响；九、蒋介石返还南京；十、蒋介石的辞任及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挽留；十一、回到南京后的张学良；十二、张学良的处分；十三、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十四、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置；十五、西安事变的影响与中国经济的前途；十六、日本对中国的新认识。资料在结论中说：人们应特别关注中国人民、知识青年中爱国情绪的高涨及抗日意识的显著增长，此点是热衷于调整日中关系的人们今后所必须注意的。
同年5月，东洋协会又发出了《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的动态》(13)调查资料，共58页。主要内容为：一、序言；二、西安事变后红军的状态(兵力、驻地、领导人情况)；三、中央与红军妥协后的状态；四、红军的现状；五、徐向前麾下第二集团军的消息；六、陕西省解放区一般状况；七、中国苏区政府的内情。……及国共妥协实情、国民政府与广西派的合作等15个问题。据资料记载：1937年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驻苏联代表王明和第三国际代表携密令经外蒙到达延安。第三国际指令中国共产党：(1)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区建立国民党承认的人民战线，并在表面上不要与苏联发生直接关系；(2)在中国北部黄河以西的潼关与紫荆关之间建立国民政府承认的根据地人民政权，要争取得到蒋介石部下的同情。由周恩来负责，在上海、汉口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另外，材料还记载了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及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分别于1937年2月、4月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有关事宜。国民党提出的方案大致内容有6条：(1)红军改编，其装备、编制与中央军同样。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师长由红军任命，副师长由国民政府任命。(2)改编费用由南京政府全额支给。(3)改编后红军驻地在绥远、陕西、甘肃境内。(4)政治方面南京提出四条要求，主要是中止与中央政府的对立行为等。(5)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6)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应以旅游的名义去苏联，有要紧事再回来。此后4月16日，周恩来乘飞机由西安专程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并提出了书面的谈判条件。蒋阅后不得不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自己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于没有选出干部……”(14)终于使国共合作谈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此外，资料还介绍了红军总指挥朱德、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朱德夫人甘桂珍，左翼女作家丁玲，以及蒋经国从苏联归国等情况。足见日本调查机构调查面之广，内容之详，反映之快，为日本决策机构提供了全面了解中国动态必要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历史进一步证明：不论日本侵略者施以何种手段，都无法阻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法阻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法阻挡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命运。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只要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作者单位：辽宁省档案馆，沈阳；邮编：110032)
①关东芝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385页。
②关东芝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385页。
③西北大学、西安地质学院、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74页。
④[日]《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⑤《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⑥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219页。
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19—220页。
⑧《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20页。
⑨此资料为日文，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⑩[日]东洋协会调查部：《西安事变全貌》，1937年1月，第77页。
(11)此资料为日文，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12)此资料为日文，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13)此资料为日文，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180—181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