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新闻报导看西安事变
[日]石井 明
一、序言
中国的日本研究专家李兆忠最近在谈到如何理解日本问题时，他主张：
所谓真实地了解日本，就是敞开一切人为的遮蔽，全面地、完整地、不带成见地审察日本①。
在谈到中国人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理解时，他指出：
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人们总是相信：日本人民是反战的，好战的只是统治者，好像这场战争是由天皇裕仁和手下几个军国主义狂发动起来的。其实，只要对那段历史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多么的幼稚。试问，要是没有多数国民亢奋高涨的战争热情，战争能打起来吗?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发动的三次对外战争，哪一次不是在国民的狂热拥护、积极响应之下发生的?并不是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但它显得那么微弱②。
“三次对外战争”指的是：第一次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在这些次战争中，煽动日本国民的“狂热拥护”情绪，将日本国民推向战场的是日本的新闻界。
本稿旨在分析日本新闻界对西安事变及1936年当时中国情况的报导的基础上，探讨日本新闻报导的问题点。
二、先行研究的介绍
西安事变发生时，日本的新闻界是如何对当时的情况进行报导的?至今为止，川口翠子、市古宙三、中村义、许育铭等人做过此方面的研究。
川口翠子的研究指出：西安事变发生的翌日，日本的各报纸辟出大量篇幅，甚至发行号外对此事件进行报导、解说。她尤其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当时《朝日新闻》的报导情况。12月13日的《朝日新闻》的报导内容为：近3000名陕西军在西安发生叛乱，蒋介石的住所被张学良等人袭击，张学良等提出“立刻恢复容共政策，即刻积极对抗日本对我国领土和行政权的侵害”的要求。但此间并没有具体报导张的八大纲领的内容。
同日的号外写到：“这些要求的最大的意图是，强化扩大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战线，通过抗日人民战线派的导入强行改组国民政府。”同时号外还报导了蒋介石被害及张学良的私怨等。
《朝日新闻》此后的报导将兴趣主要集中在蒋介石的生死问题上。直到蒋的安全得到确认的19日。此间的报导内容多为：杨虎城军再举反旗拥护蒋介石，中国财界为防混乱利用蒋安全说(实际上国民党内部已确认蒋已死亡)，蒋介石亲信部队伪装逃出西安，西安电台称15日蒋已被害。对此类报导，川口持批判态度③。
市古宙三在分析《朝日新闻》后指出：关于“兵谏”的原因，《朝》的报导压倒多数地认为是张学良受“赤化”了的东北军的下层士兵的唆使。同时，《朝》的报导也未忽视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积极对张开展联共抗日说服工作的情况。尤其是对西安事变起因的报导，市古称《朝》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的报导几乎完全正确。但市古又指出，对事变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朝》却未加报导④
中村义的分析着重于1937年1月《中央公论》上刊登的《张学良政变的意义——支那社会矛盾的爆发》一文。这是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在接到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的12月13日写的。中村称这篇尾崎论文对蒋介石的安否、事变的前景、事变的意义的论断都是最正确的⑤。
许育铭的研究就西安事变发生时的日本官方的态度和舆论界的反应进行了分析。在分析日本舆论界反应时，他主要关注的是尾崎的观点。他指出：尾崎在抗日统一的观点上，所做的大胆的预测，与其他“支那通”的结论大为不同。他还指出：相对尾崎的见解，其他的“支那通”除多认为蒋介石已不在人世外，对于中国今后的局势多持悲观看法⑥。
三、1936年日本新闻界对中国的报导
除尾崎秀实以外，为什么所有的新闻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导都不甚贴切?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日本新闻界是如何报导中国情况的⑦。
1936年夏中国的抗日运动高涨。8月24日，成都发生了日本记者被袭击的成都事件。当时，日本强烈要求开放满洲事变后关闭的成都总领馆，中国对此极力反对。8月26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导了此事件。
以成都总领馆的重新开放为契机，奔赴成都视察同省各方面情况的我社特派员渡边三郎，上海每日的深川经二，满铁事务所的田中武夫，汉口日本商人濑户尚一行四人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在成都遭袭击，二人被杀，二人重伤。重伤者现被四川省办公署收容，生命垂危。渡边氏一行九日同去成都总领馆赴任途中的岩井英一同船，十七日抵重庆。岩井氏因当地政府的阻止成都之行未成。渡边氏另外三人以普通游客身份，取得四川省内的护照，于二十一日由重庆赴成都，并下榻于成都大川旅馆。
由于除遇害四人之外当地无日本人居住，事件的详细情况尚不清楚。据悉，二十四日下午六时，数千名群众在成都小城公园集会，反对成都总领馆重新开放。会后，群众蜂拥至渡边等人下榻的大川旅馆，闯入一行人的房间，杀害了拼死抵抗的二人，并将其他二人打至重伤。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成都民众情绪高昂，时局不稳，市内各处枪声不断。到二十三日早，民众多次袭击旅馆，当地政府无制止倾向，事态恶化。
27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有关成都事件的社论。社论在指出“日本游客被暴徒袭击，中日两国间再加新纷争，甚是遗憾”的同时，强调追究中国当局者的责任。
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大为震惊。代外交部长张群从外地紧急归京后，正式向我方道歉，并展开对被害者的善后处理工作。另一方面，在成都当地，公安局长以下人员全部被免职。正式取得支那方面的护照，以正当的身份旅行的我善良的国民，由于支那政府未予尽力保护，成为暴动分子的牺牲品。责任完全在支那政府一边。国民政府应尽诚意解决此事件。四川省居长江上游，排外情绪严重，多次进行排日运动。以前，日清汽船的云阳号在重庆江面行驶时，沿岸住民以日本经济侵略为理由举行反对示威，致使云阳号江中陷入困境进退两难。另有消息盛传共产党介入此次事件，其目的是在中日两国间挑起纷争，将国民政府置于尴尬境地。虽近期共产党无行动迹象，但在背后进行扰乱活动也不是不可能。即使这样，支那当局应付的责任丝毫没有减轻。
对日本政府应采取的措施，社论指出：
鉴于事态重大，我方应首先弄清事件真相，然后采取必要的措施。现停泊于重庆的炮舰保津号应担负起保护居住于当地的我国国民的责任，并视事态发展采取必要行动。
日本政府也很重视成都事件，8月28日的内阁会议讨论了对应政策。8月29日的《大阪朝日新闻》晚报报导：内阁会议决定有关此事件的处理由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全权负责。
关于成都邦人遇害事件，二十八日的定例内阁会议上，有田外相根据外务省现掌握的情报说明了事件的经纬。之后指出：“帝国政府对事件的处理，眼下应采取的措施是请我派出机构进行现地调查，待取得最终报告后再做决定。但像犯人的处罚，赔偿等一般对外国人遇难的处理措施之外，有必要制定更根本的对策。”外务当局表示了强硬的态度。
定例内阁会议后的十一时陆、海、外三大臣召开会议，探讨有关部门成都事件处理问题。三大臣互相交换了各自掌握的情报及意见，也同样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三大臣一致认为，此次事件不可作为地方问题局部解决，而应作为两国中央政府间的问题究其根本，彻底解决。同时确认今后三大臣加强联系，共同商讨具体办法积极行动扑灭在支排日运动，从根本上调整日支关系。大约一小时后散会。
《大阪朝日新闻》报导了在中日本人对事件的反应。
成都事件中，渡边、深川两人被杀，濑户氏重伤无法行动，田中氏依然生命垂危。从此可看出支那暴徒的暴虐。但是，支那方面有关事件的报导缺乏诚意，多数支那报纸虚构事实指责日本方面意欲扩大事件。随着事件全貌的逐渐明朗，我派出机构及当地日本人情绪激昂，纷纷商议对策。二十八日上海新闻记者各俱乐部晚集会制定万全之策。
成都事件后的9月3日在广东省北海市又发生了日本商人被杀事件。这就是北海事件。9月9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以“第二成都事件发生”为大标题报导了此事件。
据在海南岛经营贸易公司的胜间田洋行八日给香港总领事馆的电报称，住在广东省西南部北海的药种商中野顺三氏(50)被支那人杀害。中野氏三十年前以香港丸一药房名义出店，在北海从事药的生意。
《东京朝日新闻》指出北海事件背后的一九路军的存在。
犯人是旧一九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民众团体。三日，旧一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以检阅抗日军的名义到达北海，旧一九路军将士为此举行民族英雄大欢迎会。会后，在同军的煽动下，北海各界民众举行抗日游行，高喊对日宣战布告奔走街头。暴徒像是早有计划袭击中野药房。一行人到达药房门前，一拥而上破窗闯入室内，将受惊的中野氏从室内拖出，暴打后杀害。之后砸坏店铺，抢走药品及贵重物品。其暴虐程度实在令人发指。
9月1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导了政府对北海事件的对策。陆军省的矶谷军务局长、海军省的丰田军务局长、外务省的桑岛东亚局长商议后达成一致意见，追究国民政府的责任，采取强硬政策。同时，海军为调查现地情况将嵯峨号军舰派往北海。有关陆军的活动，《东京朝日新闻》的报导如下：
紧随成都事件后北海事件的发生，使陆军陷入极度的紧张状况。随着原因、背景的彻底调查的展开，陆军已对善后处理方针作出重大决议。绝对支持海军的强硬政策，陆海军联合担负起保护当地日本人及确保我国权益的责任。陆军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完全辜负了川越大使赴任时提示的北支问题的解决、日支邦交的调整的愿望，日支关系全面恶化。成都事件很明显是南京政府策划的抗日运动。由于这些不祥事件的接连发生，从根本上恢复日支邦交的问题，首先由蒋介石的态度如何来决定。对蒋介石今后的行动动向应予以特别关注。
9月17日的《读卖新闻》晚刊以“如若再不反省，坚持采取强硬手段”为标题，报导了日本政府派出机构严重警告中国的方针。
一七日早十时，在日本总领官邸召开了的由川越大使、佐藤、喜多两武官参加的三省紧急会议，商讨的结果：川越大使于当日下午四时会见张群外交部长，警告国民政府对北海事件的处理如继续现在的无诚意状态，扰乱日本政府的调查活动，日本政府将断然采取实际行动，要求国民政府尽快采取措施。
正当满洲事件的五周年的9月18日，中日两国军队在北京近郊的丰台发生冲突。9月19日的《读卖新闻》报导：“十八日下午六时，在丰台附近演习完毕归营途中的日军和当地宋哲元第29军发生冲突。住在丰台的日军立即出动，包围了支那军，事态严重。”有关冲突的理由，《读》报导：日本兵演习完毕途经丰台的中国兵驻地时，中国兵殴打日军将校的骑乘马，并殴打看护马的士兵。《读卖新闻》还追踪当日乘火车经过丰台的乘客。据乘客反映日中两军呈高度戒备状态，虽没动用武力，但杀气沉沉。在1936年9月的阶段，日中两国之间已出现了类似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的情况。
《读》在9月22日的晚刊对此事件做了连续报导。
以二十日中午十二时为期限，丰台及其附近的二十九军的撤退的协定到二十一日早依然没有被执行。这是支那方面严重的背信行为。而且，签定协议的负责人第三十七师的副师长许长林翻然否认协定的存在。对此，日本当局极度愤怒，将于二十一日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所谓“排日恐怖事件”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19日汉口总领馆的巡查被杀，这就是汉口事件。9月22日的《读卖新闻》晚刊报导了日本政府的对应情况。
成都、北海两事件之后发生的此次汉口事件，虽支那政府责任重大，但南京政府未有任何诚意，双方交涉停顿，在支那的日本人处于极度的不安状态。因此，永野海相于二十一日早九时紧急召见长谷川次官、岛田军令部次长、丰田军务局长、近藤军令部第一部长，经商议决定从内地增派兵力去上海，以保护当地的日本人。
《读》这样分析向上海增派海军兵力的原因：
由于上海特别陆战队的若干部队被派往汉口，为万无一失的保护当地日本人，有必要增强上海特别陆战队的力量。
日本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认为“排日恐怖事件”蔓延中国各地，并有急速增加的趋势。站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日本为了自卫队的必要，派遣海军兵力，增大第3舰队的警备力量。
9月23日发生了上海的第3舰队特别陆战队队员在市内被枪杀事件，1死2伤。上海水兵被杀事件被日本各报纸大肆报导。《东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甚至出号外报导此事件。
9月24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写到：接连发生的抗日恐怖事件将我方逼迫至做出最后决定的关头，时局处于一触即发的重大危机之中。
日中两国政府为缓解事态，10月8日，川越大使和蒋介石举行了会谈。10月9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导了川越、蒋会谈后日本大使馆发表的声明。
川越大使于八日上午十时同蒋院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蒋院长对成都事件及接连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希望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同时，蒋院长表示希望今后两国站在互让平等的立场上，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对此，川越大使指出成都事件及接二连三发生的不祥事件并不是单纯的伤害事件，它给日支两国的邦交关系带来巨大影响，为此，希望国民政府尽快诚意解决这些事件。同时期待为了东亚大局，两国能向着共同目标相互协助，调整关系，保证东亚和平。蒋院长对此表示赞成。
《东京朝日新闻》同时报导了中国方面发表的蒋介石的主张。
着眼东亚大局，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特别有必要。我方主张保持领土完整，尊重主权和行政完整。中日间的一切问题应在尊重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绝对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慎重磋商。这样，邦交的调整一定会取得圆满结果。
随后，张群外交部长和川越大使之间就未解决问题继续进行交涉。10月22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以“重要交涉停顿，尽力促其反省”为标题，指责交涉无进展，同时对中国方面的态度进行了报导。
重要的北支及共问题未见任何进展。对北支问题，中国坚决主张保持主权、行政完整、互惠平等，没有迹象表明会简单地接收(受)我方的要求；关于防共问题，只承认其必要性，但对我方提出的具体办法有相当大的异议。
日本的报纸从10月11日接连刊登中国各地抗日活动激化的情况。10月3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以大标题“太原事态急迫，当地日本人极度危险”报导了山西的抗日活动。
山西省内的抗日气势依然强烈。被抗日热潮鼓动的士兵和巡警组成的特别巡查队横行市内，抗日宣传画满街飞扬。二十九日太原首次举行抗日游行。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极度危险。二十余名避难我公馆，馆门紧闭。
11月13日的《大阪朝日新闻》报导了上海的日本纺织工厂工人罢工的情况。
上海的日本人纺织工厂工人的罢工至十二日达到高潮，上午大康和公大两工厂也被卷入纷争，工人出勤人数巨减，工厂不得已关闭。约占在华纺织市场三分之一的上海纺织工厂现处于停业状态。
《大阪朝日新闻》认为这场罢工会转化为抗日运动。
十二日下午两时到五时二千余职工在同租界东部接壤，租界外的黄兴路首次举行争议团大会，救国会的沈钧儒及著名律师史良女士出席大会并发表煽动性演说。情绪高扬的女职工代表也登台演说。争议大会已完全变成了排日抗日大会。最后，以大家同唱救国会歌结束。
11月18日《大阪朝日新闻》指出，上海发生的罢工事件的背后，有中国共产党的煽动。并报导了海军陆战队紧急出动的消息。
因丰田纺织工厂的罢工活动有转化成暴动的迹象，工厂方面已停止工作，遣散职工。但职工团体至下午十时并未解散。滞留工厂门前的工人和镇压的工部局员和公安职员隔河对峙，情况极不稳定。其情景让人想起1925年五三○事件。从罢工的经过及作法来看，完全可以推断有共产党在背后策划。现陆战队队员在工厂内实行森严戒备，但和工部局员及公安对峙的职工依然未有撤离迹象。罢工朝着更险恶的方向发展。为对付这种局面，陆战队决定增派队员加强警戒，现陆战队员分乘数台卡车奔赴工厂。
11月绥远事件发生。所谓绥远事件是，以反对蒋介石为名，11月策划让内蒙古军进攻绥远时，关东军惨败给同省主席傅作义领导的军队，由于内蒙古军士兵的叛乱，日本士官被杀。这是满洲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军队首次打败日本军队。顿时民众沸腾，国民政府气势高涨。
11月19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发社论指出绥远问题的重要性。社论是这样报导中国军队的行动的。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大同的赵承绶骑兵司令会集平地泉，指挥战斗。支那方面对绥东问题反应过敏，担心支那的北边再次沦丧在蒙古军的铁蹄下。从这次战斗爆发以来，支那军队各方面纷纷奔走支援前线，各地也正开展募集活动。傅作义就像马占山一样被奉为民族英雄。
《大阪朝日新闻》同时报导了南京政府的反应。
在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傅作义背后的南京政府的最近的态度。蒋介石置日支重要会议于不顾，十七、八日在浙江省的杭州召开杭州会议，十月二十四日在陕西省西安召开西安军事会议，十月三十一日在河南洛阳召开洛阳会议，昨天又有消息传蒋已进入太原。正如大家所知，以上这些会议的重要议题无疑是北支问题。西安、洛阳两会议几乎召集了所有北支将领，傅作义出席了这两次会议，直接接收(受)蒋的指令。虽南京政府一致重申这些会议主要是商讨讨伐共产党军队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对日抗战的设想下，企图联合北方诸势力。另一方面，有消息说中央军的二十个师被调往北支。从这些事实不难想象傅作义态度的坚决。
由于这次事件的发生，日中交涉触礁，川越、张群会谈停止。《大阪朝日新闻》对日中交涉的停止表示遗憾，同时主张：
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日中间的重大交涉暂时停止，给交涉的前景投下阴影，这是不争的事实。最近支那方面的态度强硬，不仅就北支、防共两问题不听从我方的主张，甚至连已达成共识的诸问题，在具体方案作成时强加阻挠，可以想象这是绥东问题的进展造成的。不仅如此，借绥东问题大肆发挥，重新在全国掀起抗日热潮，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我们在痛感更全面地调整日支关系的急迫性的同时，认为地方性的问题局部解决是最贤明的方法。
在川越、张群交涉过程中，面对日本的强硬要求，中国方面要求否认华北侵略的既成事实，废除塘沽、上海停战协定，取消冀东政权，解散察哈尔傀儡军。这是中国方面从未坚持的原则立场。但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交涉完全中断。
11月21日的《读卖新闻》以“蒋介石轻视日本”为题，报导了蒋介石近日回到南京，求见川越大使的消息。有关蒋介石一改过去逃避的态度，求见川越大使的理由，《读》指出两点原因：一是随着绥远问题的紧迫，国内的抗日运动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二是蒋介石已在国内建立了稳固的政权。
蒋介石通过杭州、西安、洛阳、太原、济南会议的连续召开，已建立了稳固的对日防御堡垒，对北支和绥远问题也有了十足的信心和把握。现在要清算前次同川越大使会谈时的不明了的态度，是妥协还是决裂，明确其行动方针。支那方面的有识之士这样分析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一、赞成共同防共，但主张限制在一定的地区，包括连接绥远省的五原、包头沿线及平绥线以北以东的地区。并且，这些地区内的防共具体方案以尊重支那的主权为根本原则，有关具体方案和行动，将来设置日支防共委员会，由此负责执行。二、北支经济提携也要以主权尊重为根本原则。三、如日本政府不赞成一、二两项，立即停止交涉，停止交涉会使日支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日本政府内部的对支那政策并不统一，使之很难对支那施加压力。这点不用担心。四、绥远形势继续恶化的话，将派中央军进入绥远地区，一气呵成进行讨伐。日本曾明言绥远问题是纯粹的国内问题，不会插手干涉。我们决不容日本干涉中央军的武力讨伐。五、绥远的事态进一步恶化的话，韩复榘、宋哲元不免会出现动摇，因此要严密注意日本对两军的行动动向。六、现在全国掀起的绥远省救援的民众运动，一旦南京下令，立刻会转变成抗日运动。
但是，11月27日关东军发表谈话，称赞蒙古军队的行动为“防共自卫的不得已的手段”，同时发表了不能默认“赤祸”的重大决议。谈话内容登载在11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
日满两国作为皇道国家，断不允许共产主义的侵入，在确立东洋和平的基础上，对东洋各国特别是支那赤化工作给予极大关心是日本一贯不变的国策。但是南京政府惯用“远交近攻”的手法，最近置日本的劝告不顾，同俄国内通，将防共转化为容共政策。结果，中国共产党及外国诸赤化煽动势力大增，威胁着东洋的和平。这次内蒙古军的悍然奋起实际上是要从中国共产党及与之勾结的军阀的重压下解脱，是防共自卫的不得已的手段。其目的与日满两国的国策一致。关东军甚是关心内蒙古军队的行动，希望其取得成功。同时，万一同满洲接壤的地区因战乱影响事件频发殃及满洲国，或赤化事态在支那全国扩大的话，关东军在认为适当的时候采取措施。
这样，日中邦交的调整完全陷入僵局。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大阪朝日新闻》以“支那的挑战性态度”为标题，报导了11日中国外交部对前一天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声明的“反驳”。
“反驳”要求日本如果想恢复中国人的对日感情，首先应消除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诸因素。
在日本外务省的声明中，要求我方承诺根绝一切排日活动及改订排日教科书。支那政府在过去的谈话里曾再三指出，我国政府尽力促成邦交和睦，这是我国的一贯方针。但是，人民的感情受环境的影响，所以，要恢复国民的对日感情，必须首先消除伤害感情的诸因素。否则，即使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民众，也不会取得期待的效果。关于取缔排日教科书问题，支那方面没有所谓的排日教科书，教育部内设有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倘若有不正确、污辱性的记事，或是带挑衅的言论，决不会通过审查。但是，教科书中记述历史事实是完全正当的，不允许干涉。
同时，中国政府的声明主张：
日本外务省声明说万一在支日本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威胁，或是在支权益遭到侵害，日本将采取临时的必要措施。但是，支那方面没有损害任何日本的合法权益，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根据国际惯例予以适当的保护，只是国民政府断然不允许任何外国以任何借口在支那领土内进行一切非法活动，所以政府将以适当的方法予以取缔。
日本方面将“不允许一切自卫措施”，理解为“极端不逊的暴言”。
四、结论
1936年1月，岗田启介内阁决定“北支处理纲要”，确定以分离华北5省为国策。岗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倒台。其后任广田弘毅内阁策划“第2次北支处理纲要”，再次确认了华北分离政策。5月，支那派遣军从2100人增至5000人。
就这样，日本通过既成事实的手段不断地扩大势力范围。从以上我们看到，一旦发生所谓的“抗日恐怖”事件，日本政府就以自卫为借口增派军队。当时日本将以保护“在支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增派军队看成是“自卫权的发动”，却没有意识到“自卫权的发动”唤醒了中国人民为自卫而战的情绪。相反，日本的新闻媒体激烈地指责“抗日恐怖”事件，将反对日本的民众骂成“暴徒”，指责南京政府没有诚意。
因此，正如在“序言”中指出的，对西安事变内含的政治意义，当然，日本的新闻界是无法理解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同在“序言”里提到的尾崎秀实(当时是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写了《张学良政变的意义——支那社会内部矛盾的爆发》，登载在12月22日发售的《中央公论》1937年1月号。尾崎认为西安事件的背后有苏联人在策划，同期待蒋介石失势的日本政、军、外交当局的意见相反，他断定：
从表面上看西安事变对日本来说是件正合适宜的事，但绝对不是这样。真正的问题更深更广。当今支那的抗日意识已深刻到了连东北的大军阀张学良也被卷进来的程度。
尾崎认为：西安事变不是一场突发事件，是“现代支那社会特有的矛盾的明显的表现”。“支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日本所谓大陆政策的方向”从本质上不相容。尾崎的中国观的根本在于“从民族运动的方向看明天的中国”的想法。尾崎在岩波书店的宣传杂志《图书》1938年10月上发表过《支那理解之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尾崎指出了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浅薄和不成熟。他主张，为了具体把握半封建地半殖民的中国社会，特别有必要正确理解中国的民族运动。尾崎秀实的弟弟，尾崎秀树在《图书》1988年8月号介绍了《支那理解之路》，他指出，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缺乏对中国社会民族运动的性质的研究。⑧
从中国民族运动的角度来考察西安事变，这类研究在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存在。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进出的策略并未被修正。尾崎执笔写《支那理解之路》一文时，卢沟桥事变已爆发，日中开始了全面战争。
(作者单位：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东京；邮编：153—8902)
①李兆忠：《回答一种简单的误解》，《国际知识》2000年第8期。
②李兆忠：《回答一种简单的误解》，《国际知识》2000年第8期。
③川口翠子：《日中战争和我国的新闻界》。冈田丈夫、香内三郎、竹内实翻译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转机》(太平洋出版社1973年)一书中，冈田丈夫在解题论文里介绍了川口的研究。《西》一书的原著为James M.Bertram，Crisis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1937。
④市古宙三：《西安事变和(东京朝日新闻)》，1985年度科学研究补助研究成果报告书《对近现代中国的新闻报导的研究》，1986年3月。
⑤中村义：《西安事变和日本的对应——尾崎秀实的周边》，今井清一、藤井升三编《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
⑥许育铭：《西安事变时期日本的舆论》，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台北)第19辑，1997年8月。
⑦以下的新闻记事引自《新闻集成 昭和史的证言》第10卷《天下大乱：2·26事件》(本帮书籍株式会社 1984年)。当时的新闻报导称中国为“支那”。
⑧尾崎秀树是这样记述哥哥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的：“他不是泛讲空想理论，而是贴近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加深对其现实的理解。这是尾崎一直实践过来的方法。他作为朝日新闻社的上海特派员，从1928年到1932年住在上海。在上海亲身体验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动荡时期，看到了一个动态的中国，所以他无法默视日本的停滞于古典式的、落后现实的中国观。从民族运动看中国的明天，是他5年里在中国生活体验的沉积。”《图书》1988年10月号，第7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