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何应钦的角色定位
郑正伟
何应钦被人们长期以来指责为亲日派；是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魁；是涉嫌武力征伐，阴谋炸死蒋中正，在南京编导所谓“戏中有戏”的头面人物。但从现在发现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来看，这类指责，缺乏有力的证据，而且人为地把侵华日军的意图和国民党武力讨伐派联系了起来，使国民党武力讨伐行动蒙上了亲日内战的政治色彩，把武力讨伐的初衷和由武力讨伐将要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没有对比分析。从西安事变迅速和平解决的结果来看，上述指责是不公允的，它缺乏实事求是的历史基础。
先从一段论述说起。杨树标先生在《蒋介石传》中这样写道：“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古傀垒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①而张魁堂先生的《张学良传》②中关于西安事变何应钦之态度的证论几乎与之出自一个模式。差不多所有国内出版的有关西安事变的著作，当谈到南京政府问题时，基本上与上述观点相同，只不过在文字的组织方面有所差异。但并不是没有例外。
美国的埃米莉·哈恩所著《宋氏家族》在何应钦问题上就保持了低调，没有断然作出何应钦是亲日派、其坚持武力讨伐的目的在于代蒋而立的结论③。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以及被人们广泛采用的寓居在巴西的西安事变当事人李金洲先生的《西安事变亲历记》④，均没有何应钦武力讨伐、企图挑起内战这样的措辞。是不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差异?我认为不管从何种角度去审视这一事件，有一点必须遵循，那就是实事求是。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应该立即作出什么反响?作为军事长官的何应钦应该表什么态?这一切均决定于他们对西安事变情况了解的程度。事变当日，将消息迅速反馈给南京中央政府的是洛阳军分委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此人当日两次急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朱培德，称：“西安事变发生，真相不明。”“委座在西安，在潼尚不明了。”“委座行动，深可顾虑。”建议中央快速处置决策，并先行“通知万军长(耀煌)，由咸阳回军西安，协同樊(崧甫)军听候命令；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候命；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并处置。”并特请何应钦飞往洛阳坐镇指挥，恳求中央电劝“汉公严束所部，顾全国家所祷”⑤。与此同时，张学良也于当日发电给孔祥熙，再三申明，扣蒋是因蒋“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为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并发自内心地电告：“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⑥张、杨并联名电告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唐生智，以及川省主席刘湘等人，详尽陈述了发动事变的基本见解。作为国民党中枢机构的负责人，在接到来自事变参与者与驻守地方的军事要员的电告后，虽然对事变的情况未知全底，但也应有一定的了解。更何况从1936年12月12日到13日，孔祥熙、冯玉祥均曾电告张学良：“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望能“保护介公，绝无危险。”⑦就连拥兵自重的阎锡山在这样重大的事变面前，也一反往日沉稳的神态，12月13日电告国民党中央：“西安变起非常，我军自当协力共维大计。”⑧
在高层官员频频电促张、杨保蒋安全，和平解决事变之时，南京的军队却在何应钦的调遣之下积极准备武力讨伐，而在主张武力讨伐的一些人中，多数系黄埔系的骨干，即所谓蒋之嫡系，他们中无论是在南京力行社总部的邓文仪、贺衷寒、桂永清、戴笠等人，还是在西北带兵的胡宗南、关麟征等人，均为蒋的命运担心，并对张、杨发动事变非常愤慨。这些靠蒋介石一手提携的人物有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蒋是他们政治升迁的靠山。就在12月14日，胡宗南、黄杰、李默庵、孙元良、贺衷寒、邓文仪等共275名青年将领，“代表全体十万余同学”发出《忠告张学良电》与《告袍泽书》，认为蒋“为我全国惟一领袖，亦我国家生存所托命，”⑨竭力要求国民党中央武力征伐张、杨。这些人正是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的基础。更何况，作为军政部长，如果真的站在主和派一边，不主张讨伐，一旦蒋回到南京，怪罪下来，何当然明白结局是什么。何应钦跟随蒋多年，对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思想不是不知道，在张、杨与蒋的政治天平上，他作为军人，在政治投向上绝不愿走错棋。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他对蒋的绝对忠诚。而蒋介石也希望军队能给张、杨以军事压力，以证明中央是有力量的。这种心态在蒋得知中央军飞机轰炸西安周边时，就已经显露了出来。如蒋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极速也。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4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⑩这说明南京政府激进派所采取的武力征伐是合乎蒋介石的心意的。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军界人员，尤其是少壮派军官对张、杨的激愤也是存在的。这一点下边一段史料可为佐证。“蒋委员长二十五日飞抵洛阳，在军分校住宿一宵，次日方飞返南京。……当委座飞机降落洛阳时，恐青年军官及军校学生，对张副司令不利。据闻曾先召祝绍周氏登机，面谕令其负责保护张副司令之安全，如有差池惟他是问，并令传谕，如有伤害张氏行动者，军法从事。”(11)这足以说明中央军中反张的情绪。如此说来，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并非他一意孤行，他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他深知蒋的为人处事，军事讨伐合乎蒋独裁者的心理；二是政府内有多数人主张迅速抉择，武力征伐；三是黄埔系军官与军校生力主讨伐。三个方面所形成的不容忽视的讨伐力量，何不是看不到。当然对何个人的作用也不能低估，这一点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重笔描述。从历史上看，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长官意志，惟上是从的政风，使少数人控制着政局。对于这种政权特征也是应该考虑的。何应钦敢于当宋美龄的面跋扈，正是这种军人政治的基本写照。
我们从孔祥熙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还可以看出，主张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事变在当时的南京政府里被认为是对“叛贼”过于宽容的举动，为多数人所不能理解，甚至高层人士与张杨电文的频频磋商，也被视为与叛逆相通，有失政府威信。孔祥熙旅居美国纽约时仍发出这样的叹息：“当变初起，中央同人颇有语余尚与汉卿虎城电讯往返，太觉巽弱者，余不为动。”(12)可见武力征伐派力量之大。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武力征伐派为什么很快被和平协商派所取代了呢?我从李金洲的回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学良逼蒋抗日，不杀蒋这是西安事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张学良胸襟坦荡，以国为重，才使蒋得以生还。而蒋的存在又使得武力征伐派何应钦一干人在得到蒋的命令之后只能服从。事实上，何应钦是听蒋的话的，而使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的仅仅是蒋的一纸手谕：“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停止。”(13)南京政府军事讨伐张、杨的方式实际上很快的中止了，和平协商派的努力基本实现了。宋氏兄妹、端纳等人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斡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李金洲先生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李认为：“委座之能化险为夷，安然回家，全国舆论与人心之所向，虽有影响，而实际则为委座之伟大人格所自救也。先后到陕之端纳顾问，蒋夫人及宋子文氏，不过略尽斡旋之责而已。”(14)这显然是有意贬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把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西安事变。
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资料分析可知，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中央采取了各种稳定全国大局的行动，“鉴因此而影响市面治安，金融或起波动，即召上海市长吴铁成，警备司令杨虎及沪市银钱业商会领袖到寓，告以所闻，嘱各宜镇静维持治安”(15)；调动军队布防；南京政府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加强中枢领导，勿使政府机构因事变而引起混乱；了解与告知美英苏日诸国的态度及政府对事变处理的措施等等。尤其是国民党中枢人事紧急变动：行政院归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会由五人增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虽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特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令其“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这就证明：军事讨伐虽有争执，却合乎当时的情势；何应钦成为讨逆军总司令是政府决定；而当时有明显亲日倾向的，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并没有占到多数，况且与会者，包括纪录员在内，共42人，真正后来叛国投日之卖国者只有陈璧君、陈公博等人。何应钦要控制政治委员会恐怕还为时尚早。事变5天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武力讨伐，但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大纲却在12月20日公布，而25日蒋已安抵洛阳，26日已回到南京。于是，何应钦的讨逆军总司令的头衔也就自然掉落，用他们的话说，这也不失政府的面子。
西安事变，国共二度合作，何应钦始终在抗日的营垒里边，并没有滑向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营垒，这也是事头。然而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却大胆地下了断语：“黄埔系和CC派过分亲日，一致认为应当由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将军取代国防部长何应钦。”(16)据说此书遭蒋宋家族的诋毁，也可能是书的基调靠左了吧!
我们从何应钦欢迎蒋安全归来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何应钦确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他反对抗日联共的主张，一切都听命于蒋介石。“我们对待这次西安的事件，要一切遵照领袖的意旨，听凭领袖的处置，不可照我们个人的闻听所及，随便批评，随便指摘。”(17)何应钦不是地方实力派，没有自己的地盘和雄厚的兵力称雄一方，因而他担心对张、杨的宽容可能会造成地方实力派势力的上升，从而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主张武力讨伐，实施西安周边轰炸，实际上增大了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紧迫感。
从何应钦政治生涯来看，他任军政部长之职一直到1944年11月。抗战结束后1946年5月任重庆行营主任，1948年3月任国防部长，去台后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可见蒋与何的关系非同一般。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即使蒋死，何也不能取代。何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但实际权力弱，根本不是国民党元老和汪精卫、胡汉民、阎锡山、李宗仁等的对手。
总之，以往指责何应钦主战张、杨，讨好日本，置蒋于死地，而后取而代之之谈，显失证据。何应钦在西安事变解决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历史地说，何应钦是蒋介石忠实的走卒，是蒋介石政策的坚决执行者，他主张武力讨伐张、杨，是从自身的职责出发的。而当事变迅速和平解决之后，他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也是他所扮演角色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政史系；邮编：741001)
①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②张魁堂：《张学良传》，北京东方出版社。
③[美]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李豫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④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82年7月1日再版。
⑤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11月版，第156页。
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第156—230页。
⑦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第156—230页。
⑧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第156—230页。
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第156—230页。
⑩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11)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页。
(12)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114页。
(13)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114页。
(14)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114页。
(15)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114页。
(16)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澳门星光书店1985年版，第262—263页。
(17)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第216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