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虎城与寇遐交往再论杨虎城的惜才与重教
周英
杨虎城出生于清朝末年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在他十岁时，父亲曾送他到本村私塾就读。后终因贫困所迫，中途辍学。他十三岁时，便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镇的饭铺里当童工。
由于只读了两年私塾，这给他以后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带来很大困难。纵观杨虎城的一生，无论是打富济贫，反清抗暴、参加辛亥革命的实践，还是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制度接触中，他深切地体会到“社会上的事理论不通，办法便要发生困难”。认识到“人类生存竞争，唯一的工具就是知识”。因而他不仅采用各种方式学习文化，而且广泛结交知识分子，邀请他们到其所属部队、政府机关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他重视知识和人才，才使他的下属西北军各部从辛亥革命后林立于陕西的各种武装力量不断较量中脱颖而出。
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政。他曾说：要改变陕西的面貌，成就一番事业，没有知识是不行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行的。懂得科学家、专家在建设中的作用。所以他对知识分子、有才干的人士十分尊重和关怀。他致电各方，敦请本省在外的有识之士“憣然归来，理我陕政。”
寇遐与杨虎城同乡，父亲早逝，家境贫寒，由寡母抚养长大。1906年考入西安师范学堂选科，不久即加入同盟会，是当时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寇遐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活动。历任国民党农商总长、陕西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寇遐先生多才多艺，擅长金石书画和收藏，喜绘兰草，收藏古籍，酷爱秦腔艺术并对其有一定研究。他的书法最为知名，精于隶书及北碑。
寇遐一生留下的书法作品不少，有《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祭滇军将士文》(石刻)和井勿幕、杨虎城、李仪祉、王建等人的墓碑，西安的“人民大厦”、“止园”，蒲城县的“胜利台”题额等。建国前西安大街上的字号匾额，多为寇遐书写。为杨虎城母亲写的多扇寿屏，现存蒲城杨家故居。
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政，因与寇遐是同乡，又慕其名，故特邀请他回陕协助工作。寇由京回陕后，任陕西省政府委员。为妥善安置寇遐家属，杨虎城特派人为寇遐在西半截巷购置了一院住房，并派十七路军招待所的牛振河到北平接回寇夫人及其子女。从此，牛振河就被派到寇家，专门照顾寇遐。
在寇遐任省政府委员期间，他对某些人利用职权大发私财的事极为不满，曾多次向杨谈及此事，要杨严加处理。消息传出，得罪不少人。有人劝他，省府这么大，杨手下这么多人，弄几个钱算什么，你还是少管为妙。寇则回答：虎城这么远把我叫回来，我不能不提醒朋友。因此，树敌不少。一次，在谈到修马路给老百姓乱摊派时，他同冯钦哉争执起来，寇遐恼怒之中，用茶碗向冯摔去，冯差点受伤，因此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不久，寇遐的委员被免去。1932年，杨虎城又聘请寇遐为陕西省政府高级顾问。
因寇遐对书法、金石造诣颇深，一九三四年在杨虎城的支持下，组织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寇任会长，并与学会同仁编辑出版了《西京金石书画集》。在创刊引言中指出：“由历史研求，而促进现代文化，由艺术熏陶而振起民族精神，斯则是编最大之使命，实亦同人最后之目的。”此刊物虽因各种原因只出了5期，但它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正如邵力子、杨虎城在题词中说的那样，真正起到了“发扬国光，张大秦风”，“阐扬国粹学海”的作用。
1935年，张学良奉蒋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剿共”，蒋又分别密令张、杨互相监视。后来，杨对此有所察觉。因寇在北平时和张原有交往，杨便委托他居间联络，以消除误解，增进友谊。在以后张杨二人的合作中，寇遐曾起过积极作用。西安事变即将发生时，杨几乎每天都出入寇家，事变发生后，杨即委托寇遐夫妇去看望邵力子及其夫人，以安定局势。邵力子在1966年《西安事变追忆》一文中写道：“张学良到西安后，杨常邀他于假日或晚间到寇家谈叙，我也时常参加。寇当然不予闻张、杨密谋，但对时局有相当的注意和了解。他对我透露了一个消息，张派飞机去延安，迎接中共重要人物来西安，商谈迫蒋抗日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而应予希望的消息”。从邵力子先生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寇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奔走，协助杨虎城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杨虎城将军自幼失学，读书甚少，但他很尊重文人。寇遐成名早，杨虎城从仰幕、结识到信任，关系及其密切。在西安，他常去寇家，同寇遐谈论(研讨)历史方面的知识，有些军政大事也和寇遐商谈。
寇遐性格直爽、善言辩、重气节。当年杨曾在西安九府街(今青年路)修建一所寓所。李元鼎为其题名：“止园”，取“止戈为武”与“知止不殆”之意，请寇遐亲书隶体匾额。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保安处长张坤生，请寇遐在“止”字上重新加一横，改为“正园”，以讨好名为“中正”的蒋介石。寇当即答到：“名是老朋友起的，字是老朋友让写的，现在老朋友不在，我怎么能随便改呢!”予以谢绝。在日常生活中，杨虎城公私宴请，必有寇遐参加。杨外出回来，常给寇遐送礼物。杨虎城不幸遇害后，寇遐在悼词中曾生动地描述了两人的亲密交往：“……对饮衡诸将，怜贫馈一枝……。”此中堂挽联真迹(现存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寇来陕前，在京无官无爵，只是一介文人，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杨在对其它知识分子的态度亦然如此，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礼贤下士，做到团结，信任和放手使用。
在他主持陕政的人事安排上，充分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对高级知识分子李仪祉、杨叔吉等专家特别尊重，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即使他们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时十分尖锐，他也能够虚心听取，从不摆官架子。杨虎城凭着他对人的一片赤诚之心，使众多的有识之士在他的麾下兢兢业业的工作，所以他主政陕西的三年，是民国以来陕西政治安定，经济文化方面建设最有成效的三年。
1932年由杨虎城捐资，杨茂三发起在他的家乡建起了一所名为“蒲城县甘北初级模范小学”。1935年改校名为“蒲城县甘北私立培民小学”。杨虎城每年斥资培民小学，增建校舍，购买图书，扩大招生名额。从最初建校的学生五十余名，教员三人，仅设初级部三班。到民国三十七年，在校学生已增至二百多名。从《培民小学简史》上记载可知，学校曾办得有声有色。全校师生相亲相爱，精诚团结，向校董杨虎城所订的目标前进。所谓“大众化、平民化、家庭化、父子化、亲友化”“教到、学到、做到”。潜移默化，以完成其在校天真儿童“人格教育”。本着这些校训，学校曾参加了蒲城县举办的各种活动，如运动会、演讲赛、书画大赛、高年级学生成绩考试，并每每有人获奖，取得好成绩。
杨虎城被囚后，仍念念不忘此校的兴衰，在给其胞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弟所办的学校在困窘无法可以变产，不要消极、因为那是弟多年的心血”。从建校之日到1948年，学校共毕业学生14期300余名。这只是杨虎城在陕西所办众多学校中的一所。
初来陕西主政，面对教育经费奇缺，教育层次底，学校稀少，乡村尤甚等几个问题，他十分痛心。认为文化教育的凋弊，是陕西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之一。
“首先全力筹措和保障教育经费专款专用”。这也是他办好陕西教育所采取的一个最具实质性的措施，是促进陕西教育事来从未有过的一件大事。他还认为“陕西教育落后的原因，固然是交通不便，而主要者，是经费常被挪用，教育费无着落”。所以他决定“今后把教育经费令其完全独立……且要陆续增加，使教育能日行发展”。与此同时，他由自己做起，决定压缩经费，拨出专款做为教育基金，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专款的保管与使用。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辛亥革命20年来教育资金七折八扣，教师工资长期拖欠不发等情况。解决了教师生计之忧，调动了广大教师立志兴学的积极性。
杨虎城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他也梦想着实现孙中山设想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蓝图，人人都应该终身接受教育，通过教育学会管理国家的本领。成为国家的主人翁，所以办教育是国家当政者的主要任务。早在靖国军时期，他率部驻防榆林，即筹款“在安定三边设立小学五所，在宁条梁设立中学一所，在汉蒙杂居地设立蒙汉小学一所”。得到当地人民地称赞。1926年在坚守西安的极其艰苦条件下，他不仅支持城内各校照常上课，而且还举办了暑期学校。他一面对省立各中学进行扩充，在一些学校增设班次，扩大招生名额，使在校学生增加，陕西的教育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创办学校。1934年，他自己出钱并幕捐，在蒲城创办了“尧山中学”。并亲自过问校长的人选，教师的聘请，校舍的建设，图书的采购，教具的配置，可谓苦心孤诣。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1935年他又在该校建起了一所图书馆，是按北京图书馆的设计图纸，委托上海建筑公司施工建成。并命名为“勿幕图书馆”，藏有从上海，天津购得的大量书籍。设施之先进和藏书之多，在全省各中等学校中尚属第一流。
在创办尧山中学前后，杨虎城还在蒲城创办了尧山、孙镇等几所小学。由于经历过幼年家贫而辍学的痛苦，所以他非常关心穷苦人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规定凡因家贫而无力上学者，由学校供给费用。他还支持西安回族人冯瑞生的要求，在西安创办了第一所公办的回民完全小学——省立第一实验小学。
创办高等教育，也是杨虎城多年奔走之事。由于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尚无一所正式的高等院校。杨任陕西省主席后，曾多次要求南京政府在西北设立一所大学。鉴于西北人民以农牧业生活为主的特点，培养农牧人才更是当务之急。1934年4月，我国西北第一所农业高等学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成立。1935年改名西北农学院。即西北农业大学的前身。今天，武功县(西北农学院所在地)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农业科学城”。
为了培养高等专门人才，杨接受陕西省政府委员、教育家李柏龄的建议，选送一批进步学生出国深造，接受高等教育，为此设有专款。王炳南、郭则沉、亢心载等人就是这一时期被派往国外学习。杨对出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非常关心，鼓励留日学生“加倍努力学习”。西安事变后，在被迫出国考察途径巴黎时，听说旅欧学生生活苦，他与随行人员用节省下来的三千余元资助了法德两国的留学生。在他资助的这些留学生中，有许多毕业后回到陕西，从事教育工作，为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谈到杨虎城兴办教育，不能不涉及素质教育这个话题。素质教育所传授和培养的是创造的活力，优异的习性，融会的技巧，生存的智慧，是知识的运用而非知识的灌输。通俗点讲就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的体现。半个世纪前杨将军的教育思想中无不渗透着许多与素质教育相吻合的内容。他曾提出理论联系实际，他重视理论，更重视二者的结合。他在部队举办安边教导队，耀县三民军官学校，步训班等，并常去视察这些单位。1930年12月在教导队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杨曾说：“因为部队所学的技术，大半都是离开事实的，机械式的技术。以后还要切实实验，以求适应，大家务须认清此点”。他教育学员要将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所创办的孙镇小学的门楣上被他建议刻上“教、学、做”三字，以此做为学校的教育方针。1931年4月8日，在视察陕西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时他说：“我是农民出身的一个人，我始终羡慕农家生活，而我刚才看见咸校内就设备有农场、菜园、车马等等。我一看就羡慕起来。我多年来在国内外参观过许多私立学校，没有一个学校像咸校农村化。其中设备如此完美，历史如此长久的，这便是咸校的特色了。”
深尝文化不高苦头的杨虎城对子女的学习要求是严格的。但他反对读死书，闲暇时，常常从书架上抽本小说或散文集，要女儿拯坤读给他听，以考察女儿的阅读能力。他也常常询问女儿除学校作业外还读什么书，如果女儿说是《水浒》或《三国演义》上的片断，他也会高兴的说上一段。如果偶而发现书架上的新书，也会问女儿看过没有、什么意思，讲讲大意。女儿发现父亲对于新的杂志，小说很有兴趣。看起来是在督促孩子，实际他自己也想了解了解。杨虎城被囚期间给胞弟杨茂三的一封信中提到儿子拯中时说：“拯中读书尚好，他能自修，喜欢研究植物，常跑到山中采许多标本，做书中有趣的实验。但兄自愧不能尽教育之责，只好让他性之所近，向那自然科学方面发展”。
他对炮兵官兵说过：“近年来学术发达，军事学也日新月异。前十年之新，前五年时认为陈腐，即前五年之新，到现在也成为旧的了”。尊重知识，虚心好学，不断接受新鲜事物，这是杨虎城跟上时代的一个原因。
杨虎城农民出身，原先文化水平较低，但他一生都与知识分子、与知识结缘。正是由于他刻苦学习，不断实践，使自己从一个旧的军事将领成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军政领袖。从30年代开始，在他的关怀和重视下，陕西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所创办的许多学校，不仅在解放前，即使到了今天，仍在培养着一批批投身于国家事业的专门人才。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抚今追昔，杨将军这种关心教育，兴资办学，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的精神，无不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周英，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员)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